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4月14日,适逢胡 耀邦逝世18年纪念日前夕,我以一篇《从小民杨伟名到高官胡 耀邦看中国改革实验的先驱》博文发表在此，以示纪念。
　　六十六年前（1898戊戌年)，一场变法，从政治——提倡官民上书言事，改定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从经济——倡办各种实业，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发展，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从文化——普遍邾立学堂，准许创立报馆、学会，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如此全面革新，为旷世未有。
　　六十六年后，现今可查的中国改革第一线曙光初现西部，也许是因了地方之穷，穷则思变。一场被林牧称之为“百日维新”的地方超前改革运动在中国的西北省份陕西发动。它的主旨其一：解放思想；其二解放人；其三放宽政策；其四搞活经济；其五把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颠倒过来。亦为共和国所未曾先例。
　　至1898年9月21日，到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胡 耀邦则自1964年12月30日到任陕西，至1965年6月20日离开陕西，先后在陕200天，其中实际工作时间正好100天，百日尔！
　　历史的巧合令人深思，林牧先生直接辅佐胡 耀邦所进行的这一场超前改革正如林先生所言，是他心目中的“又一次‘百日维新’”。在世人则看，地火之奔突。
　　6月20日，胡 耀邦被迫弃陕而去，登机时，叶剑英元帅说了一句大有深意的话：“耀邦，走吧！这个地方不好搞啊！”
　　至此，林牧先生见证了胡 耀邦在陕西超前改革的全部过程。
　　2008年4月15日，是胡 耀邦逝世19周年纪念日，在此特发布林家后人交我其父林牧先生于生前所述关于胡 耀邦在陕西力主改革之前前后后一文。下面未加删节，全文刊出。

↘ 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胡 耀邦逝世

我在胡 耀邦超前改革中的遭遇

　　我这一生，经历过十几次政治运动，有时整人，有时被整，后者多于前者、重于前者。而我所参与的自觉性最高、受到的打击最长最重的运动，莫过于参与胡 耀邦的超前改革及其以后十余年的灾难。
　　1964年冬季，胡 耀邦初到陕西主持工作的时候，我和他素昧平生。据耀邦从共青团中央带到陕西的秘书戴云后来告诉我，耀邦知道我并让我协助他做事，有一段戏剧性的故事。
　　耀邦到西安以前，中共中央西北局曾经发布一个《党政干部十条规定》。这个规定中有一条是：清理干部家属中的地、富、反、坏分子，要求这些人离开机关宿舍回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其实，干部家属中的地主、富农，早在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就已经改变了阶级成份，而且丧失劳动能力，农村不愿意接受，他们才被子女请求组织批准后接来瞻养。可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来，过去已经改变阶级成份的人，并未经过重新戴上帽子的程序，忽然恢复了五类分子的成份，要被加以清理了。我的年过七十的老母也是清理对象，被我送出机关和我的弟弟同住。除我之外，省委书记和中层干部中还有一批同我的情况相似的干部。
　　耀邦是1964年11月30日到陕西省委的。第二天，省委办公厅送给他的第一份文件就是省委机关清理干部家属中五类份子的报告。耀邦有些纳闷。他对戴云说：我初到陕西，需要了解全省的重大情况。为什么别的文件不给我送，偏偏要送这样一个鸡毛蒜皮的文件？后来，耀邦同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谈话时提出这个问题。赵守一把那份文件要来一看，就指着文件中提到我的那一段话说：“问题可能出在这个人身上。”耀邦问为什么？赵守一说：此人有南方人的才气，又有北方人的胆识，加上记忆力特别好，被称为“活字典、活档案”。大概有人怕你用他，先给你送来这份材料，要你知道他的家庭出身不好。耀邦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招人忌妒的人大概有些本事，我倒要试一试看，后来耀邦又在无意之中问到马列一些观点的出处和原文，我一般都能够回答。从此，我就在耀邦身边工作，参与了他所发动的超前改革。凡是见于《胡 耀邦的超前改革》正文中的事情，本文不再重复了。

胡 耀邦的超前改革

　　1、严峻的年代
　　2、受任于危难之际
　　3、解放思想、解放人
　　4、放宽政策、搞活经济
　　5、说了就干、雷厉风行
　　6、在四面围剿中
　　7、忍无可忍的反驳
　　8、莫完莫了的缺席裁判
　　9、“文革”中的“西北三家村”
　　10、“耀邦瘦了、陕西肥了”

严峻的年代

　　1962年9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我国大陆大抓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思潮一浪高过一浪。1963年5月和9月，中共中央先后制订了“前十条”和“后十条”，要求各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在全国范围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好准备。1964年9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同前后两个十条相比，修正草案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更严重了，并提出“民主革命补课”和派工作队领导运动的问题。10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当时的华北局书记李雪峰给刘少奇的信。批语中指出：“应及时提出反对右倾的问题。”还要求对所谓烂掉了的地区和单位的领导机构进行夺权斗争。
　　在城市，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五反”运动，也发展成为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城市社教运动。
　　从1963年11月到1964年6月，毛 泽东主席先后对文化部和各文化艺术团体进行了多次尖锐的批评，最后一次，批评他们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文化部和各文艺团体进行了两次整风，并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家、学者进行错误的点名批判。
　　1964年2月，毛 泽东主席指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
　　“三和一少”是王稼祥提出的，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和，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要和，对发展中国家要和，以及少强调斗争。“三自一包”是邓子恢提出并得到刘少奇等领导人赞同的“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
　　从1963年9月到1964年11月，中共中央又通过党报、党刊发表了“批判国际修正主义”的“一评”至“九 评”。
　　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全国的全面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在1964年冬季就初步形成了。　　　　　　　　　　　　　　　　　　　　　　　　　　　　　　　　　　　　　　　　　　　　　　　　　　　　　　　　　　　　　　　　　　　　　　　　　　　　　　　　　　　　　　　　　　　　　　　　　　　　　　　　　　　　　　　　　　　　　　　　　　　　　　　　　　　　　　　　　　　　　　　　　　　　　　　　　　　　　　　　　　　　　　　　　　　　　　　　　　　　　　　　　　　　　　　　　　　　　　　　　　　　　　　　　　　　　　　　　　　　　　　　　　　　　　　　　　　　　　　　　　　　　　　　　　　　　　　　　　　　　　　　　　　　　　　　　　　　　　　　　　　　　　　　　　　　　　　　　　　　　　　　　　　　　　　　　　　　　　　　　　　　　　　　　　　　　　　　　　　　　　　　　　　　　　　　　　　　　　　　　　　　　　　　　　　　　　　　　　　　　　　　　　　　　　　　　　　　　　　　　　　　　　　　　　　　　　　　　　　　　　　　　　　　　　　　　　　　　　　　　　　　　　　　　　　　　　　　　　　　　　　　　　　　　　　　　　　　　　　　　　　　　　　　　　　　　　　　　　　　　　　　　　　　　　　　　　　　　　　　　　　　　　　　　　　　　　　　　　　　　　　　　　　　　　　　　　　　　　　　　　　　　　　　　　　　　　　　　　　　　　　　　　　　　
　　当时的陕西省，除了全国性的“左祸”样样俱全以外，还多了两顶大帽子，即：“彭、高、习反党集团流毒很深”，“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很不彻底”。彭，指彭德怀。他曾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野战军司令员；高，指高岗；习、指习仲勋。高、习是陕西人，又曾长期在陕、甘、宁地区闹革命和担任领导职务。以上这三个人被打成“反党分子”以后，陕西省就被看作他们的“反党老巢”；在他们领导与影响下进行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就被看作“很不彻底”了。在1978年冬季主持中共陕西省委工作的王任重认为：在社教运动期间，陕西省“左”的程度和恶果超过全国任何其他省份。举一些例子来说，1964年，陕西全省逮捕6470人，拘留5000余人，共11500人，平均每天抓30余人，高于全国其他各省。受到开除公职处分的干部和教师1450余人，是1963年的3.3倍。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党员3200余人，是1949年以后最多的一年。以上这些处分，大部分集中在当年的第四季度。社教试点县——长安县区级干部受处分的占45％，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被撤换的占76.2%。长安、延安、西乡三个社教试点县共清查出应退赔现金813万元，平均每个农村基层干部应退赔183元，比陕西省当年人均国民收入122元多61元。三县在批判斗争中共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非社教试点的一般地区也发生浮动乱斗现象。中共西安市委有一个报告说，全市共查处投机倒把分子9500余人。陕南的凤县社社都反了普通农民，有些生产队户户要退赔，卖柴、卖菜、卖鸡蛋以至当保姆的收入都被看作剥削收入、都要退赔。对贫下中农代表，要查三代和五夫，即：舅父、姑夫、姨夫、姐夫、妹夫。长安社教中还创造了“围攻根子”的作法，即：把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放到群众中去进行揭发和批斗，揭发不出问题，又经得起批斗的考验，才能成为可以依靠的“根子”。
　　对所谓“有问题”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学生侵犯人身自由的现象也很严重。省上用“隔离审查”的名义把一批未作结论的厅、局、处长投入变相监狱。地区和县用“集训班”的形式，对一批干部进行限制人身自由的审查。在基层，限制干部、教师、工人、农民、学生的人身自由，就更不在话下了。省文化局所属单位和陇县等地，都发生社教中乱打人的现象。一些高等学校在学习“一评”至“九 评”中，联系实际批判学生中的“修正主义”思想，西安市有九名大学生因此自杀。有些中、小学在学生中“树立贫下中农优势”，搜索和批判所谓“小地主”、“小富农”、“小资本家”，一些中、小学生被逼得自杀或逃亡。
　　中共陕西省委还设置了以文教书记挂帅的“思想战线指挥部”，下设“清理反党党史小组”、“文艺批判小组”和以“批修”为内容的理论学习班。“清理反党党史”是从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清查《刘志丹》小说发展而来。起先还只清查为《刘志丹》小说提供过素材的人和单位；继而清查一切有关刘志丹、谢子长等陕、甘红军创建者们的故事、诗歌、戏剧、回忆录；最后清查到除了毛 泽东以外反映一切中共领导人和烈士事迹的文字材料，似乎除了毛 泽东以外一切地方性的革命活动都有罪，都不许写，不许宣传。“文艺批判组”，除了批判中央提出的“毒草”作品和学术文艺观点以外，还要批判本地的“毒草”作品和作者，例如：长诗《刘志丹》、电影《桃花扇》、戏剧《游西湖》、《赵氏孤儿》、《卧虎镇》、《破宁国》、《蟠桃园》以及“反党画”、“反党歌曲”等等。全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马健翎在批判中自杀身亡。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柯仲平在受到清查时含恨猝死。关中画派最杰出的画家石鲁精神失常。“理论学习班”集中训练高等学校和党干校的政治课教师，大部分教学骨干都受到所谓反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党政机关的政治空气也很紧张。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党政干部的十条规定，要求党政干部清查阶级成份和阶级立场；要求清理住在机关的干部亲属中的地、富、反、坏分子，把他们遣送回原籍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尽管这些人早在1956年就已经改变了成份，而且大多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农村不愿意接受。接着，又对党政干部按当时的“左”倾政治标准进行摸底排队。陕西省委的“左派”领导人在1964年冬季进行过两次排队。第一次排队结果是：省级各部、委、厅、局和各地委、行署、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烂了和有严重问题的占46%。第二次排队时，这个比例上升到60%以上。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陕西省的生产建设在全国范围居于中间偏上的序列。在“大跃进”运动中，由于陕西省的领导人较为稳健，虚夸风和“共产风”相对来说要小一点。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人，不像有些省数以十万、百万计，而是数以千计。最困难的1961年，还给甘肃省调拨少量粮食。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于“左”倾指导思想比其他地区危害更烈，陕西省医治“大跃进”创伤的经济恢复工作进展缓慢。1964年，全省2099万人口的社会总产值只有51.3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23.88亿元，农业总产值18.35亿元。粮食总产量57亿元，棉花总产量6.64万吨，国民收入总额25.51亿元，人均国民收入122元。农村多种经营和集市贸易都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耀邦亲自调查过距离西安市只有几十公里的兰田县一个生产大队，400户社员只养了25头猪。
　　总之，三秦大地万马齐喑，人人自危，民生凋敝、百业萧条。这就是胡 耀邦同志初到陕西时面临的一幅紧张凄惨的图景。

受任于危难之际

　　胡 耀邦的前任——原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同志长期患病，到1964年冬季濒临病危。中共中央于1964年11月16日任命胡 耀邦代理张德生的工作。
　　耀邦在陕西省进行的超前改革，是从他的长期经验和感受发展而来。早在1950年，耀邦以18兵团副政委的身份转到地方，担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和川北行政公署主任，积累了从事地方工作的经验。在共青团中央的十年中，耀邦就关心全局工作，重视调查研究，当时他已经走过全国的600多个县、市。有一次，从莫斯科回国，他不从天上飞，也不在铁轨上跑，而是坐着汽车穿越苏联的中亚地区和中国的西北、华北回到北京。1962年6月，耀邦报名到基层蹲点，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他对生产和社教运动的感性经验，是在湖南、湖北、陕西等地逐步形成的。他个人的主观条件是：坦荡率直，求真务实；善良、正直，刚毅果断，敢作敢为；富有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加上他勤学好问，善于思考，知识渊博，思如涌泉。耀邦这样一个人，来到一个“左”祸最烈的地区，可以说是最渴望解放的人民适逢其会地遇到一位最了解人民疾苦和敢于解放人民的领导人。一场超前的民主改革，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生了。
　　耀邦是1964年11月30日晚上到西安上任的。那一天，西安的天气也同政治气候一样，是乌云压城城欲摧，同时正遇到省委常委星期五的例会。本来，从1964年8月以后，西北局就指定一位“左”得出奇的书记处候补书记W君以帮助工作为名坐镇陕西省委。每次省委常委会议，由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主持，由W拍板作结论。当时陕西省一些干部估计W君可能要作陕西省委的第一书记，大多提心吊胆，不料，中共中央却把胡 耀邦派来了。邓小平同耀邦谈工作时，只是要求他“团结陕西干部搞好工作”，未作其他交待。
　　那一天，省委常委散会后，西北局W君到省委小灶食堂吃饭。饭后，W对省委副秘书长白君说：“咱们到咸阳去，今天晚上不回来了。”我有些纳闷：今晚耀邦要来，他对陕西人地两生，W君主持陕西省委的工作，理应去车站迎接；就是不去接，也该留在省委，同耀邦商量交接工作的问题以至安排他的生活。为什么迟不出去早不出去，偏偏要在耀邦到职的这一天跑到咸阳去？是不是要给耀邦一个下马威，表示我不欢迎你胡 耀邦呢？我所接触过的极左分子大多狭隘、自私、诡计多端，喜欢拉帮结派，排斥和算计那些善良、正直的同志，所以我习惯于观察和描述他们“诚于中、形于外”的细节。胸无城府的胡 耀邦是没有我这样的习惯的。
　　12月1日，耀邦去西北局报到。第一书记L对他说：“你搬到西北局来，不要住在省委。我们是革命派，他们是××××派。”（四个×见之于耀邦的原始记录，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耀邦说：“我的主要工作在省委，还是住在省委便于工作。”L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要他找W谈。W向耀邦介绍陕西的阶级斗争如何严重，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流毒如何深广，干部队伍如何不纯，并且指名说：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和常务副省长刘邦显是陕西右倾势力的代表人物。
　　耀邦初到陕西，弄不清山有多高，水有多深。他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讨论“陕西省的农业生产为什么上不去”的问题。
　　我第一次见到耀邦，是1964年12月3日。那一天，耀邦第一次主持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会议。他身上披件旧军大衣，手上捏着点燃的纸烟，身边跟几位大干部、小干部，一边高谈阔论，一边大步流星地走向省委会议室。常委会议开始，耀邦没有讲多少客套话就进入正题。他不像其他老谋深算的领导干部那样，初到一个地方只听不说，令人莫测高深；而是同大家一起，侃侃而谈。
　　在这次常委会议以后，耀邦还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调查会，最后讲了他的看法。他说：陕西省在“大跃进”中的“虚夸风”、“共产风”不像其他地方那样严重，生产受到的破坏比较小，但是，农田基本建设也上得不快；在三年调整时期，工业下马过头，特别是基础工业和为农业服务的工业下马过头；以致经济恢复的物质基础，不如先进省份。
　　至于主观上的原因，耀邦指出：“领导生产因循保守，小手小脚。”指出：“陕西有一股保守势力，压制一切新鲜事物。”指出：“公购粮负担过重，陕西人老实，不会向中央叫喊。”谈到社教运动，耀邦未作全面估价，先提出几个具体问题，就是：“捕人多了一些；‘双开’（既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多了一些；面上夺权斗争打击面宽了一些。”
　　在这次讨论中，由耀邦提议，陕西省委和省政府作出以下几项决定：
　　1、捕人暂停；
　　2、“双开”暂停，留待运动后期处理；
　　3．面上夺权暂停，待重新部署后再行动；
　　4、省、地、县三级抽调干部到农村基层，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5．将1965年的粮食征购任务，由17亿斤减为14亿斤（ 对这个问题，耀邦亲自给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写报告。报告说：先退下来，让农民休养生息，缓过气来，今后会给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6、向国务院申请，在陕西建设第一批年产7.5万吨的五个小化肥厂；       
　　7、向国务院主管部门申请，1965年给陕西省增拨化肥3万吨。
　　前四条，省上立即执行；后三条，很快就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广大干部和农民奔走相告，齐声叫好，他们把解放干部、减少购粮、增加化肥和派出二万多名干部下乡称之为“四喜临门”。可是，这几条措施，上级一些领导人不以为然，他们尤其反对捕人、“双开”和面上夺权斗争暂停，把它们概括为“三个暂停”，后来又加上文艺批判、学术批判暂停和打击投机倒把暂停（这一条其实是复查不是暂停），变成“六个暂停”，作为耀邦“大刮翻案风”的罪名之一。有些人甚至把减少购粮和增加化肥也当作“物质刺激”来批判，真是逻辑混乱，匪夷所思！
　　耀邦在陕西做工作十天左右，就到北京去参加全国人代会和制订《二十三条》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去了。

解放思想，解放人

　　在1965年1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 泽东主席主持制订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二十三条》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和“进行民主革命补课”的指导思想，并且加上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二十三条》提出了“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重申了“政治、军事、生产、经济四大民主”；提出了“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要让人家把想说的话说完”；提出了反对“人海战术”和“神秘化”等等较为宽松的具体政策。胡 耀邦同志本来就对党内的“左”祸深恶痛绝，本来就有一套进行民主改革的思想，只是在共青团中央没有机会施展，到陕西任职以后，他第一次得到在一个省的范围独当一面的机会，就对《二十三条》作了符合民意的人道、民主、求实的解释，先后提出“解放思想、解放人”和“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两个施政纲领，进行了超前的民主改革。
　　中共陕西省委传达和贯彻执行《二十三条》的会议，于1965年1月18日到28日在西安丈八沟招待所举行。耀邦于1月22日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并在会议前后，向西安的大学师生、中学教师、新闻界、文艺界、驻陕部队和民主党派作了宣讲《二十三条》的讲话。这些讲话的基本精神，就是“解放思想，解放人”。具体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的十二条。
　　一、解放思想
　　耀邦在大小会上反复说：“现在有不少干部思想不解放，精神不振作，五心不定，束手束脚；甚至整天愁眉苦脸，提心吊胆，挺不起腰杆；在会上不敢讲话，勉强提一点意见，吓得面无人色。这样的精神状态怎么能够把工作搞上去？要教育干部解放思想，消除顾虑，立大志，鼓干劲，往前赶，向前奔。”
　　解放思想的内容和方法，就是下面提出的观点、政策和措施。除此之外，耀邦还提出“不强求统一”。他说：“情况这么复杂，总的工作原则必须一致，方针政策上统一于《二十三条》，具体做法允许各地、各单位参差不齐，不去强求统一，不能要求省委规定许多具体杠杠。这样就解放思想了。……领导一解放，大家都解放了。”
　　二、主要反“左”
　　《二十三条》在反倾向斗争那一条里，只是说：“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在讨论中，许多干部提出：“看不出当前主要反对什么倾向？”耀邦明确回答：“在目前主要是反‘左’。”
　　三、学习毛 泽东思想，不是学习片言只语，不能样样突出政治。
　　耀邦不赞成林彪提倡的学习毛 主席语录，不赞成样样突出政治。他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学习毛 主席思想，不是学习片言只语，而要全面领会，活学活用。”下面有一段话，我们在整理记录时怕耀邦闯下大祸，建议他在正式印发的稿子里删掉了，现在把它恢复过来：“我不赞成学毛 主席语录。因为毛 主席的话，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针对一定的问题讲的、语录，把历史背景和针对性抽掉了，只留下几条干巴巴的结论，光学语录不学原著容易助长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这一段话在速记稿和讲话录音中可以查出）在一次非正式的谈话中，耀邦还风趣地说：“不能样样事情都突出政治，政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譬如：游泳的时候就要突出鼻子，不突出鼻子就会被水淹死。”
　　四、对阶级斗争情势，要进行具体分析，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多少说多少。
　　耀邦在西安交通大学和驻陕部队的讲话中说：“大学里有什么阶级斗争？”“军队里有什么阶级斗争？”“学校里、军队里的坏人不过有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点几。”后来有人批判耀邦“用缓和阶级斗争的办法去抓生产”；或是说：“对阶级斗争原则肯定、具体否定。”这些话都说得不错。耀邦本来就不承认什么“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本来就不赞成人为地“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他要求如实地分析和对待阶级斗争。在那些迷信阶级斗争的人看来，他就在“缓和以至否定阶级斗争”了。
　　五、社教运动是要教育人，不是要整人。
　　耀邦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最主要的办法是什么？就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重新教育人，改造人。”他又说：“惩办是个必要的不可少的方法，但惩办人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改造。改造社会。”
　　耀邦还讲到几天前的一个故事。2月15日，耀邦在共青团中央一次会议上宣讲《二十三条》，有一位17岁的女青年黄国玉递条子说：“我很讨厌我的家庭，我的父亲是花岗岩脑袋，改造不了。”耀邦说：“你爸爸现在大概是花岗岩脑袋，花岗岩下边是什么石？”黄国玉答不上来。耀邦接着说：“是石灰石，比花岗岩软了一点；石灰石下边是什么？是页岩。页岩下边是土壤，越来越软了。他那么顽固，你就顽固地做工作，可能会做好呢。”
　　六、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变质、做官当老爷”。
　　耀邦也讲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他给“走资本主义道路”下了一个定义，就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变质、做官当老爷”。这样自然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领导干部中的腐败分子和官僚特权分子，而把工作中的不同观点排除在外了。如果社教运动和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按照这个目标去搞，而不是反对什么“修正主义路线”；同时采用文明的符合民主和法制的方法，说不定会搞好呢。
　　七、抓关键，向前看
　　耀邦主张抓关键，抓大事，不抓细枝末节、鸡毛蒜皮。1月29日，他在陕西省和西安市文艺工作者大会上说：“要分清什么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什么是具体工作和生活作风上的缺点。不要把缺点当做道路问题。大题不做不对，小题大做也不对。”讲到这里，他顺手拿起一只有缺口茶杯说：“缺点、缺点，只是缺了这一点。这个茶杯还可以用嘛！我们不能因为它缺了一点就把它扔了。”
　　为了抓关键和解放大多数被整的人，耀邦提出“四个不反”和“六个不查”。“四个不反”即：“不反社员（一般农民）；不反工人；不反学生；不反一般干部。”“六个不查”即：“不查一般阶级成份；不查一般男女关系；不查一般工作作风；不查农民中的瞒产私分和小偷小摸；不查市场上的小额交易。”当时，到处都爱抓男女关系问题，1月19日和20日，耀邦对大学师生和中学教师说：“查什么男女关系？男女之间就是有关系嘛！我们反对的只是道德败坏。但是，事实没有搞清楚的不要主观臆断。领导干部道德败坏影响到党的威信的，要检查、批评甚至处理。社员、工人、知识份子中的男女关系问题，一般不查，主要是教育问题。”
　　耀邦还提倡“向前看”。1月22日，他在省委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很丰富。我觉得重要的，对实际工作有巨大意义的有两条：一条，什么事情都要加以分析；一条，领导大家向前看。”他说：“许多事情，从时间上来讲无非是三个：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的事情，有些弄不清楚，我的意思停下来。不要争了，因为有些情况讲不清楚，留下来，等待历史去解决，恐怕更稳妥。”
　　耀邦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当时，“左”倾份子老是纠缠和夸大历史旧帐，什么“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流毒”呀，什么“土改、镇反不彻底”呀，什么“查三代查五夫”呀！仅仅一个习仲勋问题，在西北就株连了一万余人，而彭德怀、习仲勋本人都是冤案，受到株连的人更不用说了。耀邦提倡“向前看”，就是反对翻那些是非颠倒或是非难分的历史旧帐，留待历史去作结论。
　　八、维护人权、尊重风俗人情
　　在1964年秋冬的社教运动中，对于一些被认为有问题但却没有查清定案的干部和群众，采用了“隔离审查”、“集中训练”和短期限制自由等侵犯人权的错误做法。耀邦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到处搞隔离，搞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他说：“华县一个女学生来信说，省上有位处长把她软禁了三天，逼她承认乱搞两性关系。你把人家软禁起来，你犯法嘛，你违犯宪法、私自捕人、私设公堂，怎么能这样干？”他说：“现在集中训练的人，不要虐待他们。《二十三条》给他们看，让他们讨论。不要搞监视，不要当犯人看待。年假要照例给他们放假回家。怕什么呢？就是犯了严重错误也不怕嘛！你放假让他们和老婆、孩子团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老婆、孩子的问题，人民也不同情。”他还说：“严禁打人，严防逼供信，也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做法和其他形式的体罚。说群众都主张打人，我不相信。”耀邦这样的话，讲了不止一两次。耀邦讲话以后，全省受到“隔离审查”和“集中训练”的人都不再受虐待了，其中大多数人被放回家去，同亲人过了一个团圆的春节。到了二月中旬，除了有叛徒、特务嫌疑的人以外，各地的“集训班”都解散了，打人的事件也不再发生。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农民得到了解放。
当时，左倾分子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不许吃好东西，不许拜年、送礼，不许闹花灯、社火。耀邦在春节座谈会上说：“过革命化的春节，不错。什么叫革命化？不是吃棒子面才算革命化。我们主张不要大吃大喝，但还有中吃中喝、小吃小喝嘛！他有点积蓄，过节多买点肉，娶了媳妇，多买一点东西，有什么不可以？大家忙了一年，节日看看朋友，走走亲戚，送点礼也可以，不算错。只要不拿国家的东西就行了。”
　　这一年的春节，本来是会空前凄惨冷清的。耀邦从政治上解放了人，又从生活上解放了人，才使陕西人能够“欢欢喜喜过个年”啊！
　　九、党组织和领导人要能听反对的话
　　耀邦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上说：“现在不是提倡过硬吗？民主也要过硬！我们陕西党的组织能否听坏话、反对的话，就是民主能不能过得硬的标志。……我这一条很差，湖南蛮子有名的，讲话粗粗的，嗓子那么大，也是个纸老虎就是了。你们以后就把我看成个纸老虎，不对，就给我提意见嘛。……你说不敢说，说了一定挨斗，我看也不一定。你说你在省里挨斗，你写信告到毛主席那里去，可能把你表扬。要树立这么一个榜样，对于敢于讲反面意见的加以奖励。”耀邦不仅能够这样讲，也能够这样干。他性子急，容易激动，有时批评别人过分尖锐。但是，我们知道他的脾气以后，可以当面反驳他，顶撞他。他不仅不会秋后算帐，还会当面认错。这一年2月下旬，他的秘书小李写了一段关于社教的稿子，耀邦不满意，他发脾气说：“你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总是怕右，我的家很穷，我14岁参加革命，我就不怕。”当天晚上，他的秘书戴云和我一起对耀邦提意见说：“小李这一段文章写得不好，你可以批评，但这同人家的家庭出身有什么关系？我们的出身也不好，你为什么要用呢？”耀邦起先不认帐，他说：“我没有说过这个话呀。”我们顶他说：“你就是说了，我们都听见了。”耀邦说：“要是说了，这个话不对。”接着，他就去对小李说：“小李呀！你的那一段文章还是下了功夫的呀！”4月间，西北局转来陕西留坝县委办公室主任王瑜琨向中央告耀邦的信，批评耀邦“忽左忽右”。起先，耀邦刚看到这封信还不高兴，他说：“我正在挨批，他又来火上泼油。”我在旁边说：“偏僻山区的县委干部怎么知道你在挨批？你的《电话通讯》刚发下去又被迫检讨和停止执行，不知内情的人看起来不就是‘忽左忽右’吗？”耀邦说：“你的分析有道理。这个人敢讲反面意见，以后把他调到省委来。”后来，耀邦和我们“吾神难保”，已无权调这个干部了。
　　十、反对依靠少数积极分子而不依靠广大群众。
　　耀邦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上，对群众运动讲了积蓄已久的意见。他说：“我觉得现在有一种作法是非常危险的，就是只听少数积极分子的话，情况是他们提供，主意是他们出，事情也是他们办，而把广大群众当成哑巴，当成阿斗，少数人包办一切，多数人心惊胆跳，我说群众基本上没有发动。……积极分子也要搞民主，以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不能给积极分子以特权。我觉得我们有些地方历史上发动群众的经验是不足为训的。”耀邦这段话打中了党的历史上许多群众运动的要害。为什么许多群众运动不能代表大多数群众的真实意愿，群众运动变成运动群众，发扬民主变成形式民主？其主要弊端就在这里。延安抢救运动和晋绥土改是这样，“大跃进”、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所以，一些资深的领导人对这段话特别反感。
　　十一、提倡政令公开，反对神秘化
　　耀邦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上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怎么搞，就是要依靠省、地、县委的工作队，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一下子就把政策交给他们。要开门见山，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中央就是将《二十三条》印成布告，到处张贴。这一着也是厉害，你不交我来交。”耀邦说：“一下去就开大会，把政策公开。有事就开，没事就不开，群众要求解决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对于分配公购粮，对于他的《电话通讯》，耀邦也主张一竿子插到底，同基层群众直接见面。他认为神秘化是隐瞒真情、弄虚作假、包办代替的隐蔽所和遮羞布，所以主张政令公开。
　　十二、在学术文化领域，耀邦主张正面教育和以多出成果为标志。
　　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以后，耀邦就决定停止正在进行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他主张文艺、新闻、科学、教育部门的社会主义教育，着重正面教育和学术讨论。对文艺界，他强调抓创作和演出。他说：“同志们要勇敢地创作，创作出好作品来，演出好节目来。这是为工农兵服务的第一个标志。”当时，报纸上正在批判新编歌剧《蟠桃园》。耀邦风趣地说：“《蟠桃园》不好，指出它的缺点，要作者另写一个《樱桃园》嘛。不要多批了。”当时，我主管陕西的文艺批判，对文艺评论家胡采的观点，让胡采发表文章进行自我批评。我以为这样做已经很宽大了。耀邦说：“你的思想还不解放。自我批评是你们指定的，不是人家自愿的。你们把胡采也解放了吧。”接着又说：“我这里忙得很，你干脆回来吧，不要搞文艺批判、学术批判了。”
　　以上这些，就是胡 耀邦于1965年1月下旬在西安几次讲话中陆续提出的第一个施政纲领。
　　耀邦在提出他的一系列观点和主张以前，曾经再次向西北局第一书记请示。第一次是1964年12月下旬，耀邦听了西北局W书记向他介绍陕西阶级斗争如何严重的情况，又看了陕西省委“左”派书记提供的县以上干部队伍“严重不纯”的排队数字以后，觉得事情不好办，就向L书记请示说：“问题这样大，盘子怎么定？”L回答：“你自己斟酌。”耀邦以为L已经向他授了权。第二次是1965年1月下旬，耀邦在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以后，拿着纪录稿去请L书记审阅，L没有同意，也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耀邦就以为L没有意见。如果是一个精通官场世故的人就不会像耀邦那样天真。因为L说“你自己斟酌”，并不是授权，而意思是“出了问题你自己负责”。L不置可否，就是让你自己去揣摸，或者让你暴露得更充分一些，他再出来纠正和打击。可是，耀邦的赤子之心，是一座从不设防的城市，把别人想像得同自己一样的坦率、纯真。这是耀邦在西安、在北京一再吃亏的一条性格上的重要因素。每当我回忆起耀邦的这种性格，敬重，惋惜，痛心，种种感情一齐涌上心头！

放宽政策，搞活经济

　　1965年春节期间，耀邦在陕西省委书记处会议上提出：现在干部思想不解放，缩手缩脚，顾虑重重，不敢认真执行《二十三条》。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把生产搞上去？我建议春节以后，除了常务书记留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以外，书记处其他同志都下去，分别到各地、县委参加多级干部会议，直接宣讲和落实《二十三条》。省委书记处赞同耀邦的建议，并按陕南、陕北和关中东部、西部分片负责，耀邦去陕南。
耀邦同陕西安康地委书记韦明海一起，于2月5日到12日，采用日夜加班的办法，在8天中走了安康地区10县中的7个县。他同县、社两级干部开座谈会，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征求意见，一个一个问题排队，一件一件事情处理。对于一些明显抓错了的人和处理错的案子，耀邦说：“咱们开一个省、地、县、社四级书记会议，四级都认为搞错了的，立即纠正，立刻放人。这样做似乎不大符合组织程序和法律程序。可是，那些案件原先都没有经过什么组织程序和法律程序，而且大多没有定案，采取断然手段纠正那些未经合法程序处理的冤案、错案，有什么不可以呢？”
　　后来批判耀邦时，有人讽刺说：“8天走了7个县，急急忙忙干什么？又不是救火呢！”其实，这个话歪打正着，当时耀邦确实有救人如救火、救生产如救火的心态。那是“忧人之忧，急人之急”的公仆意识的自然流露。可是，那些点燃烧人民、烧庄稼、烧工厂、烧学校，也在烧国家、民族元气的错误斗争熊熊烈火的纵火犯们，却唯恐地狱之火烧得不旺，怎能容许你胡 耀邦去救火呢？后来，他们打击救火者的气焰和烧伤力，比之纵火于基层更加残酷、更加疯狂啊！
　　耀邦走过陕南7个县以后，不仅对社教运动的“左”倾认识更为深刻，而且对生产之凋蔽，经济之萧条，民生之困苦，更有了直接的感受。2月12日，他在安康地区干部大会上发表了系统的讲话。2月14日，他又在安康地委亲笔起草了《电话通讯》。安康讲话和《电话通讯》是耀邦在陕西省提出的第二个施政纲领，这个纲领后来在汉中地委又作了一些补充。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把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颠倒回来，把生产摆在首要地位。
　　耀邦说：“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发展，才能谈得上大好形势，只有领导群众增了产，才能称得起是为人民忠诚的服了务。”他说：“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的标志。”“一切领导增了产的干部，特别是在困难条件下领导增了产的干部，就是好干部，就是真正过得硬的好干部。”
　　二、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大一些，不要抠得过碎。
　　耀邦讲了三条：
　　⑴不要着重历史问题，而要着重现在的表现；
　　⑵不要着重“洗手洗澡”中已经交待出的问题，而要着重今后的问题，着重“将功补过”；
　　⑶不要着重枝节问题，而要着重大的关键问题，着重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这一条是重申了耀邦“抓关键”和“四个不反”“六个不查”的主张。
　　三、在领导生产方面放宽一些，不要想得太窄。耀邦提出四条：
　　⑴“两手抓，双丰收”。即：“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多种经营。关中地区，主要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棉花；陕南地区，主要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山货土特产；陕北地区，主要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造林和畜牧业。”
　　⑵不仅要搞好今年的生产，而且要为今后的生产大发展积极创造条件。
　　耀邦说：“我省山地荒坡面积大过耕地几倍。各县同志一定要用算帐的办法，鼓舞大家树雄心，立大志，从今年大搞基本建设着手，为今后几年从山地荒坡上大大增加收入打好基础。过一年算一年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耀邦还在不少县、社帮助他们计算开发当地自然资源的大帐，帮助他们提出一抓什么、二抓什么、三年、五年、十年抓到什么程度的规划的轮廓。
　　⑶不仅要认真注意现有的经验，而且要汲取和创造新的经验，包括现代化生产的经验。
　　⑷不仅要注意增加生产，而且要注意为生产服务的商业、交通、财政等问题。
　　四、在经济政策方面搞活一些，不要管得太死。
　　耀邦提出五条：
　　⑴按照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原则，改进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的工作。
　　⑵把集市贸易搞活。我们的国营商业和供销社不可能代替群众的互通有无。日中为市，几千年的历史了。不能把投机倒把与农民之间互通有无混为一谈。所有的集镇都要赶集。要向有关部门讲清楚，防止乱没收。
　　⑶“要下决心把山区交通运输搞起来。”
　　后来，耀邦到了汉中地区，农民又提出山区运输难的问题。耀邦同省计划委员会负责人商量后，对山区修路作了具体部署，即：“山区道路，可以修架子车路，也可以修简易公路，由县、社自行组织人力修建。省上给每个民工每天补贴粮食一斤，菜金二角；再调拨一些炸药和钢钎子。”
　　 ⑷“必须有计划地解决城镇就业问题。在小城镇，最大的出路就是发展手工业，然后在手工业的基础上变成乡镇工业，辅之以其他行业。必须非常注意解决乡镇工业的原料问题，无非是木头、竹子、钢铁、纸张、棉纱、油料等，不要扣他们，卡他们。”
　　⑸“三级财政当花的钱要花一点。不当花的钱花了，当花的钱不花，都是违背总的路线的。什么都有节余，不是好事。”
　　五、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
　　 ⑴“凡属从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最好选择几个典型，经过大家讨论，重新作出决定，并在大会上宣布。”
　　 ⑵“凡属撤销工作尚末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作结论。”
　　 ⑶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干部（包括脱产和不脱产的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作好工作，搞好生产，就一律既往不咎。
　　 ⑷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
　　六、在生产队划分作业组，实行定额管理和按劳分配。
　　1965年2月18日，耀邦同汉中地委负责人张军、彭彬谈话时说：“生产队经营管理上有问题，有三大问题，一个是划作业组；一个是定额；一个是分配办法。要发动群众讨论……我们要学会科学计算，要学会现代化的科学管理。”当时生产队的粮食分配办法，大多实行以人定量加按劳分配，耀邦主张一律改成按劳分配加照顾。耀邦也提出了联系产量计酬的问题，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承包制度,不好落实。
　　七、造林方针
　　耀邦所到之处都要提倡植树造林。他编了一段生动通俗便于记忆实行的造林方针，就是：“植树造林，育苗先行；一队一亩，专人经营；谁种谁有，不搞平分；开山育林，不断更新。”
　　八、对增产的单位和个人给以物质奖励
　　耀邦在安康地区提出，当年秋季要在全省和各地举行生产评比大会，对增了产的单位和个人奖励耕牛、农具、化肥。
　　为了说明耀邦在陕西先后提出的观点、政策、措施的来龙去脉及其在当时的作用，这里讲一讲历史背景和作者所知道的耀邦的理论认识，人品性格，生活经历。耀邦在陕西省进行局部改革，是从“解放思想、解放人”入手；后来在全国范围进行全面改革，也是从“解放思想、解放人”入手，这不是偶然的。
　　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解放全人类”。马克思所要建设的社会，“将是这样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是，在苏联和中国的革命建设中，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屡屡扩大和错位 ，不断制造冤案、假案、错案；人的思想也常常受到整齐划一、定于一尊的文化专制主义的禁锢。这就使人本身和人的思想、才智不断受到压抑和摧残，对革命和建设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要进行符合人民实际利益与真实意愿的改革和建设，就必须首先把作为目地和动力的人及其指挥部——头脑解放出来。可是，解放思想、解放人，会遇到压抑思想摧残人的旧体制和保守势力、邪恶势力的顽固抵制和打击，没有明确的认识、坚定的信念、过人的魄力和献身精神，是难以承担这个艰巨任务的。耀邦博览群书又勤于思考，具有很高的理论修养和远见卓识；他在中央苏区的错误肃反中受过审查，在建国后的反右斗争中受过批判，他对思想禁锢和冤、假、错案有切身的感受；他保持着尊重人、同情人、爱人、助人而不整人、害人的善良天性；又具有无私、无畏、敢作敢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正是这些优秀品质，促使耀邦始终把“解放思想、解放人”作为推动改革和建设的首要任务，1965年在陕西小试锋芒，1978年以后在全国大见成效。
　　耀邦把发展生产摆在首要地位和强调把经济搞活，这种思想也来自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但是在我国阶级斗争压倒一切的年代，革命和生产的关系被颠倒了，只能说“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不能说抓革命也抓生产，更不能把生产摆在首要地位。可是，时时关心生产，在耀邦的头脑里已经扎下根来，同时他也注意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十分关心人民的生活。他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就要了解生产情况和人民生活状况，即使是带着其他任务下去，也是如此。他常常批评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不懂生产，要求我们学习生产知识。
　　耀邦还说：“商品的本性就是自由，就要不断流动，所以，经济工作要搞活，不能卡死。”他提出的农民互通有无和短途运输不产生剥削，是以《资本论》为依据的。在安康和汉中，他都说明农民为买而卖这叫简单流通，不产生剥削。短途运输是靠人和牲畜的劳动力赚钱而牲畜又要由驾驭者喂养，也不是剥削。至于长途贩运和以私人经商为业，由于他没有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根据，所以思想还没有解放到那个程度。集市贸易是中共八大提出的，本来是合法的。可是，1963后和1964年，国务院一再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取缔私商，集市贸易大多被关闭了。耀邦在陕西重新开放集市贸易，后来也受到批判。
　　耀邦提出“两手抓，双丰收”，是受到湖北、广东等地的启发。耀邦说过：湖北的多种经营搞得好，农村比较有生气。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对他说：不抓多种经营，农民手里没有钱花，不能解决农村脱贫致富的问题。不过，你只要这样干就行了，不要提出新的口号，不要形成文件；否则，就同“以粮为纲”的方针不一致了。可是，耀邦接受了王任重的经验，却没有听王任重只做不提口号的劝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两手抓、双丰收”的方针。这就是耀邦不同于其他领导人的个性。后来，不仅有人抨击他否定毛主席的“以粮为纲”的方针；而且有人攻击他：“你只有两只手，一只手抓了粮食，另一只手抓了多种经营，还有哪一只手去抓阶级斗争呢？”
　　植树造林，是耀邦一贯的爱好，走到哪里就提倡到哪里。在共青团中央工作时，他就多次带领青年植树造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他又在西北地区和其他地区提倡植树种草，改善生态环境。植树“谁种谁有”，似乎不是他的发明。“开山育林”是他的发明。他反对机械地、自生自灭地封山育林，主张对一部分森林，有控制地开山育林，该采伐的采伐，该淘汰的淘汰，同时大力增植新生树木，以利新陈代谢。
　　解决城镇就业问题和发展乡镇工业，在他之前，中国领导人似乎没有说过，是他的一大创见。可惜，他只实行了100天新政就受批判，靠边站了，在实际工作中未见成效。
　　至于物质鼓励，现在看起来算不了甚么，但在当时物质刺激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内容之一，也是耀邦受批判的罪名之一。[未完/见明日/点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