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就′98中国汽车飞越长江三峡的有关策划话题有记者采访我。只因此先那记者三番五次地邀我，我不好爽约，却又难以脱身手头事务，于是深感内疚，所以一矣空闲，我便马上设法赴邀。那是平生最认真的一次回答问题。却不想临终出了这样一桩事儿—记者曰（原话）：一般这样大篇幅的文章，我们报社是要收取一定费用的。 我当即提出终止受访。我实在震惊那记者有如此要得的联想。
去年的一天，我到一家晚报的广告科办事，适逢如下一幕：某企业派人到报社广告科送广告设计稿，不知为了内容方面的一个什么问题和广告科的接待人员发生分歧。那广告科的中年男子一怒之下，随手将稿件从五层楼的窗户扔了出去，在场者眼见那企业人员眼盈着泪水，走下五楼，从地上去拣撒落一地的稿件。
这情景罕见吗？不，作广告作久了，多会有如此的经历。“恐报症”（报社）、“恐台症”（电视台），在广告界无异于中国足坛的“恐韩症”。这就真正奇怪了，就拿国外的银行来说吧，惟其积极开拓放贷渠道才是银行发展之宗旨；而媒体致力扩大广告义务中介，才使得报纸广告形成专业化、效用化及低成本化的良性循环。然而一旦到了国内，就非得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不可。
有曲民谣曰：电视台躺着吃，报社坐着吃，广播电台走着吃，广告公司讨着吃。真可谓活脱脱地描绘了现实里的乾坤倒转。几年来，我们的舆论所以反复强调反对有偿新闻；反复地批评媒介越权行事，由此看也并非是空穴来风。1993年，在兰州的一次全国性广告工作会议上，国家工商局某权威人士不无担忧地说：广告代理制的推行不力，从某层意义上讲，已经开始影响了我国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行。
近期，我们眼见的专业性媒介购买公司渐成气候。让媒介“集束”而专业化、细分化、高速化、形成新的服务中介行业，是广告业管理成熟一步的标志。媒介做制作播出的专门；媒介公司做集中与分流的专门；广告公司则做营销推广的专门，其理论上的依据源自于：
报社（包括电视台等）：与新闻密不可分，而新闻与“人咬狗”又紧密关联——这是新闻学学科；广告：与推广传播密不可分，推广传播又与产品自身，与市场态势紧密关联——这是营销学、传播学以及美学、心理学的综合话题。从而在社会关系中生成了一个很是了不起的“生态物链”的矛盾统一。
但我们自身对媒介公司的经营性质就认识偏颇。从而给了“学龄前”的广告从业者又一个新的误导：似乎在一些人的眼里更加坚定了广告主——媒介，媒介——广告主这样一个当然流程。由此而产生的可悲是：媒介需要广告公司的帮衬，又嫌其在中间地带揩油；广告公司宁愿将自己定位于一名匠人，不思进取而买艺求生；广告主则低级钻营，将自己企业的身家性命寄托于熟脸儿、亲戚以及“公关”、酒宴……
说到此，我们不尽想起在当年风起云涌的下海大潮中，那些被挟裹而下的，充满了极其强烈的翻身欲的大众仅只为广告业是一种唾手可得的致富“快捷图标”而为，他们又如何产生过“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使命感呢？这在拨乱反正的非常时期——1979年，尚且允许，也应当让其存在。然而时隔二十年，我们已经走过了“新广告时期”[注] 的弱冠期，是不是仍旧允许如此高新技术产业去心安理得地扮演着“致富代培”的角色，而忘却了“广告”在现代经济领域里应当肩负的“高级链接”的使命，在经济的生命运动体中扮演着一只细胞的本分而又关爱全局。事实是我们很难对现实有一份轻松的欢喜！我们想到：那位广告官员六年前的担忧实在是高瞻远瞩，至今看仍然不无道理。广告业界的庸俗道德观，以及“唯金钱趋使”总是幻演出千奇百怪的新的流行。如此去看，广告水平的现实状况又岂止是“直接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我们的那些管理界的高见又总是超凡脱俗地高出现实一大截而永远学不会实践。致使理论先行，操作乏力。充分表现出眼高手低的恶习。如此发展下去，岂不是助纣为虐。
大家总是在越权行事，在干自己不能胜任的事情。总是看到了别家的生意怎么就那么的好作。试想一下：我们坐在各自的甲位或乙位上，伸展了手去做对方的事情而冷落了自己的本分。那么是不是就有些像一棵大树上挂满了精疲力尽的不能胜任者？
媒体的霸气，广告业的刚愎自用，广告主的一厢情愿，均不足取。一个豁达明智而又灵通的媒介持有者，一个懂市场、富理性而艺术精湛的广告传播者，一个清醒的、善于权衡经济全局之利害关系的广告主，有可能形成一条互为激励，互为生存的“生物链”。反之，这里会酿成一条至少显得无聊的看不见的战线。
[注] 长期来认为1979年是中国广告的开始，似乎广告只是改革开放后的产物。那么本世纪初至1949年，以及“文革”前的十七年广告史岂不形成空白。这种观点在年轻人中较为普遍。其实,除了文革十年,其它时期都是有广告存在的。甚至文革中也不乏"广告”,只不过那是一种另类的广告,出自红色牧师之口的"空泛说教"。但其技术上是也有成功之处的。比如万众齐唤:万岁!万岁!万万岁!就是一种成功的欲望调动……笔者正是在写文著说时往往以 “新广告时期”来划定1979年以来的广告历史。特作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