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着毒水湖，我们把摄像机架在一座沙丘上，湖的对面是自愿前来配合的四队老乡。拍摄很顺利，因为老乡们的“表演”实在是天衣无缝，以至摄像师轻松得看似无所事事。那些天然、不事雕琢、随想随说，手舞足蹈、又完全没有顾忌的言说叫我们深深感动！
　　这中间就有一位妇女。
　　董秀兰，女，年岁66，看面相却不像那岁数。我们说她年轻，她就乐呵呵地笑，又给身边的人大声地招呼：“他们说我年轻……说我年轻……嘿嘿……”
　　董秀兰脸黑，完全是沙漠的造化。自18岁嫁到毛乌素沙漠里来，她给夫家生女7个，后来继续着生，直到第八个造化出了个小子为止。现在膝下那七仙女里最小的孩子也都17了，董秀兰就和小子生活在一起。
　　董秀兰用一方兰色绒线头巾裹头，直到遮住了半边脸，仅露两眼在外，她手里拿一根拐杖，看起来却腿无大碍，后来那拐杖就成了她的教杆儿，一刻不停地在莽莽大天里潇洒地挥舞。她嫌前面的两个老爷们儿说得还不过瘾，就推开那俩，自己走到前头，站在沙丘上，对着摄像机说个不停。我和同行连连感叹：整个一个“秋菊”，见那情形，谁还敢惹……

　　三下定边之第三“下”，注定是以游击战为方略了。这种出发之前的“书生”之见，几乎是在进入二楼村的“刹那”间得以证实。
　　“这下子你干的事情把乡上惹上咧，”村长对我说，“乡上说是县上说的，县上说是报社说的，报社说是……”石大伯的儿子占国一气儿报出一连串的“株连词”。
　　原来，榆林县（邻近一大县）上有家报社，社里有人在网上看到了消息，就去了趟事发现场的二楼村，回社后把情况透给了定边，定边县上就责问到盐场堡乡，乡上急了，这才召集起下自最基层干部参与的会议……这就是四队队长（习惯称村长）带回来的口信。
　　农民们面临如此惊天消息，略显些茫然，尽管早几年起就一直嚷嚷要告这个告那个，一旦县上来“关注”了，却叫农民们隐约有了恐惧。拿石大伯话说：“县长我一辈子没有见过，近些日子却一下见了好几个外国人，还有这么多中国记者……”面对县长如今尚不明内里的关注，是凶是吉，压力比兴奋更大，后事难卜！
　　我却想得不同，除了和农民们一样的心事外，我还多了一层顾虑。
　　二进二楼那天是1月28日，今天正好又是28日，已是三月。那次，我冒大雪一行六人驾车去的二楼，去前，我做了十几张黑板（图片），上面依次写好“我去了神秘的地方，第一天……”、“我去了神秘的地方，第二天……”，等等。为的是障眼，以防当地政府出面阻挠。好在那次没有遭遇不测，与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合作除自己在雪地里撞了车外，其它一帆风顺。所采资料，悉数带回北京……也直到第四天回到北京，我才在博客里陆续公布了此行去向，那几张黑板图片的幕后也便昭然。
　　这次却不同了……

　　我于3月28日第三次赴陕西定边县二楼村，在当地多名村民的大力协助下，成功获取污染水样。分别为县城排污管道口水样（1号）；围困村民村庄的湖水中水样（2号）；村民食用井水水样（三号）。
　　现在紧急呼吁社会各界义士鼎力相协，接纳水样，提供化验支持！因为水样的时效性考虑，还望即刻与我联系，我尚在途中，水样将以备份方法，分两批带回北京：其一于29日飞机抵京；其二于滞后一日经铁路抵京（后者为近日液体乘机受限考虑）。
　　有关事件之详尽情况，我已于五个月的时间内做过大量报道，同样事例目前在我国农村大量存在，二楼村属极端典型案例，且已在14年里长期为害百姓却被无视，从而直接导致农民及大批牲畜接续死亡。二楼村的事件发展得以广大网民的关注和支持，如今业已到关键时刻，得胜与否，在此一决。相信大家没有人愿意此事到今天却功亏一篑。敬请伸出您的援手，我们期待！二楼村的全体村民们在遥远的毛乌素沙漠里期待全国人民的协助！
　　联系电话：13466717175（欢迎直接联系，亦请提供相关资讯推荐）
备注：恐有些网友不知事件原委，特提供相关链接供参考如下：
　　□ 来自毛乌素沙漠的十万告急！
　　□ 3月20日最新紧急情况披露



 更多图……

　　今日决定再做出行，此行前程未卜，我将通过做啥网在本博Blogbus首页提供的手机动态即时播报栏连续报道行程诸事；另，我在网易镜像博客中也会利用该BSP提供的手机即时播报功能同期更新报道。
　　关注民生、民情是我在春节之夜为自己博客的再定位，我将在2008年的一整年里实践这一诺言。借此，我对持续关注我的报道的同人表示最大的谢意，因为在我的一个人的踽踽独行途中，大家的只言片语是对我的最大激励。
　　此行我没有准备无线上网，只因在去年的西部之行中饱受如此功能磨难，我还是尽量寻找地方上的网吧完成每日正文吧。
　　最快更新将在这里——
　　1：Blogbus提供首页 http://24hour.blogbus.com/
　　2、网易提供首页 http://24-hour.blo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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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做啥网 http://zuosa.com/Status/UserHome.aspx?user=hour

　　经多方努力，接连数天，已有数批境内外记者先后抵达位于毛乌素沙漠南沿地带的二楼村。
　　今天，二楼村四队的石大伯家人打来电话，于充满希望的交谈中万分感谢世人对他们的关心，并让我在此代为感谢！
　　当我问到目前水患具体情况时，占国电话中告知我说：水的前沿已进犯至距离庄子外围约200米左右处。由于村民拼死堵水方才有所缓和。目前最怕的就是春季雨水但凡一多，农民们必将面临灭顶之灾。庄稼在前些天的阴雨季里已经全面淹没。目前村中除在外打工求生存外，全村的人就好比坐着等死，什么也干不了了。去年我骑车去沙漠访问时所认识石家几口，现在已多数外出求生。就连上初三的未成年女儿也不得不在去年年末去了包头在饭馆打工……
　　当我问起需要什么东西？并说起网友们要为他们买东西时，占国感激不尽，道：把水给治理了，比啥都强！但愿此次新闻界行动敲醒县委，敲醒良心！
　　目前，我在北京准备的相关材料也已报去有关部委，尚在等待处理……
　　顺便提供一条背景花絮：二楼村的人为水患事件发生地距离不远处就是当年王震将军率领359旅开采旱盐的地方，如今还可以看到残留在长城表面的五十余口窑洞，那时候是专门提供采盐战士驻军所用。

□ 上世纪30年代王震将军率部在此距二楼村不远处的长城遗址上打洞居住驻军，是为开采旱盐。

一、信息公平享受是民主前提之一

　　看着电视里那些动乱行动中的年轻面孔，你也许该惊讶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们，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又几近一生的人们，怎么就与达赖忽然有了千丝万缕的瓜葛？你更会惊讶怎么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怎么就还有这些不安分的动乱分子存在于世？很显然，简单归结这样的事情起因是受境外政治集团达赖的唆使，是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被恶意煽动而为是很难圆说的。
　　毛 泽东有段论述，大意是说任何革命运动总是由知识分子打先锋，工农后而跟进。我是信服这个说法的。那么知识分子就如何要“总是打先锋”，工农为何就要“而后跟进”呢？我想这大概除了跟知识者明智，善思辩而前瞻，工农者务实而脚踏实地相关外，亦跟自己阶层的职业而成社会地位相关，进而社会地位决定了该层次于社会关系中的利益取舍，或者干脆说是得失利弊。动 乱其起因因此呈现多元，绝非简单结论可为之。而从现行国内传媒对西藏近期所发事件的定性所见，过早地下结论显然此举也嫌过早了些。
　　之所以说下结论过早，可以由党内最高西藏地方官员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庆黎在事发后不久（18日）的言论得出“严峻的斗争现实再次充分表明，达赖集团的分裂破坏是影响西藏稳定的主要根源，是西藏发展稳定的最大心腹之患，达赖是一只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我们正在同达赖集团进行着一场血与火的尖锐斗争，进行着一场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一个明显的印象是，通篇言论仿佛是一篇愤怒的诗歌，一篇鼓舞士气的檄文，一声冲向战场的号角：“心腹之患”、“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一场血与火的尖锐斗争”、“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等，却看不出任何力度的证据坦陈和支持。因此足以结论为是形而上的唯心观，是法制素养的缺失，是犯了政治幼稚病，也因此令人感慨历来处理此类事件多是如此，先有结论，后而填空“证据”，最终导致的只能是小道消息盛传，视听混乱、疑惑以至怀疑，公信力大大衰减。这也恰恰是西方个别媒体之所以趁机“制造而出”的新闻成为热传，而国内的种种缺乏资讯证据支持的“空泛定论”又倍显虚弱无力的直接原因。
　　以上点滴看法不算新鲜，还是回到开首主题，显然资讯的真实传递失败导致了民心向它。李敖就曾对共 产党的宣传做过如是评说——

　　……当时（指战争年代）毛 泽东主持的就是宣传部。所以，为什么共 产党会搞宣传？……今天，我李敖就必须说，共 产党宣传本来是第一流的，可是现在慢慢地退步了。为什么退步了？为什么你们的宣传有的时候发生了反的效果，或者宣传达不到你们所需要的效果？什么原因呢？我认为。宣传本身出了点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要检讨的原因…… [自李敖《“停电状态”轻松解决台湾问题》]

　　我想，“宣传本身出了点问题”的事实是我们共所周知的，这也是童叟皆知的现实。童与叟也许无多文化，但是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不喜欢”，这已足够！
　　事件发生后，最早听到的民众反映便是怎么“又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达赖反动集团”……那些看起来还很年轻的西藏人怎么就会与反动势力忽然有了那么多的牵扯？问题不仅仅是问题，其暗里预示的则是民众的不信任感。
　　果然，按照惯例，于突发事件之后三至四日，才由中央权威部门出面宣布一些看似证据的说法，自始至终，自说自演，没有任何第三方媒体的公允调查结论。
　　资讯的真实与否，成为前一阶段民间舆论的焦点。这也是我始终难以认识的原因。即时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也力戒自己万万不可先结论，后而贴补论据。因此我想说的是又一个老套子的话题——民怨是否存在？汉族地区广泛存在的地方官员贪赃枉法，欺上瞒下，坑害百姓的现象是否也在藏族地区蔓延？尽管如此看法仅为多元其一支，但愿意讲出来共同讨论。

二、民族问题 根深蒂固

　　我与藏族同胞未有过从，至多去过一些藏族自治边界地方。我所说并非旅游观光，而是居住，因为亲戚的原因。我也因此了解到汉藏民族关系问题并非宣传所言那么风平浪静。这有点像似一种传统，当然属劣根范畴了。我所居住之地属甘南岷县境地，1960年，天灾人祸，饿殍遍野，原本盛产草药，缺乏粮产的岷县百姓就时常奔袭数里，翻山去往藏族阿不楞地区盗马求生，也因此，汉藏矛盾频仍，时常发生民间武斗，相互进犯，不能安生。按说这样的民族间打斗也不可简单视为全局失控，邻里邻居间还会有个口角什么的，这样的民间事情的发生也就只能称得上是宗族矛盾而已，不成气候。一方面，中央的把控不太会，也不必细微到如此境地，例如，直到1968年文革进程已是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去岷县躲避武斗时尚可利用“袁大头”（一种银制钱币）在市场上完成民间交易（剃头、交易药材、在摊子上吃饭等），只有国营商店才通用人民币。文革中刘少奇已被打倒，但在我去的农民家中依然可以看到中堂上毛主席和刘少奇标准像比肩高挂。而另一方面令人深省的则是——1949年后（西藏为1951年解放），中央先后对民族自治地区的控制却有频多失误。说这个往往令人狐疑，也因此又叫我们不得不反思建国以后的文艺宣传、新闻传播的长期误导所造成错误印象。事实是除了中央大政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管理的扶持、融合、宽容外，一种隐形的汉控制却在不胫而走。曾经延续了近三十年之久的自治区党头必须是汉民，少数民族领导只做行政副手的无形规定直到七十年代后期才逐渐打破。除此，汉人在自治区行政范围的存在还体现在由于北京的控制，导致各自治区首府机关干部大院里盛行汉语普通话，与院外民族大环境形成鲜明区隔。这些也是为什么在远离北京的各个自治区首府里可以听到机关大院里流行纯正普通话的原因（并非普通话普及得好）。这在乌市、呼市等地皆可见。
　　在中国，民族问题只可相对维持，当然不排除可以维持得很好，以至长久万代，但万勿期望两族之间单一控制。可以交换、交易、潜移默化、取长补短，但不可取而代之、甚至扼杀。由于汉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殃及了西藏地区而导致文化损毁的历史梦魇正是一次违反汉藏权益规则的恶性案例。中央于近些年注入巨资为其恢复所破坏的举措就是一次善意的赎罪行为（怎能摆出一幅施舍行善的面目呢）。
　　民族问题不要试图一蹴而就，在维持中华民族大家园安全之底线上，即使不好高度自治，也是可以考虑中高度自治的。在如今事变已经发生的情况下依然将错就错，以语言上的巨人完成精神上的胜利，却丧失的可能是藏民族的人民自尊。结果会越发不好。处理民族问题我们拒绝鹰派！

三、民怨积累 不可忽视

　　但凡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显而易见的成功是一个当政者的当然骄傲。但是越是发达了，越是容不得听到批评、意见，乃至指责与攻击，那就是万万要不得了。贫富两极之分化，由分化而引发的人人间矛盾正是目前高速发展之中尚存在着的矛盾焦点。而绝对一律的富裕与绝对一律的贫穷一样，是不存在于世的。但它们是可以转换而求得相对值的。这是一个长期工作的目标。甚至是要一代代搞下去的。问题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若是在此又加入了人为分化，那就无异于雪上加霜了。
　　遍布全国各地的地方管理官员的贪赃枉法，事实上的地方割据，制造出了无法数计的新地主、新资本家、新恶霸，正在形成的这样一个网状控制层。其实是最为危害的关键。因为它有一个天然的保护层——国家机器的至高权威。
　　我曾骑行八千里去过西部四省访问农牧民百姓。所闻所见，据被访者所言多是如此方面问题。在回到北京的接风会上，有中 宣部的一位私交参会，席间感慨，并质疑我道：“这些现象我们又谁不知道啊？你是说出来了，还跑了八千里，带回来的就是一个已知结果，又有何用？”我当然不计较这位朋友的激烈，但他的发言所说明的问题在于一个为众所知的问题的事实存在，就此自上而下地放任自流，这才是最可怕！
　　现在再来看那些西藏骚乱中的年轻面孔，他们又何由参与打砸抢？他们又何由从乱中可以取益？一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根茁又苗壮的年轻西藏后生又何以要生出那么大的恨，那么大的仇呢？若是没有积怨，若是没有疲累所使，若不是在他们那一生的共产主义学习经历中发现了难以解脱的困惑的话，他们难道是属先天问题青年，自出娘胎就脐带缠喉，羊水倒灌，亦饥饿七七四十九天而为饥饿暴民？生出来就是为了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以至于2008年春初的一次拉萨街头闹腾中就必须是急先锋吗？
　　一个时期来，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基层政府的掌控不能不说显现无力，在我的草原访问途中，听到最多的出自农民之口的话就是“中央是个好中央”、“胡主席、温总理是个慈面菩萨，就是地方上不好！干部为非作歹！”的朴素之言。听如此之言，我们的心情还能够很是舒坦吗？中央的“退耕还林”、“禁牧圈养”之策以及相应的土地补偿制度，不能不说是对防沙固土，改善生态气候环境质量起了重要作用；在全国广大农村实施的“合作医疗制度”以及2007年开始实行的在农村免除学生学杂费、书本费、补贴生活费的“两免一补”政策等等，又不能不说是福祉黎民的善举。但是，我们眼底所见的上情是否就做到了不折不扣地下达了呢？至于所实施的在农民最为关心的减免政策和补贴政策是不是真的没有被地方官员无理克扣或者挪为它用呢？这也就是我那位中 宣部任职的朋友所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存在。
　　我们不得不说，由中央到黎民，中间出了个“脉管炎”！不治不可，不治必将断弦儿！
　　现在骚乱突然来了，接着又被平息了，然后站出些官面人物宣称谁谁正义，谁谁可憎，谁谁是被利用，谁谁又是罪大恶极之人。这些都是不用说就预料得到的。把民众当作了阿斗，说给你什么给你你就乖乖地听着的事情在资讯繁荣，网络发达的社会里已经是笑谈。问题是乱是静下来了，而你治乱的方略还没有诞生，那些依旧为非作歹的阶层依然在暗中做着疯狂交易，那么你能保证以杀鸡哧猴的方法就可以做到一劳永逸吗？就可以做到从此天下太平吗？
　　民怨何来，积讹成蠹，追本寻源，安神固本，不要任意时候都要归咎于某人某事某情。毕竟不该由警察治国，少谈阶级斗争，多谈些人文根本，多为农民做出些实在事情而不存折扣，不然的话，民心飘荡，无从根须，心若是飘无定所了，家也就散了。
　　如此一看，那些西藏街头的年轻面孔该又是多么令人感到可憎、可怜、可悲和不幸，“不幸”才是重要！

　　拆来拆去看来很难，不如早些把百姓的事情放到头里，现在落了个“半夜熬油补裤裆！”今天又开始第三次重装了。



左边是居民楼，右边是鸟巢

　　当人们通过望远镜观察到太阳表面存在有旋涡状气流的时候起，就有了日斑（sunspot）一说。老百姓亦有俗说“灯下黑”。以上两意实质相近。在很长的一段历史进程中，用太阳黑子（日斑）或者灯下黑来比喻社会之暗色，是会有人立刻暴跳而起的。尤其是在1949年成功完成红色革命后，再若有说黑子，说灯下黑者，就会被认为是恶毒攻击，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会被认为是给红旗抹上了黑点。这种现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达至登峰造极，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就是例证。
　　纯粹的亮堂是不存在的，伟大亦不可能绝对，不论对事对人。文革后，胡耀 邦在对中南海内的文革遗留标语实施的那一次大规模清除中。最终保留了新华门内影碑上的“为人民服务”和门外东墙的“战无不胜的毛 泽东思想万岁”（西墙免提）。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 邦批示“除新华门影壁上的五个字和门前的两条标语不动，中南海里所有的‘文革’标语和语录牌全都取下来。”也许是出于阶段性的考虑，或许是其它，遗憾却是确凿存在了下来。就此，一条世界上最长最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大街上保留下了这么一条唯心主义标语又长达三十年之久。由此一看，也就不难理解在当今历史被屏蔽，被免谈的的现实里，后人面对历史时思想上发生的紊乱。对于一个人的三七开决议之外，也就极其自然地出现了“绝对的伟大”和“彻底的否定”两种认识。因为思想是用来思想的，不会因为禁闭而不思，
　　而墙上那用诗歌语句所做的政治必然，带给后人的则必然是混乱。
　　谈政治的话题在中国现实里总是很艰苦的，我因此解脱自己是在说政治评书，或说八卦。上面是个开头，下面开始说身边琐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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