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丁玲会准时出现在位于北京西城的木樨地22号楼下锻炼身体。这是我最后看到她的情形。六年后（1986年），她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让她热爱却又很是无奈的世界。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一定不会是她本人的观念了。可是就在我与她老人家有限的接触中，她为我留下的这种印象却是很难抹去的。她一方面对自己热爱终生的文学事业充满着激情；一方面又始终为自己不能排除来自社会的干扰，以充裕的时间去操作文学而苦恼。尽管如此，她仍能以耄儒高寿，带着饱满的精力，几近童稚一般的情感去观察人间，体会社会……
     我家在与丁玲居所相邻的单元里，有一次我去看望她，是带着隐蔽心底的功利目的的。陈明（丁玲老伴）看起来身体不错，在屋里走前走后的只是他。他告诉我：“丁玲身体不好，你要等等。”我就安静在等。
     丁玲已是满头银发，身体比所有可见公开的照片显得发福。在不长的对话时间里有几个问题给我留下了值得的思考。

一、我不题字，历来如此

     当我提出希望获得丁玲题字的时候，丁玲畅快地大笑着说：“哈哈，我是历来不为人题字的。”
     陈明也在一旁附和道：“是的，她是不会给人题字的。”
     大概丁玲看出了我的遗憾，就忽然像小孩子一样俯下身来对我近乎诡秘地说道：“你去找姚雪垠，他的字好，他也爱题……”。
     我知道姚老就住在旁边一个单元里，后来我是从姚老那里获得的字——天籁书屋，传播文化，振兴中华。但总也抹不去不能获得丁玲题字的遗憾。

二、你可以卖书，还可以印书

     因为我有一家书店，所以和丁玲的聊天就总也离不了书的事情，而这书的事情又都脱离不了读、卖、印……
     那天，也正是在这样看似专业的话题里，透过丁老的健谈，我意外地获得了一些令我事先不能想象的教导。当丁玲知道我的书店是以经营文学书籍为主的文学青年的书店的时候。她面色深沉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可以先卖书，扩大规模后就可以发行了，这就要努力，你是开拓者啊。你还可以出书、印书啊”。
     能够听到丁玲对我的书店如此直接且高瞻远瞩的指导真的是我的荣幸！可是我就想了——丁玲作为著名的作家，但她又是中共的高层领导干部，难道她不知道党对舆论工具的控制，不知道法律对于私人出版的严格限制吗？
     不过我把她的一席挚言是当作了一个有着自由意志，有着民主思想的战士的真实去聆听，去感受的。

三、与胡也频

     也就是在说道你“可以先卖书，扩大规模后就可以发行了，这就要努力，你是开拓者啊。你还可以出书、印书啊”的时候，丁玲给我讲了一个她与胡也频的旧事。
     丁玲和胡也频还是在二十年代时就开办过“红黑出版社”。因为丁老的湖南口音我始终不能辨别她所说“红‘赫’出版社”里的“赫”字是否就是“黑”字，“红”与“黑”？后来我从一些史籍里试图查到“红黑出版社”是一个什么样的出版社，却始终不成。
     “那时，我和胡也频办出版其实就是因为满腔的热情，我们要写书，就自然想出书，自己出书。”丁老说。
     “但是啊，我们不是出版商，我们不会商业。第一批书其实就出了27本，东送西送的，就没有留下一本……哈哈哈……”。说这些的时候，我见丁老和陈明一同大笑起来。我也笑了，屋子里顿时充满了像似年轻人一样的笑声。气氛非常活泛。
      “后来呢？”我急于知晓红黑出版社的命运……
      “那还有什么后来呢？解散了。我们不是搞出版的人才！”
     那一次，我有幸聆听丁玲和陈明的谈话长达一小时之久。当我听到丁玲谈起与胡也频六十多年前满怀热情地一同创办“红黑出版社”的事情的时候，老人眼中流溢而出的深情真的令我想往。只是我才疏学浅，那时刻我竟然不知丁玲与胡也频曾有的夫妇关系。
     据史料记载：丁玲是1924年来的北京，当时她在北京大学学习。她是住在西城区的一个补习学校的宿舍里完成的自学过程。同时她还在一家私立图画学校学习绘画。她常常在窗纸上、墙上、书本上用粉墨勾画朋友们的脸谱。缺乏经济来源的丁玲，生活十分窘迫。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与当时在北大旁听的贫穷青年诗人，首饰铺学徒出身的胡也频想识、相爱了。这是他们在人生路上的一个转折。他们住在北京汉花园一所与北大红楼隔河、并排、又极不相称的小楼上，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像许多穷学生一样，他们读《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讨论歌德、海涅、托尔斯泰、莎士比亚、鲁迅……丁玲对《茶花女》、《包法利夫人》等名著十分欣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发表了他的早期重要著作《莎菲女士的日记》……
     根据丁玲的介绍，大约是在他们去了上海后创办的红黑出版社……
     1931年2月7日，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在上海遇难。之前，胡也频和丁玲在上海永裕里13号3楼的亭子间栖身，靠微薄的稿费维持生计，生活虽然艰辛却很恩爱，他们不仅有共同的写作爱好，更有向往光明的同心。也就是在胡也频被杀害之前的三个月，丁玲在医院生下了他们的儿子，胡也频完成了《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的写作。那一时期胡也频的革命活动频繁，丁玲在家照看婴儿，以至胡也频被捕时，丁玲没有一点思想准备。

     ……天黑了，屋外开始刮起风来了。房子里的电灯亮了，可是却沉寂得像死了人似的……房子里仍没有也频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着，他什么也不知道啊！啊！我的孩子！ [录自《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这是丁玲事后的一段回忆。在我数年后偶然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1980年的那一次木樨地22号楼的谈话……

补记：在木樨地22号楼居住的那些日子里，恰逢北岛的《今天》杂志被政府取缔。编辑部印发了《告北京3000名人公开信》。我负责22号楼18份的发送工作。当丁玲收到我送到她手里的《信》的时候，她老人家认真地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只说了一句话：和我们年轻时一样一样啊……不再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