天安门广场的流民们自住进位于大兴的流民公房后，个个都变了个样儿。他们不再脏，不再形容畏缩，也不再见人只说“命不好。”“这辈子就这样了。”
　　在他们中间我做过统计：除了年岁大的，凡四十岁以下，二十多人里有十八个曾经是在少先队旗下宣过誓“时刻准备着，做共产主义接班人！”；有两个曾经是人民公社生产队干部（其中王文忠已暴病而死）；有四位当年曾是村或乡级劳动模范，一个是农业学大寨的妇女标兵；还有一个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住怀柔舟桥连战士（曾获五好战士名誉）……而在近三十多年里，他们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修建京九铁路国家占地补偿款被村级干部侵吞，无地而致贫；因为少时遇暴致残，长成后遭众人歧视无工可做后流落街头；上访之路漫漫终遭不测，案未血人却丧魂街头成女乞；23年前春夏之交赴京贩菜遇广场事，永定门车站无人卸菜致菜蔬腐烂背债八万藏匿京城至今春暴死流民公房……说到老徐，就要展开来说了。
　　老徐，徐继承，山东人，身材却小。上回说到老徐“永远期望着捡拾废品而晋升富人”。并非妄语，他就真的是那么做了。按诗人的说法“理想永远在向勤奋的人儿招手”。对老徐来说，理想的小手是招了又招，可财富的理想谁想过？老徐当然知道捡拾废品至多糊口。又怎能真的就招呼得了还在上大学的女儿呢？
　　2008年春节的时候，一次我召集流民聚餐，想询问一下他们的私人情况。那是为对流民进行家访所做的准备。因为有个消息泄露，引发多了个流民对总统老王的嫉妒，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通过网友筹集到部分资金。我以这笔善款为本和老王商量。准备去他老家已经废弃的邯郸峰峰煤矿考察。事先的计划是用这笔资金在那里承包养牛场。但凡成功，则可把流民公房的劳力尽数迁至，以养牛为生，兼做副业。虽然资金还有缺口，但看当时社会的热情，想来这个念想是可以的。何况我的几个朋友愿做资金垫底儿……事情还在筹划中，却怎么惹到了其他流民呢？
　　原来，我和老王的愿望仅只是一厢情愿。20余口流民各有各的理想。老王回老家养牛没什么可说，那不证明所有的流民就都同意。有的有案在身，家中冤者早晚期盼北京来的好消息；也有恋北京的繁华，厌恶了重回乡下如见噩梦；马蕊华老太太年已七十，又经不起如此跨省迁徙，何况又牵挂着河南老家的卧床残疾老伴儿；王允还年轻，20浪荡岁儿吊着个残腿，说养牛我又做不了什么，还不如留在北京，华灯下自有一份踏实……
　　也真怪我的考虑缺欠周全，一旦方案做起来，那不摧毁已有的公房安宁才叫怪了。
　　老徐在人群里总是神秘兮兮。这时候也唯有他站了出来，提出了一条建设性意见：老张，你只要支援我一笔钱，至多五万，我可以白手起家，就在南小街儿开个电动（助力）车代理商店，连卖兼修，我可以保证带三个穷弟兄……
　　我没有答应老徐的“合理化建议”，流民们谁也不知道社会来款的艰难。后来我们用那笔钱也做了些力所能及而又惠及大家的事情。比如买了三辆公用板儿车，为两个流民支起一个修鞋摊儿，为张先平和老闵办起了旧书摊儿，为全体流民做了次体检等，这是另话……
　　流民老徐的理想似乎从来没有过实现。
　　老徐永远是个神秘人。他从不对我说起自己的来历。我就他的流浪生涯曾问起和他在流民公房同居一室的难友。据介绍老徐性格倔强，遇事不求他人。他在山东的老家里有老伴儿，女儿则在青岛大学读书。十多年前发誓外出打工，遭遇却多舛，最终一事无成。他曾对流民们说：挣不到钱，无脸回家。老天不开眼，就是让这个不求人的人被迫两次求到了我。一次是开电动车铺子的事，一次是为女儿大学毕业找工作的事情。记得为此我在博客里向社会发出过请求……
　　几天前，消息传来，老徐再次重返前门。重返前门的老徐是两眼几乎瞎掉的老徐，经我这几天最新了解，老徐患了白内障。
　　今天老王打来电话，得知老徐夜里住在前门东侧老火车站前的2号地下通道里。白天，老徐靠在果皮箱子里摸索着捡拾饮料瓶子卖钱为生。我叫老王带老徐会流民公房居住，老徐回说不好意思了，再说每天回广场捡瓶子往返大兴南小街儿还得乘高速公交，又丢四块钱。北京的饮料瓶子收购价现在是小瓶一毛，大瓶四毛。这对老徐来讲显然不合性价比。
　　此刻我远距北京千里之外。我希望曾经参与过救助北京天安门广场流民的八百善士动作动作，还有看到本文的北京朋友在路过前门东侧地下通道时稍许给予老徐以关心。那里现在每晚上留宿着二三十位无家可归人。北京警察对他们现在倒是宽松，据说警察现在执行上级的重要指示，对流民“厚德、包容”，词儿还挺文气。可是流民们只要填饱肚子。

【延伸阅读】《唉，流民》2012-05-21

　　写毕《非官方杂志<视野>的事前事后》上篇，就不知道如何去写下篇了，实在是想说的太多，头绪却纷杂。后来就凭了经验：写不出不写，回头再杀个回马枪，果然就有感觉。今天就把这个“就有”给记下来，也顾不上什么条理、体裁和章法了。
　　关于《视野》标志（LOGO）的出现：LOGO对我来说是陌生的，直到《视野》结束许多年后，我开始从事广告业的时候才忽然想到了拓在《视野》封面左下角的那个小窗户形状的印记。
　　在《视野》第三期十六页的“视野信箱”栏目里，刊登了一封署名H.A.E，来自兰州的信，日期是1979年1月8日。“我的一位同学曾经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一次他无意间在《泰晤士报》上发现了一条被被检察官漏检的新闻，这是一条关于中国国情的报道：中国就像一座封闭得只有一扇小窗的房子。当然里面挤满了人，而拥在仅有的小窗前的，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踮起脚尖拼命想通过小窗向外望望。但这种企图只要被卫兵一发现，那么这些人就将被打入小屋的最底层，使他们永远也见不到亮光。”
　　写信的是个女孩子。实际上在《视野》筹备期间她就得到了消息，并且给我讲述了那只小窗的故事，我受到启发并且着手制作那只小窗。
　　小窗的图案比较简单，但是那些“拥在仅有的小窗前的”的知识分子着实让我犯难。我是用一条废旧自行车内胎剖开展平代替印章材料的。先在内胎上用圆珠笔描摹出窗户的图案。也试图在那小窗口里画上几位“知识分子”的形象，无奈空间太小。用模拟木刻刀法在柔软的橡胶上刻画，也许画得出，但却很难剪出。后来就放弃了“知识分子”。然后我用剪刀像剪窗花一样对图案进行镂空处理，这个过程还算简单。后来我把“窗花”小心地钉在一块木头上，蘸上印刷油墨就可以拓印了。《视野》的名称记得是和当时的诗人，现在的画家陈克雄商量后决定的。刊物名称的制作也和那只小窗一样。歪歪扭扭，意味着自认为稚嫩的娃娃体，那是我活生生把个正常的字体反复“歪曲”才形成。
　　女孩子的信里写道“当我看到那个顽皮的小男孩趴在墙上向外望的时候，《泰晤士报》的那段报道就自然的被想起了。好可怜的孩子，经过了多少斗争，才有权利爬上这墙头呀！现在我也希望我像那个小男孩一样爬上墙头向外望望，那种精神盲人的生活我是过够了，那扇打开的小窗户给了人一种美好的感觉，尽管小，还让人对它充满了希望。”
　　七十年代末，物质生活尚嫌贫乏。当个体经济尚未起步，国有经济又只是小心翼翼地停留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口号之上时，社会经济整体呈观望态，待拨乱反正状。很多人不能忘记的是那个由“上海金星牌”9英寸小电视到12寸日立黑白电视机，到18寸彩电的出现，再到追捧21寸直遥的漫长而令全民焦心的日子；曾经制造飞机大炮的国防工厂开始用航空材料打造合金铝单速自行车、民用单缸洗衣机、家用电风扇……；制造过坦克大炮和炮弹的国防保密工厂纷纷改产坦克技术民用化的50CC轻骑摩托车、三轮板车……人们相遇问得最多的是“政策会不会变哪？”结论又多是“看看再说最好！”也就是那个年代中央正着手两件大事，一是号召全国人民吃西餐，还有一件就是以外科手术般的动作和态度突击制造简化字，据说是发现了实现现代化的障碍。因为还没有计算机照排技术，全国的报社、印刷厂排版车间纷纷大换铅字块儿。这些都在《视野》的几期里出现（虽然只是蜡板刻印/见图示一）。古城西安的传统文化优势再次发扬。和我发小的有后来成为王朝闻文革后的开山弟子，有当年后因为《西安现代艺术展》而出山的诗人、现代派画家，现任中央的王岐山也在西安的小酒馆里和一帮民间自由思想者侃侃而谈其哲学、其艺术、其国际政治……
　　那是80年代激情与理想年代的前奏，一切在未知中，却又似全然于掌骨之间，纵论天下兴亡国家大事，却从来无须畏惧之虞。没有一个群体在思想上甘于寂寞，也没有谁因为缺失了新的观念而显得迂腐。直到三十年后在与清华教授郭玉华交谈“公民社会”话题时，郭教授还不时怀念及那学术思想空前自由的年代……
　　女孩子在致《视野》的信里说“我喜欢它是因为这些作品的作者是像我一般大的一群青年人，这使人振奋。我认为自己是小人物，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但正向欧阳平说的，如果全国每个人都站出来讲真话，那该是怎样一种局面呢！这些作者敢于写出这些东西，就证明他们是勇敢的，是面对现实，并且是相信自己，相信人的力量的……”[《视野》第三期16页]
　　我和这个充满激情的信的作者早失联系，三十年后，我们现在或许天各一方，也或许近在咫尺。天若感应，想来我们都会同声一个感慨：那个时代是曾有过么，在中国？那个渴望说真话的女孩子后来有了真话的机会么？你在信里生动描述的那些“拥在仅有的小窗前的，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最终获得了的又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一切都重归于原点！只是变幻而成一个用财富武装到牙齿的怪兽。一个缺乏民主，只有专制，缺乏精神，只有银元的国度。它是当今世界之热点，也当之无愧成为全世界的担忧！
　　事实上，我们当年那些热血青年们，正在为我们当年的事情还债。我们都重新成为《视野》上的那个“好可怜的孩子”。“经过了多少斗争，才有权利爬上这墙头呀！”现在的我们何尝不是视野小男孩儿的境遇，我们不是又整整齐齐地站在了一个叫做GFW的墙里了吗？
　　我想到蔡翔（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观点：（八十年代）亲历者对八十年代的叙述都放大了一面，过于迎合自己内心的某些需要，谈的是如何辉煌，如何激情，如何先知先觉，省略了很多东西，缺乏反思。
　　也正是在此“缺乏反思”的瞬间，一个伟大的机会被我们错失，难道不是么？请看看，我们现在的起步是何等的超出过去的艰难。
　　从老古董《视野》重读过程，我忽然意识到了我们的处境，因此我将《视野》当做了今日明鉴。
　　怀念那位给《视野》来信的女孩子，你在哪里……

　　北京的警察开始实行“怀柔”，流民不知在哪个警察那儿听来这么一耳朵，他们给我转述时用了这样的词儿：厚德、包容。我问流民这是你们的诠释呢还是他们有如此之说？流民说：就是警察对我们说的。
　　听了上面说法，我不知道如何给流民们表述我的感受。后来我在电话里对他们说：首先要确定的是，这是他们老在变，而不是我们。多少年来，以至几十年来、好几十年来，他们的说法总在变换。就比如这个“厚德、包容”吧，它背后的支撑又是什么呢？显然不是法，没有法为础，当然可以随时变换，随时出台新政，以此显示他们的存在。在我想来，这定然又是某个领导的忽发奇想了。而这一个忽发奇想又必定伴随着走棋策略的需要。所以这个变即有大变的可能，抑或只是小变的需要。但变之同时，法在哪呢？这才是实质。如果你不信，就去问问他们：厚德和包容，源自何法？他们必然会说“这是上头的重要精神。”在中国，领导的讲话往往冠以“重要”，法，则成虚无飘渺。
　　我们当然盼望警察真的就“厚德”了，就“包容”了。长期以来，我们看的多了的是国务院某某部位不断出台的关于什么什么的规定、解释、补充和建议等等。试想想，一部法的实施到位是不是才更重要呢？我们担心领导们只是喝多了、亢奋了、甚至有了贤惠在枕边的吹风了，而所为。
　　不管怎么讲，前门下流浪的流民们的感觉是宽松了许多。
　　现在前门下流民忽然多了起来，不是才多的，是之前被驱逐的。正阳门和毛堂之间的一片广场上，每每武警跑早操喊声震天，据说可以震撼邪恶势力。现在的武警照旧在跑，但跑是跑，流民继续流民，对流民却忽然置若罔闻。流民兴奋地给我打来电话“我们现在卖国旗很放心，效益见涨。”
　　有一天，“总统”王玉海打来电话：张师傅，你猜我看见了谁？老徐！在前门二号地下通道里看见的，他眼睛瞎了，是全瞎，俩眼儿凑近了也只能看见一个影子……
　　五年来，在和流民相处的漫长日子里，我以及我的网友们可以为流民做的事情很多很多，也或许挽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一时，我却不能对他们的生命担当保证。在我目睹他们一个个相继死去时，深感流民的命是如此脆弱。先是北京知青老张病死前门地下道后被收尸队拉走；继而是东北小伙儿宋岭暴病死于东营房过街天桥；内蒙古农民安庆顺中途脱离流民公房誓言独自创业翻身求解放，却后来病倒在大会堂前匍匐前进，说是无颜见公房难友，后死亡；再后来老王头（王文忠）在流民公房晕厥，躺了几天被疑似哮喘送医院直接死掉……我约老王，今年开春同去老王头的河北老家祭坟，据说有乡亲把他埋到了他家地里。我想象中那该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土疙瘩……
　　前门的确宽松了，连老徐也回来了！可是老徐是找到了工作的呀，一家企业的善人把他叫去看门，怎么就……
　　加拿大埃德蒙顿市阿尔伯特大学艺术设计系的教授马克·希格纳[Marc C Siegner]一直在跟踪天安门广场流民。去年第二次来京的时候他带来了他的作品在保利大厦附近的茶馆里我看到了画里的老徐。老徐叫徐继承，一个在天安门广场辛辛苦苦捡拾饮料瓶子，换钱，来支撑在青岛上大学的女儿念书。有一天，女儿和同学来天安门广场旅游，邂逅老徐，惊喜喊道：“徐叔叔……”老徐装没听见。那晚上他对我说：“不能让女儿的同学看见我在干这个。”
　　这两天马克·希格纳又来北京，带来了他的新作。我让他去找流民总统老王。后来老王来电话，说见了意大利教授，教授掏了200元买老王一面价值8毛的小国旗。老王说怎值那个价呢，咱不能要。我说你认了吧，他是对你们尊严的认可。可不是嘛，流民们多少年来坚守广场，完全自食其力！老王不知道马克·希格纳还为许继承画了一幅像[见题图]。当听我说起，就急着要找马克·希格纳，那意思是想把徐继承现在眼瞎了，重回前门在地下道里坐等待毙的事情告诉马克·希格纳。我说算了吧，他只有给钱，带回意大利的却是无尽的悲。我们的事情还得我们解决，尽管你们还在耐心等待政府的决策。
　　厚德、包容的警察不晓得会否有一天让重返贫困的流民徐继承得以包容。德的厚会不会也是三月里来，四月里走。带走漫天芬芳。
　　我现在远离北京，千里之外也只有翻看翻看从前对流民老徐的记录。2008年元旦，首都的流民救助人员和流民大家庭一起吃年饭，唯独没有老徐在场。那天晚上我的记录是——老徐山东人，很勤奋，永远期望着捡拾废品而晋升富人。元旦那天救助队员们和所有流民聚餐，就缺老徐一口。事后才知道那天夜里10点老徐才返回公房，徐说：“饭啥时候都可以吃，我还是抓紧时间多检点东西好。”成为格言。

【老虎庙导读】2010年8月2日，河北廊坊公民陈树花在人民网“E政广场”成功提交建议“请求国家公开治理腐败——把上访问题在网上公开处理”。建议被自动生成编号“5831”。陈树花为此心中暗喜：这意味着代表政府口舌的窗口，从此必须面对“建议”有所回应。即使这个反应令陈树花或喜或忧，但至少说明一场公民与政府间的对话就此开始。不过，陈树花的暗喜为时尚早，在常人看来如此不得不有回声的严峻问题，竟然也适用于“理论上讲”这个普遍适合于中国政治的“习惯解释”。换句话说，“理论上讲”适用于对付任何政府试图回避的问题，即你的建议“理论通，实则不通。”

5831号建议（提案原文）
编号：建议5831号
建议主题：请求国家公开治理腐败——把上访问题在网上公开处理
建议类别：时政类
建议人： 陈树花 政治面貌：群众
提交时间：2010-08-02 13:55:43
内容：
　　温总理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黑恶势力猖獗，维权难、上访难，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的重要话题。受冤的老百姓前仆后继的去上访、闹访，地方官员们不遗余力地去抓访、截访，国家千遍万遍地下令解决上访问题……..可是那各信访部门处的一条条排队候访的长长的“中国龙”的长度，却总在不断地加长着……
　　难道，上访难真得无法解决？本人含冤上访十年血泪史，痛定思痛，求本溯源，认为上访问题并不难解决，操作起来也很简单， 只需把上访问题在网上公开处理就可以了。我们就称其为“网上信访”吧.
　　建议各信访部门都建立公开网站，公开接受投诉。这样，全社会都能随时查看到相关信息。网上处理上访问题，做到如下两个公开：
一 投诉公开
　　上访者投诉的内容、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都在网上公开。
二 处理结果公开
　　对该上访的问题的处理结果在网上公开。
　　倘若如此，上访问题能在网上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谁还胆敢再网上营私舞弊？这样做了岂不是三全齐美？
一 有利于安定的局面和社会的稳定
　　网上信访使受冤的同胞不再从五湖四海都汇到北京（因为在自家的电脑上即可解决问题），这就大大地增强了国都的安定和稳定系数…….
二 增大了上访者的安全系数
　　网上信访，使控告或投诉者无需再外出奔波，也就无需再劳驾地方官员的追捕了，所以上访人被追捕羁押的现象也就成为了零。安全系数也增大到了百分之百。
三 为社会节约大量地人力、物力和财力
　　网上信访能简单明了地处理了上访的问题，为国家和个人节约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敬请国家领导采纳建议，本人代表千千万万受冤的同胞不胜感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老虎庙导读】陈树花5831建议中的“网上信访”无论怎看都属合法、理性、科学和善意的，并极具建设性。然而事实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上如何，而实际操作又如何如何。”仅就5831意见提案之过程就足见前途不好乐观。

1、2010年8月2号13时55分43秒，陈树花在人民网E政广场提交5831号意见提案。针对上报的部门是：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
2、2010年8月10号，陈树花发现针对上报的部门“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的上报意见排序中今年果然唯独缺失了“5831”号（见截图一）
3、2010年8月11号前后“5831”提案曾在人民网首页显示一周左右（见截图二）
4、2010年8月11日人民网告知本提案不置顶的原因在于：关注率、支持率太高
5、2010年8月19日发现5831提案在针对上报部门（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的议政广场部位排行榜里也被消失
6、2010年8月20号人民网再次告知：此提案不符合置顶的规格
7、2010年8月20号和23号人民网告知：此提案漏报的原因是技术问题
8、2012年5月2号提案被屏蔽（截图三）
9、2012年5月3号网友告知签不上名
10、网友告知：回帖顶不上去
（陈树花声明：建议人与杨鸿光老师多次通过电话，觉很善良，本文多次提到他的名字，并无攻击之意，只为客观告知事实。）

【老虎庙导读】当我得知陈树花5831提案一事后，我的第一决定就是登陆人民网，找到该提案并在其后签名，表示我个人的支持。因为我深知签与不签是态度问题，这个不容质疑。但对该提案的前途我并不抱有乐观。陈树花的提案看起来更具理想色彩，而理想往往距离现实又何其遥远。
　　首先，陈树花的提案里始终未能提到问题的关节，也就是症结何在？也难怪，倘若陈案点到死穴，那么提案就连被排序“5831”也不成可能。5831的被“接纳”，以至曾经长达一个星期被推至人民网E政广场首页，恰证明了提案的力度尚不至致命。事实证明，当陈树花见提案一再拖延冷待，继而经陈树花一再穷追猛打，不断通过电话追问原由，致使对方十分尴尬最终采取推责、踢球、将问题淡化，装聋卖傻以至转嫁问题为“技术故障”等，才真正说明了在当今政经环境下的大多问题是没有什么机构可以或者愿意独自盖棺定决的。尤其从10年8月11号，在陈树花拨通了人民网呼叫中心电话（4008100300），要求将此提案恢复置顶时，人民网如是回答道“正因为（5831提案）支持率高、关注率高，才要格外慎重，人民网只是个媒体，要经过多个部门的审核才能决定……”其一语道破天机。
　　我们知道有一句无可指责的名句“稳定大于一切”，而之后还跟着一句则更为著名，那就是非常错误的一句“维稳压倒一切”。后者其错误在于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无所不能。正如执其“法”者所说：维稳就是最大的政治。拿陈树花的5831提案来解读，其焦点不过在于上访疏导的问题。上访乃当今解决矛盾的方法之一，本身并无过错，而过错在于为什么问题不能在基层解决？同样于中国的行政结构如中央、省、市、县、乡，司法亦同。访民的问题往往层层申诉而无果，这正是“维稳压倒一切”导致的恶果。各级政府面对海量矛盾只需一句“维稳”便可大不作为。
　　那么各级政府又为什么如此忠实于“维稳”而不惜打压上访人群呢？据《凤凰周刊》曾经的调查：一旦上访者被国家信访机构接待，登记“入账”（信访登记系统），访民所属省份的领导政绩就要被减分，所属省份也会处以高额罚款。于是这种规定被上令下效，各省、市、县又将这一规定层层分解，依样办理。“信访工作绩效被纳入公务员考核内容，考核排名的结果将直接关系到地方官员的选拔任用。”另如“安徽省凤台县规定：去京上访按国家信访局通报的上访人次计算，1～4人次扣2分；5～10人次扣4分……41人次以上的扣20分；集体上访、重复上访加倍扣分。该县还规定，对当年列入全县信访管理重点单位的，予以通报批评，其党政主要负责领导一年内不得评先、评优；连续两年列入的，责令党政主要负责人作出检查，并在一年内不得提拔。”
　　很显然，那些认为“上头政策是开明的，下面则念歪了经”的好心人并没有看到“正确的上头”将维稳量化为数据进行考核，导致下头在量化基础上更做五花八门的利益挂钩，功力化解释。最终维稳和基层政府人员个人利益成息息相关。这实质上比暗中的贪污还要恶劣。是赤裸裸将人权做成交易，侵犯人权已成明火执仗。
　　陈树花的理想主义只在一个正常的，法制化的国度里才可能成为现实。但不证明我们就可以坐以待毙而不为，理想之国在于无数的陈树花们的发出大声，这一点是必须要清醒的。

【说在前头的】《视野》是我创办于1979年的一份非官方杂志。蜡纸钢板刻写，手工油印。它的诞生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一切都在尝试与探索当中……这是一个我已经讲述过很多次的话题，一件旧事，一个过往，一段尘封已久的……而再次的提起是因为时隔三十四年后，它的主角忽然出现在我的桌面！而之前我的讲述也仅只是自说自话，难有印证。直到有一天，一个失散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告诉我说：“在我的箱底儿躺着它们，你信不？”后来我就看到了它们，真的，在时隔三十三年后，它们竟然鬼使神差般地回到了我的桌面——一字排开的四本《视野》。这对于我，一个三十多年来颠簸流离，居无定所，以至没有家财万贯，更没有可能保留什么人生档案的我来说，真乃大喜过望！

上  篇

　　从第四期《视野》的封底文字中，我记起了我是在一九七九年年底去的北京。在张自忠路东段路南的一个大杂院儿里，坐着表情严峻的三十余人。北岛来晚了，但看得出北岛角色的重要。先到的没有人埋怨，相反，随着北岛的到来，会场立刻安静下来。之前我听一哥们儿透露“今儿有重要决定，待会儿听北岛怎么说。”我和一河北来的哥们儿被当做嘉宾安排在“主席台”上，一左一右，中间坐着北岛。
　　那时候我在西安创办的《视野》出版至第四期。第一期：1978年12月28日印刷，总量50份；第二期：1979年2月8日印刷，总量80份；第三期：1979年3月30日印刷，总量100份；第四期：1979年9月20日印刷，总量80份。说起来很悲剧，在那个没有电脑，更没有照排技术的年代，我还是沿用重庆地下（共）党出版《挺进报》的手段：蜡纸钢板手工刻印。因此每期的印刷量取决于蜡纸能够被油滚子刷印的耐力。第一期因为没有经验，印到第50份时，蜡纸就已经起皱。一份大概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小的杂志《视野》第一期五十份就此诞生。
　　我坐在张自忠路《今天》杂志编辑部召开的特别会议主席台上，心中自有一番忐忑。我是在《视野》出版中遇到意外的时刻，断然发出公开信的，记得公开信的大意是：我们是一团散沙，无法抵御随时可能遭遇的“打击”。我决定停办《视野》，但我珍视围绕在《视野》周围的青年作者以及他们的作品。《视野》停办后，我将负责地把未能出版的第五期手稿悉数送到《今天》，去和北岛合作……
　　我是连夜卷着一大捧杂乱的手稿，登上北去京城之路的。
　　也是在那个时间，1979年的9月27日，北京的黄锐、马德升、曲磊磊、严力、李爽、芒克、王克平、钟阿城、薄云等十余画家在中国美术馆东墙栅栏上悬挂起了他们的作品（图一），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挂在栅栏上的《星星画展》将成为中国自由美术新潮的起步标志。而《视野》的终结版第四期正是出版于《星星画展》之前的七天。
　　首届《星星画展》遭到警察干涉后，仅仅一个月后，据说是因了“交涉”，就于当年11月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再次举行。而第二届《星星画展》则堂而皇之地搬进了中国美术馆三楼，时间是1980年8月。从我把《视野》杂志第五期手稿送至《今天》到第二届《星星画展》，我见证了这个后被中国思想界认为是中国最有希望的的阶段。但此番展览由墙外（栅栏）进而入住（美术馆），却真的不是什么可以炫耀的事情。艾未未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星星”的参与者对体制的依恋，是“小知识分子”情结，是“非常恶劣!”的。的确，这和他们在画展上所主张的现代艺术观念难说吻合。
　　其实，就在北京的《星星画展》大起大落之时，一帮青年在中国两大帝都的另一端古城西安正紧锣密鼓筹备中。
　　1981年3月，《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在西安最繁华的东大街基督教青年会正式展出。在展出的18天里，前来观展的人数达6万余人次。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北京的《星星画展》。后来有美国一位艺术评论家撰文称此展“是当前中国最前卫，最具抽象意味的一次成功展示。”展出俩月后，在中国高层内参《大参考》（1981年5月25日第18628期）上则转载了一篇美报文章《在中国的抽象艺术……》[作者：琼·莱博尔德·科恩/艺术史学家/摄影师]。文章说“西安第一届现代艺术展，上月在西安开幕。西安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中国的传统首都。这个由二十位年轻人——其中有八名是在西安的陕西美术学院学习美术的学生——组成的小组，展出了在中国所展出过的最具抽象的美术作品……”。
　　也就是这届《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上，许多曾是《视野》的作者都参与其间，这是后话。
　　《视野》结束了它的短暂使命，这被认为不是一般的个案，与其同时被勒令停办的还有北大的《未名湖》，还有就是北岛他们的《今天》。
　　那天在北京张自忠路召开的特别会议实际上是一次《今天》告别会。当然，它不是简单意义的屈服。北岛在会议上宣读了《告首都三千名人书》，并要求大家分头发送。我因为家住木樨地22号楼，那上边住了不少文革后“复辟”回城等待安排的“走资派”。我因此自告奋勇，要求担当三十份的分送任务。当我手拿那三十份薄纸时，忽然觉得再执意此刻把我带来的那一捆《视野》第五期手稿交给北岛简直就是多余。遗憾的是，《今天》的“告名人书”我只送出了大约十五份。其中有姚雪垠、萧三、陈永贵、王光美、侯宝林、曹禺等。那也多在这些名人们走出户外，在楼下活动胳膊腿儿的时候。因为同住一楼，父母告诫行动规矩，我自己也觉得不方便去闯门送“书”。
　　据北岛讲，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任重指出《今天》《未名湖》等非官方刊物必须取缔。这迫使追求艺术自由的艺术家们第一次在中国为艺术而上街游行。三十二年后的2010年2月22日，北京正阳艺术区艺术家们集体走上长安街举行维权游行，艾未未首当其冲地走在队伍中，这令我想起他也曾参与三十多年前《星星画展》活动的往事。可以看出围绕着《星星画展》背后的批判在艾未未是由来已久的，他认为“有多少还在针对现实提出问题的艺术家呢？”“讨论‘星星’时代的艺术性问题本身就是个荒诞的问题。艾未未“笃信艺术和政治密不可分，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纯艺术表达问题，‘在某些时候，对艺术表达的争取就是核心问题’”[南方人物周刊/《1979“星星画展”回顾 寻找中国当代艺术的“原点”》]
　　2009年，在北京的一次原西北第一保育小学（这个学校前身是<共>党中央在延安时期的干部子女学校）在京13同学聚会上，我见到了四十年不曾谋面的小学同学陈向东。那时候他已经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他告诉我说：他的箱底儿还保存着几本《视野》。这是我第一次在时隔多年后发现的《视野》原件。只可惜，陈向东始终没能从庞大的家产中翻寻到那对我来说历史性的发现。后来我对此事也就渐渐淡忘。
　　《视野》的初创正值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学术思想界最是开放，最是活跃时期。以《今天》《未名湖》等民间杂志为代表的大量民间自办杂志的出现，似乎只需按照法律申办一份执照便可转为正式或者说是合法。宪法制定的言论自由，出版结社自由也几乎只在弹指之间。谁都相信，事情会是这样顺利发展的。我们也因此在《视野》出版后的第一期，就直接直投递给中央以及陕西省委宣传部以及《人民文学》《青年文学》，陕西作协机关刊物《延河》等。那似乎是在宣示一种思想的意见，表明一些意见不同者的存在。果然，陕西作协就从《视野》上选择了我的一篇小说，发表在《延河》1980年第五期上。据当时我的编辑张沼清说：为了让《延河》跟上开放的形势，选择来自民间刊物的小说属破格。
　　在我们所投送杂志的对象里除了文化单位并没有西安市公安局政保一处（政治保卫处，也就是“国保大队”前身)。但他们不请自到。不久我就被陕西省委宣传部和公安局政保处展开双料侦调……关于这段我不想在此回忆。怎么说呢？那就彷佛是秀才遇到兵，他们并不和你谈论思想，谈的只是对他们对上级的负责。而负责的理由就连他们自己都不知晓，问的急了就只有一句“不能为社会主义抹黑”。那时候还没有“勾结什么势力”一说，只因改革的大门才只有一个门缝儿，国家甚至还没有开放普通公民境外旅游。
　　二○○八年，北岛在海外撰文认为“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没有想象与激情，一个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贫穷的，一个再强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点”
　　而始终生活在中国大陆的《视野》作者们，其生活也发生着巨大的难能自主的变化。而他们唯一继续着的是部分作者已将《视野》的介质转换而为田野，城市街头，民众之间。而和《今天》仍旧共同的则是：他们同样回到了“它最初的起点”
　　一九九0年夏天，《今天》在海外复刊。
　　二0一二年夏天，只出版了四期的《视野》像古董一样神奇地出现在我的桌面……[未完/待续]

　　十九年前，我在圆明园画家村里无数个画家小屋里第一次见到他。在我的记忆里他是“画家村村长”，一个“上海人”。这些信息碎片多少有误，却在我心中驻留至今。2010年，我在回龙观小区再次见到他时，我并不知道这是历史性的重逢，时过境迁，人物两隔，直到记忆碎片拼接起了一个新他。有一天我问他道：您就是当年那个圆明园画家村村长吗？他仿佛没有听到，也没有回答。后来有一次我再次问起，他依然没有回答。
　　近二十年来，当年那个落魄在自由艺术家乌托邦里的“上海画家”如今却已经饱受警控、绑架、劳教……以致成为了一起“人大代表状告警察案”的主角。我后来在他的女儿严隐鸿的博客里看到过那些年的记述：90年代初，身为市人大代表的父亲在圆明园画家村被年轻的艺术家们拥为“村长”。随着那块“净土”知名度的提高，自由安静的艺术生活一去不返。画家村的画展常常被取缔、封锁，画家们时常坐在被封的展厅门口神情沮丧……这一切终于使他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父亲被栽赃报复，押至黑龙江北大荒双河农场劳教两年。轰动一时的“人大代表状告警察案”不了了之，同时，闻名中外的中国第一个艺术区——圆明园画家村也被成功取缔了。[严隐鸿的博客]
　　画家们是被闷罐子火车强行遣送出京的。
　　我并不知晓之后画家们各自东西的经历，尽管其中部分再次从“798”，从“宋庄”冉冉而起。但我终于明白了20年后那个村长为什么选材林昭、张志新创作了在当今看来非常危险的作品。
　　严正学，他始终没有对我捅破那段在他看来或许不堪回首的记忆。
　　我在纪录短片《记忆林昭》里辑录了他以及他做林昭铜塑的一段遭遇。

　　在我的电脑里，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就不断收到署名杜光的邮件。看得出Internet那头是一个昼夜辛勤，耕耘不止的老人。邮件标题或是对时政短评，或是谈历史，评街头政治，更多的时候邮件会将一阶段的短文汇集成“书”，标以《杜光文稿》之类的名目。其中有目录，有页码，甚至文后有仔细的考据和索引，大一小二，ABCD，分门别类。直到有一天，Internet那头的老人顶着一头白发走进我的家门。他对我如是道：接到你的电话，我家里不太方便，想想还是亲自来一趟。老人竟然倒了几趟公交，从北京城西北角的党校赶到了北四环的鸟巢东门，亲临我家陋室。他说：谈公民话题很重要，故此。
　　采访开始前，杜老真的拿出了一本我在邮件里已经很是熟悉的《杜光文稿》自制白皮本。并为我签名共勉——为文当如利剑良药，为人当有铁骨仁心。
　　已经有很多人通过邮件和文稿认识杜光。2010年开始录制的《努力走向公民社会》系列影画演讲录亦有杜光专辑（第17集）。您也许读多了杜光的文字，您也一定感触到过杜老利剑良药的为文。但您不一定知道杜老以其古稀年岁毅然走上街头的铁骨风采。
　　我在纪录短片《记忆林昭》里特别辑录了杜老在便衣丛立的林昭、张志新铜塑落成典礼会场的主题演讲。

　　2010年我第一次认识了甘粹老人。尽管只是一面。采访也不过十分钟。但甘老在结束之时反复邀请我去他家中仔细谈谈。这样的邀请成了我之后近一年里的牵挂。直到2011年，我在他建外的寓所里再次聆听了他对和林昭相处经历的回忆。
　　甘粹谈林昭一时成为热题，我也在之后的多部短片里选择使用了那次访谈。在甘粹的收藏里，有他亲手誊写的也是至今唯一的林昭致《人民日报》万言书手写稿；有独立制片人，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的制作者胡杰为拍摄所做大量案头文字；有收藏着林昭生前大量照片的甘粹家庭相册……等等。
　　我在纪录短片《记忆林昭》里部分辑录了甘粹老人于林昭的的青春相册。

　　关注林昭的事情，在我已有一个阶段。当您看到《记忆林昭》里的知名人物和不知名民众对林昭一如既往的追随、吟颂和赞叹，您还能不为我们身处时代的忧患而一起忧患吗？让我们一起来观看这部小片。

【关于视频】这也是令人尴尬的部分。我们在介绍的东西却不能直接展示于大家。目前能够看到的也只能去youtube。而这个网站的访问是要代理的。现在把地址提供如下，大家采取自己了解的方法去观看吧。特此致歉！

 　　本月20日西安又传爆炸消息：民众宅子被强征，补偿不公当街自焚抗议身亡。
 　　得消息后第二日笔者办事途径自焚事发地：西安市柏树林街附近的兴隆巷。见夜半时分街头仍人来人往驻足观望。
 　　死者家属、同学等纷纷送花圈到现场—— 一座已经完工正在装修的三层商铺门前。笔者见该建筑样式豪华，登陆高阶至门，合金铝门框已经安装完毕，只差上门。却见死者灵堂堵在门前。花圈亦一字排开。有死者弟弟送的，有同学送的。还有附近居民所送。灵堂中是死者生前巨幅照片（见下图一）。路过民众纷纷驻足拍照摄像。
　　和附近居民了解中，得知死者生前刚刚倾其毕生积攒钱财购得该楼地基处原先旧宅。未曾想刚买到手的房屋即遭遇不明方强拆，而事先商定对被拆迁户补偿不遂其愿。商议不成，遂当街自焚抗议，人亦当场死亡。
　　自焚地位于西安市碑林博物馆斜对面，是中外人士频繁往来参观之地。相信市政为保其颜面，一定会不出今夜缴花圈移灵堂，驱散人群。现场观看者议论纷纷，为其死者家属担忧。

以上为现场据称知情者提供，供参考。
稍后微博有进一步信息提供：
其一：@宜琛0825 救救我家人，西安市的领导给媒体打电话不让曝光！市建设局的刘姓领导！有很硬的后台，找黑社会，打人跟踪我家人！要我爸爸给他十万好处费！救救爸！他在急救！很危险！救救我家人（来自新浪微博）
其二：@王爱国管你呢：自焚？您用脚趾头随便想了下，就敢在微博上说，您真成！！！
其三：[#网友即使报#] 今天西安发生一起自焚事件。据自焚者女儿@宜琛0825 说：文昌门里碑林对面停车场开业，为了验收合格要给我家门面房封墙，要不就给他们建设局刘科长10万。他们跟踪我家人，半夜恐吓电话，今早还找黑社会打人，强拆我家门面，导致我爸爸这样。现在我爸在西京医院抢救，希望能得到帮助。

目前微博众说纷纭，以上新闻碎片供参考并将继续补充……

更多图 >>>

　　记录我和周曙光（目前居住台北）的大陆纪录片《High Tech, Low Life》今日十点（北京时间）在美国翠贝卡电影节首映！
　　这是美国导演史蒂夫历时五年往返大陆、台湾以及中国大陆南北方，深入沙漠草原，西部农村等地跟踪我和周曙光所拍摄成果。影片记录了我和周曙光两位被称之为“公民记者”的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这里展示的只是该片的片花，希望早日提供大家看到全片。

　　再次声明：本人一直以来不承认“公民记者”之称，而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公民记录者”。前后两词有天壤之别，因为如今网络“公民记录者”全民皆是，“公民记者”一说不攻自破。我们要记录，我们不要潜在的“行业规范条例”的出台。

相关链接 
http://www.kickstarter.com/projects/1890785039/high-tech-low-life

　　相信“访民”这名词环球唯中国独有（政府够荣光的啦）。做为被访民自称为“中华第57族”的上访人群已经成为一个专用词汇，或者说是“典故”，一种社会现象，我们不得不对其加以研究，而非屏蔽、信息封锁以至视而不见。在此我愿奉献我的一点亲历和见闻。
　　最早出现上访的现象应该是在哪一年呢？通常认为是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的那些年，时间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即1978年底。也就是那一年，我家老爷子被“解放”后赴京任职，我因此也有了一年一次的探亲时间。赴京探亲按说是好事，见亲人，见北京，这在外地人来说，巨大的好奇感、新鲜感，以及开开眼的愿望十分强烈。
　　那时候我们住在林业部机关大院里，每每外出就从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牌子的机关大门经过。年长的北京人大概还记得林业部大门前的模样，也就是现在部门前两旁的商铺位置。1978年那里是两排宣传画廊，隔着画廊里面是机关，外面是花坛，花坛的冬青树高约到腰。花坛和画廊之间一米多宽，长百十来米。令我奇怪的是想去画廊基本不可以，因为画廊和花坛之间有人搭起长长一排算作是帐篷的窝棚，各种材料都有，看起来很乱，窝棚下面有地铺，有被褥，有暖水瓶、茶缸、饭盒，甚至有人还拉起绳索晾晒衣物。唯一印象中没有的是锅灶。显然这些人只做临时打算，并没有长期扎窝的意思。母亲告诉我说：这些人是下面来上访的，旧得走了新的接茬来，前赴后继，没有穷尽。我后来注意到这些上访的似乎很有秩序，一大溜窝棚和冬青树齐头，矮得只能爬进爬出，走和平里大街上看不到他们的窝棚。我和他们聊过，他们说：北京是首都，我们要维护首都的形象，这点我们知道，办完事我们就走。我问过他们，办事顺利吗？他们说事情不是一次就能解决的，但是排队总是有希望的。排到了，问题反映清楚了，我们就回家了。这里毕竟不是久待之地。我认识的派出所片儿警也说：这些人的确可怜，要是没有冤屈，谁愿意这样活着。也有一年发生过激烈行为，一个上访人在林业部大门内广场的老毛塑像前上点火自焚。据家里大人说这事很严重，林业部组织专人专案去做危机处理。后来那人情况不明。问起一些老人当年有人自焚的事情，都说“都那么严重了，能不给解决？”没有人相信事态如此严重，也没有人相信问题依然会拖。说起这些事情还有令人感动的。和那些上访的聊天，得知北京居民时常有人扎堆儿和这些人聊天，听他们倾诉苦衷。往往傍晚时分，那里就有了街头“论坛”。小声地倾诉，动情地描述，就有些人扼腕叹息，叽叽喳喳地出主意。又有市民时不时送衣送药，嘘寒问暖。有的是因为遇了老乡，有的则没有什么关系。
　　排队上访，办事回家，这几乎成为常态，没有听说哪位常年驻守北京不走的。这大概预示了那些年信访机构真的是把自己的工作当做了工作，而非充当部委的缓冲器。
　　上面说的是我见到的，该是在1978年以后。实际上上访由来已久，上溯以至要到文革前的17年间。哪里像现在这样上访已成职业，已成“民族”，已成战争，已成某些人发财的产业，已成血战到底的疆场。而严禁上访则成政府公务员考核的准则，政绩优劣的体现。
　　说上访由来已久，这从中央一些相关会议可以查到。1978年9月全国就有专门的中央信访工作会议。而这样的会议不是一蹴而就，往往常年开，经常开。最著名的一次就是温家宝2003年那次在中央信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那个时期一些访民甚至为中央会议的召开而欢呼雀跃奔走相告。也就是那次会议成为信访工作的一个里程碑。信访不再有访无果，而这个“果”竟然只是一纸文函：收到函、转发函、中央督促地方政府函，其余则“杳无音讯”。信访事件似乎戛然而止于北京的信访机构前。犹如幻梦一样，这场理对事不对的会议精神事实证明是中央递给各信访接待机构的一根拐棍。信访噩梦从此走上无限循环的怪圈，影响深及今天。
　　2010年，我带一位访民去中纪委监察部信访室，亲历了一场令人绝望的上访。
　　门外有约四百人排队，从胡同深处排到接近东四大街。经过两道门卡，一道安检后我们终于走进等候接待的大厅。这时候我们发现在这个大厅里还的排一支更长的队，它的“长”不在人数多寡，而是在跻身这最后走向接待窗口的20多人的队伍中，你将接受的是更令人恐惧的心理上的考验和折磨。
　　大厅里拥挤不堪，有填表的，有为填表四处讨笔的，还有人在絮絮叨叨地给旁人述说自己的事情。声音不大却也足够震撼。而已经排到窗口的人也绝没有什么可乐的心情。窗口里面那个操着京片子答你问题的妇女直接把你搞疯……室内不大，却架着一只完全没有必要的扬声器，这样你的那点儿事儿，比如说是被强奸啦，家族矛盾啦，以及你试图点名某领导，诉说你的目的意图啦等等都被毫无遗漏地公布在喇叭口上，声音在不大的室内回荡，你会感到自己被扒光衣服扔在众目睽睽之下。我问与我同行者作何感想？他说：有的事情不是那么好公开的，有的人性格腼腆，恐怕承受不起如此广庭大众下的暴私、揭秘。喇叭的作用已经明显：在你排在这支最后的队伍中，首先将接受一次心理的洗礼。相信不少人会不自觉地选择欲言又止。待等抵达窗口，除了自己打垮自己外，你也最多领得一纸表格。那几乎是千篇一律的程序必然。有很多访民都收藏有这样不领也罢的纸片子。果不出所料，在窗口肯定得不到答复的人就开始滞留在大厅内大声控诉，这样的人至少有两个。高一声低一声好像吵架……
　　文革后，曾在中宣部信访处担任副处长的马懋如曾经撰文《耀邦同志教我们做人做事》。文字里有过对当年的信访处环境和工作人员的描述：

　　信访处设在部外的一个失修的楼房底层，接待室里仅有一张掉了油漆的乒乓球台子，两张长条板凳，几张旧木椅，一个坐着要陷下去的长沙发；办公室里也只有几张旧桌椅，一部电话机，两个竹皮热水瓶，就此而已。在这里工作的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弱势群体，一批受害者，是血和泪的控诉。那些人哪有钱买信封信纸，不少来信写在废纸上、手纸上、香烟盒的背面或书报的边角空白处……有的信上还留有血、泪的斑痕。不少信件字迹不清，很难辨认。来访者，不少来自边远地区，有的是从监狱或劳改农场出来的，他们中不少人，早已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他们扒火车，或步行数日、十数日，或沿途乞讨，他们身无分文，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含着冤、淌着泪，带着伤痛，怀着极大的希望，来到京城，找中央，找党，找耀邦同志。负责接待的同志怀着很大同情，热情、耐心听取他们的申诉，常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半天，十几个小时，还要作安抚工作，为他们解决食宿，还常常拿出粮票、衣物和钱等，解囊相助。他们常常不能按时下班、吃饭、休息，日以继夜，急来者之所急，办来者之所需，毫无怨言。重要的来信、来访，每日必摘要报送耀邦同志，耀邦同志必及时批示下达。耀邦同志对这里的人和事极为关注，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胡耀邦说：凡是不实之词，不正确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以上不过是三十年来前后一个比照，而这三十年来都做了什么呢？如果说三十年前经济和政治都齐头站立在起跑线上，那么如今经济在跑，而政治呢？却无所事事，止步不前！导致国体重赴积重难返的局面。而上访民众的疯狂增长恰是这个问题的终端反应。据中国社科院2007年对560名进京上访人民的问卷调查评估报告称：有71.05%的上访者认为，新的《信访条例》实施以来，地方各级政府对上访人的打击迫害更为严重；有63.9%的人表示曾因上访被关押和拘留；有18.8%的人表示曾因上访被劳教和判刑。
　　上访问题的研究还将继续，今天先写到此。

　　胡耀邦身边的人说起谁谁谁有了男女关系问题，表情严峻。胡耀邦说：哦，男女本来就有关系嘛！
　　胡耀邦有一次自顾自主张，和秘书发生了争执。之后秘书对胡耀邦说：你应该尊重你身边人的感受。后来那些认为受了委屈的身边人接受了胡耀邦主动前来的道歉。
　　1965年胡耀邦到陕西主持工作时，选择当地人做秘书。地方领导原本“推荐”林牧是为了着重强调这个人成分不太好，是鉴于林牧的才华担心他被中选。没有想到的是胡耀邦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招人嫉妒的人嘛大概有点本事。后来林牧就成了胡耀邦在陕实施超前改革的得力助手。
　　那些年，陕西一时间形成刘胡斗争两阵，干部自觉站队。改革与保守之争，左与右之争十分激烈。那场暗战整整延续到一代人逐渐离世，历时十多年。而后人们这么一琢磨，发现凡是反对过胡耀邦的人却逐步被胡“任人唯贤”。而看似与胡站一个阵营者却似乎没有谁获得胡耀邦的庇荫。而这些曾经和胡站一起者至今不计得失，谈起胡耀邦只有一个“好”字，以至于尊偶像而待之！
　　2007年编撰《日月昭昭——林牧口述》时我记下了许多如上故事。那除了令我终生受益之精神外。还有强烈愿望推荐更广大去读读胡耀邦。今逢胡耀邦逝世23周年纪念日。我特别将我独家掌握的，由学者周勍当年拍摄的十多盘林牧口述实录，用影视方式整理，首次公诸于世。
　　今天发布的是第一集。请观看。

【视频下载地址】提供下载地址（限14天内下载/过期失效/320M）
　http://211.150.66.42/downAttach.do?file=e2eeaff3d4ff00ab9b25d78566a2e7a3
【在线观看地址】（墙） http://youtu.be/BTjhUsAG_-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