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四川文学》增刊《旧闻》，是带着翻阅故纸堆的愉悦，却也不尽然，因为这里的“旧闻”稍嫌单薄，更多的是文摘，且摘得之篇幅多为微小，往往开头，却又终结，让人很难有扁舟兴尽的感觉。不过我还是要期期必读这个杂志的，也许是因了这样的杂志现在已少。感谢在现代的喧嚣里还有这么些个有着历史责任感的人。
     我写下面的片段是有了读本期《旧闻》[2006/1/下半月]的联想，读来您一定觉得有趣，我亦写着兴致，那就现在开始。

片段之二：读《林彪事件怎样从高层传到民间》随想

     从过街天桥上走过，从地下人行道里的盗版书摊上走过，也说不定是在哪个街角的阴暗处，那些来城市里为求生而挣扎的小贩儿们在兜售关于一个历史人物“林彪”的盗版书籍。这个人物在现在人来看是因了三十五年前他驾驶着在中国尚属罕见的三叉戟大型飞机出逃国外而摔死在蒙古国的事情而著名，而其更大的意义又似乎在于是现代以娱乐为上的中国人的一个乐子而已。所以那些书里的戏说、正说、邪说，以至所谓官样儿之说，一律亦庄亦谐，亦鬼亦神而不可琢磨。即使是说透了，你若想在现政时期里得到一个来自官方的历史定论，那也几乎是妄为。历史是最幽默的一位大师，它任你篡改着去说它，去演绎，却并不作恼怒，以至许多的政客便用它来解脱自己，掩饰自己，超脱于事实而将历史为己所用。
     其实九一三事件自一开始就注定成为上层政治社会控制舆论的工具，如此特征非常鲜明。为此当时的中共要求“要把事件保密得尽可能长些，要尽可能赢得时间处理。”这是在专制国家里惯长所见的做法，他们历来视舆论为个人领导的工具，历来是以愚弄公众视听，左右人世真相来为自己或开脱，或粉饰，以至达到权利的稳固。***正是习惯于如此行为的典型。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林彪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注定成为一场模糊的历史。而至今舆论所见，甚至书载正史亦只是一个浅显偏颇的解释，而舆论的盲点是在于权利之争的关键之处……
     我曾就那段时间我们的经历有过回忆文字——

     1971年12月，冬，大巴山深处，某国家重点国防工程刚刚进入施工初期。我们是以知识青年的身份与铁道兵一起参加了那项工程。
      因为我有一架五只管子的晶体管短波收音机，杜有一块五十年代型的旧罗马表，冯随队带去山中一把小提琴，高喜欢吸稍比其它同学价高一毛钱的香烟……我们被打为“贵族小集团”。所谓“贵族”大概是因为这是些干部子女，仅此而已。在平时，那收音机也为他人随便所用，冯的小提琴也时常在连队里四处流传用于大家娱乐，可是一但开会，或者学习的场合，我们就自然被划归到贵族一伙儿，且遭遇不平对待。甚至因为我的收音机可以收到短波就认为我收听了敌台（台湾）。
      一天夜里，杜神秘地叫我去了芭蕉口镇西侧的一家水文站附近，在先这里已经有了“贵族小集团”的其它几位成员。我掏烟相送，被杜制止。
     “山外面出大事儿啦！”杜的说话，明显透着紧张的喘息。
      那时天象正常，朗朗浩空里深挂一盘冷月，空气森冷，四野里只有虫的唧唧鸣声，汉江支流的任河水从脚下溢淌，无声，却是活跃地动着。我们四人就缩在水文站屋檐下的石板阶上。
     “我看我们别干了。还打什么隧道呢？”
     “别干，别干干啥？”
     “谁还象我们，天外的天都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我们还干，干给谁干呢？你说，这是政变啊……”
     我们都沉默了。的确，那可是和天一样的副统帅呀，我们眼前浮现出那总是跟在毛的身前身后的第二只太阳……
     杜是从七连一个干部子女嘴里听来的消息。中央有关传达仅到13级干部止。一些干部就把消息通过信件传到山里，时间已过半月余。连里的其它同学稍稍敏感的就追着问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则心有余悸，那未被证实的消息若是真的误传，岂不犯了杀头之罪？
     我们那几日每夜里就去水文站的屋檐下聚谈。事情谈得久了，并无新意。好象被隔离在流放区的革命党人，我们在没有任何资讯来源的情况下，凭着直觉，我们渐渐认定中国是已经变了天的中国。连队里开始出现隐隐的不安，一般的同学大概也多少获知大山外面发生了大事，各种的言传仿佛是一只只魔球在人堆里滚动，尽管不久铁道兵正式传达的了那个伟大的副统帅的事变，但是我们已经是疑心重重，丝毫不再相信来自官方的解释。事实在后来证实，即使是外部的大城市里对事件的传闻也是莫衷一是，更多的人也只是等待。

     现在我眼前所见的正是《旧闻》里一篇《林彪事件怎样从高层传到民间》描述的那时的一些情况——
     林彪死后的第17天正是国庆，“二报一刊”之一的《人民日报》在刊登《人民画报》第十期目录时为掩人耳目,还专门标明本期画报封面将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合影。
     当时中央的所谓“要把事件保密得尽可能长些，要尽可能赢得时间处理。”“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以及先党内，后党外；先高干，后一般干部；先干部后群众的方针，正是为所谓赢得时间修正统一口径，将舆论人为地高度统一至有利于自己一面的用心。我想到那时我们在山中的迷惘正是在此情况下的必然。也从一个侧面证实我们的一生是在什么样的谎言之下可怜巴巴地表演着百姓的那一点悲欢。
     9月20日，奉命回国向中央报告蒙古出事现场情况的驻蒙使馆二秘孙一先说：直到回国他才获知他带回的那些照片是林彪……首都的各个重要单位奉命摘下“林副主席”的画像，是以“检查卫生”为由，借口“为了突出毛主席，以后一律不再悬挂其它领导人的画像”……
     舆论的不民主也导致当时社会上小道消息风行，且越传越讹：据传林彪的三角裤衩（三叉戟）都被撕破……林彪的身后跟着老婆一群（叶群），死了许多……林彪坠机在外蒙，连三叉骨（三叉戟）都被摔断……并且把“林立果”这个看起来像似女人名字的人传说是林彪的另外一个老婆……
     至今多年已去，又有谁可以说出个一定呢？假如有可以说出个一定的人出来，又何以在社会上出现多个如“导弹击毁说”、“西山镇压说”、“绑架出逃说”、“替身代死说”、“软禁老死说”呢？
     我当时所在的铁道兵5752部队（此兵种后已解散）学生七连附近有个学生八连，八连的学生多是由西安市南郊的机关高级干部子女组成，如西北局，陕西省委、市委等。在大巴山深处我们之所以较早得知九一三林彪事件是得益于那些干部子女，他们的消息则是从路程长达半个月的西安的父母那里得知。如此以来，我们稍不留意泄露出去这些言论就导致了铁道兵营长的严厉质询。假如不是不久消息开始有了证实，想必我们是会遭遇残酷的政治迫害的，何况是在纪律严明的铁道兵托管之下。

     三十五年光阴已经飞速流逝，如今我在北京我的居所灯下翻阅《旧闻》，看林彪事件非但没有隔世之感，倒是又有了发现新大陆的感慨。也因此认识到，历史的认知真的就是一次漫漫长行，各时期的人可以做各时期的理解之说，各时期的观点亦有各时期的异同。也因此有了《三国演义》，也因此，一部“三国”就有了万千说解。而此其间又孰对孰错呢？若是非要说个一定，那我看就只有错在政客的功利之说，利益之解！

     我想我对我的朋友还是要说的是：多的读史、读人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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