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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就干，雷厉风行

　　耀邦常说：“干部就要干，战士就要战。”他自己正是一个有创见、有战略眼光的实干家和实战家。他的工作很勤奋，很艰苦，无论在家还是下乡，每天早晨六时起床，晚上零点就寝，中午没有午睡，只吃六两粮食，节假日也不休息。跟着他下乡，令人疲于奔命，每到一个站，不是先休息，先吃饭，而是先谈工作。他还有一种抓住真理所向披靡，不达目的决不休止的英雄气概。只要他认定是正确的，当机立断，说了就干；要干就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注意速度，讲求实效。下面追记一些耀邦在提出新的观点、政策以后亲自落实的情况。
　　2月14日，耀邦从安康发出《电话通讯》，2月15日就到了石泉县。在石泉县委，座谈了生产、生活以后就研究案子。对一般案子，上下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立即加以纠正。谈到一件杀人未遂案，主管部门起先不大通。原来，石泉县有一个青年干部被他的未婚妻蹬了。这个青年很痴情，买了一瓶农药，把不再爱他的未婚妻找来，要求两人一起服毒自尽，并没有动手，未婚妻就把她告了，法院要按谋杀未遂判刑。耀邦说：这个青年的做法当然很错误，不过，他只是吓唬吓唬原来的未婚妻，希望重归于好，并没有动手强迫女方服毒，女方没有受到伤害。这个小伙子被女方遗弃了，已经很痛心，再给他判刑，他会更加觉得这个社会没有温情，更加活不下去，社会的同情也会在他这一面。能不能说服那位女青年，给男方以行政处分，让他向女方赔礼道歉，看女方愿不愿意撤诉？后来，这个案子就这样较为圆满地处理了。
　　2月15日晚，耀邦从石泉到了西乡县。西乡，当时是陕西省的三个社教试点县之一，由汉中地委书记张军任工作团长，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各派一位书记蹲点坐镇。陕西省委在西乡蹲点的书记F，是比耀邦资格老的老战友。老朋友见面分外亲切。耀邦问F是否看到他的《电话通讯》，F说：他已看到并给省委发回电报表示同意。F又说：省委通知：2月16日西北局第一书记L君要作关于社教运动的报告，他在第二天早晨就要回西安去了。
　　谈完工作以后，我准备睡了。汉中地委书记张军推门进来，对我说：“伙计，工作不好搞哇！”我问：“出了啥子事？”他说：“意见不一致嘛！”接着他说：“省委F书记刚下来就同汉中地委发生争论。F认为：汉中同关中一样，土改、镇反很不彻底，需要补课。汉中地委认为：汉中十二个县所订的地主、富农已经占到农村总户数的6％以上，符合毛 泽东主席规定的六、七、八的指标，镇反杀人数字占总人口的比例也高于关中，不存在不彻底的问题。加之，汉中地区的土改是由鄂豫陕边区党委领导的，不应受到彭德怀、习仲勋的牵连。张军讲的第二条原因，现在的中青年听了可能莫名其妙。可是在60年代以至70年代前期，就是有那么一种荒谬的逻辑：凡是在彭德怀、习仲勋领导下所做的工作，所搞的政治运动，都是右倾的、错误的。张军还谈到：对西乡社教也有争论。F认为，西乡县的领导班子烂了，要开展夺权斗争。汉中地委认为，西乡县的领导干部中，只有一位副县长有男女关系问题。一把手张正范本人没有问题，只是因为他的妻子在西乡解放前以中学生的身份逃过解放，家庭又是地主成份，F书记就认为张正范同“有敌对思想”的地主女儿结婚，是丧失阶级立场的“四类干部”，问题属于敌我矛盾。对农村基层的看法也有分歧，F对于农民的阶级成份总是就高不就低。
　　张军讲完以后，我说：“这些问题，你明天汇报的时候都可以讲嘛。”张军说：“不敢讲呀！耀邦和F书记是老战友，我们和他却是萍水相逢啊！”我说：“耀邦是一个公而忘私、实事求是的人，很有民主作风，你敞开讲吧！”
　　第二天上午，张军向耀邦汇报了一般工作情况以后，就提出汉中地委同F书记的几点分岐。对于土改、镇反是否彻底的问题，耀邦认为汉中地委的意见是正确的（耀邦私下对我说镇反杀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对于西乡县领导班子和农村基层的问题，耀邦要求工作团逐人介绍情况，上下共同研究问题的性质。例如：对县委一把手张正范，耀邦认为：不仅他本人没有问题，他的妻子也没有问题。他说：“一个小姑娘，由于不了解党的政策，逃过解放，后来又回来了，这很正常嘛，是什么敌对思想、立场问题？他认为西乡的领导班子是比较好的，不属于夺权单位。对于基层的问题，耀邦也否定了F书记的“左”的看法，例如，F把租来的部分土地让给亲戚耕种的佃农定为“二地主”等等。
　　这次会后，耀邦接见了大部分由于错案被限制自由的县上的干部，这就表示，他们已经解放了。耀邦还向全体县级机关干部讲了话。在西乡讲话中，耀邦提出了解放思想的一条重要原则，即：“不强求统一”。
　　2月16日，耀邦到了张骞、李固的家乡城固县。李固就是东汉“党锢之狱”中受迫害的清流领袖，是耀邦钦佩的人物。
　　由于我的衣着比耀邦好些，身材又较为高大，走下老式北京吉普以后，城固县的同志把我当作耀邦迎接，把耀邦晾在一边。省上在城固蹲点的人提醒城固县委书记：“这不是胡书记，胡书记在后边站着呢。”当时，城固县委正在召开县、区、社三级领导干部会议。耀邦一下车就走进会场，要求大家递条子提出问题，他当场回答和解决了38个问题。这里摘录其中的一部分对话：
　　1、区、社干部说：油菜产量下降，主要原因是粮棉争地。
耀邦回答：有四条原因，省上解决两条：征购粮任务过多的适当减少；今后从省到公社不再下达粮食、油料种植面积指标，由生产队自行决定。其他问题，地方自行解决。
　　4、区、社干部提出，夏粮征购时间正值收麦和插秧的大忙季节，农民往往为交粮来回跑几天路，荒了田。
　　耀邦问：夏征和秋征什么时候合适？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了一番。最后，耀邦说：按你们多数人的意见办。今后，夏粮征购推迟到7月下旬完成；秋粮征购推迟到11月下旬12月上旬完成。
　　6、区、社干部提出：农田普遍缺肥料。
　　耀邦回答：一种苕子，二种油菜，三种胡豆、豌豆，四种满园花，五种一点大麦。没有化肥，我们自己造，今明两年全省建起五个年产7.5万吨的化肥厂。还要种绿肥，发展养猪，山区搞草木灰。
15、区、社干部提出：化肥调拨太迟，耽误生产。
　　耀邦问：什么时候调拨好？
　　大家又闹闹嚷嚷地进行议论。最后，耀邦回答：按大家的意见办，一年调拨两次，一次在打春前；一次在6月份。
　　25、区、社干部提出：汉江大桥低，河床抬高了4尺，淤田20万亩。
　　耀邦回答：这不光是城固一县的事，三千里汉江，陕南占一半，却没有一座大桥，很不方便。今后在安康、石泉、城固修三座汉江大桥，陆续上马。
　　后来，耀邦指示省级主管部门对三座汉江大桥立项，筹措资金，进行勘察设计。这三座大桥在“文革”中施工和建成。汉江流域的乡亲们，当你们今天乘坐单车、汽车、摩托车顺利地穿越汉江大桥的时候，是否知道，过去几千年来，不论是人、是车、是马都要坐渡船过汉江？是否知道谁是修建三座汉江大桥的决策者？是否知道这三座汉江大桥中凝结着胡 耀邦的心血啊？！
　　30、区、社干部提出：城固脱产干部缺额不少，请求省上调派一批干部来。
　　耀邦回答：这一条意见不对。哪里都有人才，干部不够自己提拔。
　　耀邦同志这种明快果断、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深受广大干部和人民的赞扬。有些基层干部说：“胡书记下乡地动山摇，刀下见菜，我们提了多年意见解决不了的问题，胡书记三锤两梆子就解决了。”
　　2月16日晚，耀邦到了汉中地委。17日整天开座谈会。先谈生产建设。耀邦要求干部弄清和牢记自己主管地区与部门的历史和现状、情况和数字，并对今后的发展有一个轮廓设想。他喜欢考干部，当某些领导干部翻开本本作汇报时，他常常要求干部合起本本讲。谈到一些情况和数字，干部记不清要翻本本，耀邦代替他回答。那位干部惊讶地问：“胡书记你怎么知道？”耀邦说：我是从你们的报告中看到的。耀邦还擅长心算，爱替地、县、社计算生产帐、收入帐和未来发展帐。那时还不兴用计算器，我们的笔算和珠算都赶不上他心算的速度，只能对他的心算起核对作用。谈完工作以后，还要谈当地的风景和风俗。耀邦问：你们秦岭上那一条金牛路是怎么得名的？只有一个干部知道五丁开山、金牛修路的传说。耀邦又讲到萧何月下追韩信，追到褒城县的寒溪，传说寒溪突然涨水，韩信过不了河，才被萧何追上。讲到这里，耀邦问：你们汉中人就这个故事写过一首有名的诗，谁记得？会上没有一个人记得。耀邦说：那首诗是：“……若非一夜寒溪涨，焉得汉家四百秋？”接着又说：“我也是现炒现卖，昨天晚上从你们《汉中府志》上看到的。”他说：“我考你们的意思是，希望大家都能读一读你所在的那个县、那个府的地方志。地方志记载了当地的历史沿革，天文、地理、物产、自然灾害、风俗人情和名胜古迹，不可不看。”
　　在座谈社教运动时，汉中地委谈到社教中打倒了汉中地区一些闻名全国的先进单位。例如：勉县高潮公社连续九年水稻大面积亩产千斤以上。公社领导人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党依靠贫下中农呢，贫下中农不要翘尾巴。”由于说了这一句话，工作组把公社领导人定为打击贫下中农的“现行反革命”，把公社的红旗拔掉了。会上一些干部愤愤不平地说：高潮公社的工作组长是省上的一位局长M。我插话说：“M有历史问题，他原来是胡宗南长官部的少将处长。这种人就是容易用‘左’的行动来掩盖‘右’的历史。”耀邦批评我说：“你的思想还是不够解放。M在高潮公社整错人，不对，应该批评。但是，你不要同人家的历史问题联系起来，他过去作过国民党的少将处长，后来参加地下党，是立过功的嘛！”
　　2月17日下午，耀邦要我写一个材料，介绍城固县社教运动中一些好的做法。我大大咧咧信笔一挥就交了卷。耀邦看了稿子，往桌子上一扔说：“你写的是什么东西，是党八股。毛主席说，党八股要亡党亡国的。”接着又说：“我一到陕西，就听说你是个人才，现在看来，徒有其名，没有真本事嘛。”我在革命队伍所受的批评，常常是“急躁、骄傲“右倾”；从来没有人说我无才无能。耀邦这样尖锐的批评，是我生平经历的第一次。我实在受不了，就把耀邦的房门“哐当”一声用力一带，走了。我跑到张军的房里去大发牢骚说：“耀邦粗暴，我不干了。”张军安慰我说：“耀邦性子急，要求高，有时说话随便，心肠却是好的，你不要在意。”
　　本来，我的情绪可能要闹几天，而且会同耀邦顶撞，可是，天外飞来的横祸却把我的情绪一扫而光。当天午夜，即2月18日零点以后，西北局第一书记L给耀邦打来电话说：“我把中央和西北局的意见通知你，你的《电话通讯》提出的四条干部政策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耀邦把这个批评告诉我们以后，我和张军私下议论说：“西安和汉中近在咫尺。L和耀邦的关系是一把手同二把手之间的关系。既然认为耀邦提出的四条干部政策有问题，为什么不及早打个电话直接提醒？却要反映到中央去，用中央和西北局两顶大帽子来压耀邦。”2月18日上午，耀邦给他的《电话通讯》的诞生地安康地委打电话，传达了西北局的电话内容，请他们防止翻案风。安康地委书记韦明海说：“从各县多级干部会议反映的情况来看，目前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左’的影响严重，不存在翻案风的问题。”耀邦又找汉中地委书记张军、彭彬商量。他们的意见同安康完全一致。耀邦的信心更大，但是在工作中又不能不尊重中央和西北局的批评，反“左”的火力减弱了。
　　2月19日耀邦经过留坝去凤县。留坝，因留候张良隐居修道而得名。当时的县城，只有稀稀拉拉几十户人家。离县城三十公里的张良庙却是一个风景优美、庙宇巍峨、集市也较为繁荣的地方。 张良庙西花园回廊墙壁上镌刻着许多名人题诗和楹联。耀邦看过以后说：“悲观主义，有什么好？”在平时，谈诗文、谈音乐、谈戏剧，耀邦总是喜欢那些雄壮、激昂、乐观、向上、富有阳刚之气的东西。谈到《红楼梦》、《梁祝》一类的作品和乐曲，他总是觉得“软绵绵的凄凄惨惨”。同时，他只顾工作、读书，而不会娱乐，陕西省委有的同志给他概括了四个不断，即：“读书不断，工作不断，思考不断，议论不断”。有时候，我们向他宣传好戏，好电影，建议他去看一看，放松一下。他说：既然好，把剧本找来看一看就行了。他的生活情趣是读诗词。他能背许多诗词。有一次，他让我背诵岑参和章八元咏大雁塔的诗，我背了几句就背不下去了，他接着背诵完。
　　进入凤县以后，川道灌木丛生，山鸡很多。凤县的命名，恐怕同山鸡多有关系。山鸡金碧辉煌，光彩夺目，其中最大最美的说不定就是古代北方人心目中的凤凰了。南方人是把孔雀当作凤凰的。耀邦一发现山鸡，就要停车下去打猎。他的性急，打完山鸡，让警卫员捡回来，就催驾驶员：“开车，开车”。有一次，警卫员小解批评他：“你这个人真自私！人家谢处长还没上车呢。”耀邦回头一看，谢处长正在上车，他马上说：“对，自私！自私！”耀邦枪法好，边走边打，两个多小时打了11只山鸡。当晚，耀邦请凤县县委的大师傅把山鸡全煮了，请县委的同志和我们四个随行人员饱餐一顿。
　　当时，凤县正在日夜加班召开会议。耀邦和我分别参加了小组会。原来我们估计基层干部听到耀邦的《电话通讯》会是一片狂欢，甚至有人起来诉苦，翻案；而贫下中农代表因为原先大多是整人的，则会有人赞成，有人抵触不通。可是，我们在会上发现，听了耀邦的《电话通讯》以后，被整怕了的基层干部半信半疑，表示了有保留的欢迎。贫下中农代表却有一种“漠然”“木然”的神态，似乎在说：“上面叫批斗谁就批斗谁；上面叫解放谁就解放谁。”情况同安康、汉中两个地委反映的一样，“左”的倾向和影响仍然很严重，哪里有什么“翻案风”？谁敢刮“翻案风”！2月20日，耀邦到了宝鸡地委，也把西北局电话上的批评向地委和行署领导人传达了。宝鸡地委的看法同陕南两个地委一样，甚至讲得更加肯定。他们在感情上也能够同耀邦像朋友一样倾吐积压多年的知心话。
　　2月21日，耀邦到了武功县杨陵镇。杨陵是后稷教民稼穑之地，那里是西北地区农业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中心，除了西北农学院和农业、水利两个中等专业学校以外，还有陕西省农业科学院及其十几个研究所，有中央直属的水利、水土保持、植物等研究机构。耀邦于第二天上午召集杨陵各单位、各学科的农业专家座谈，请他们为陕西农业的发展献策献计。西北农学院的学生听说耀邦来了，要求讲话。时间来不及了，耀邦在2月22日下午离开以前和同学们见了面。同学们蜂拥而上，把耀邦重重包围起来，无拘无束地问长问短。我们该走了，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冲出重围。这种状况，在影视明星、歌星和体育明星中是常见的，在党政领导干部中是罕见的。
　　2月22日午后，耀邦到了咸阳地委。咸阳地委书记向耀邦当面提出反对意见，后来成为陕西中层干部中反胡的急先锋，直到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此人还在陕西省委的一次会议上不指名地批评耀邦。过去，我对此人很反感。现在看来，此人只是思想上有“左倾顽症”，但却不搞阴谋，不随风倒，而且在耀邦当权以后还敢于继续进行尖锐批评。这种光明磊落的反对派，比那些风派和阴谋家值得尊重。
　　2月23日，耀邦回到西安才发现，他已处于十面埋伏、四面围剿之中了。

在四面围剿中

　　首先是西北局W书记发难。1月下旬，耀邦看到西安市委《关于打击投机倒把的报告》。报告中反映：西安市查处了9500多名投机倒把分子。耀邦批示：“看来，西安市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已收到显著成绩，这一点要肯定。但是否都打得很准？有些老实的劳动人民因为家计困难，作一点小额的贩运活动，是否也算作投机倒把分子？退赔了没有？对这种人因为退赔和斗争，是否出了问题？对吊销了营业证的一些确系家计困难的贫民，是否有妥善的安置？……为了总结经验，可否考虑群众性的打击投机倒把运动，暂停一下？暂停中，派出所、居民委员会仍要对大的投机倒把犯注意。”西安市委和市政府按照这个批示进行复查，减轻了其中4000多人的处分。西北局w书记知道以后，就在2月14日上午找陕西省委秘书长陈元方和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彭天琦去西北局向他汇报。W批评耀邦“为投机倒把分子翻案”，并且说：“是不是投机倒把，只能看性质,不能看交易额的大小，只要是转手倒卖，一毛钱也是投机倒把。”
　　二是，西北局办公厅收集和审查耀邦讲话、谈话的记录和录音。
　　三是，西北局宣传会议点名批判耀邦。从2月下旬到3月下旬，西北局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H在西北局宣传会议上，指定西北局宣传部的两位处长和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宣传部长批判耀邦的《电话通讯》，只有西安市委宣传部长拒绝发言。会上还批评耀邦为正在受隔离审查的陕西省文化局长鱼讯和卫生厅副厅长高峰翻案。耀邦看到会议纪要莫名其妙。因为他不认识也没有过问那两位厅长的问题，要求会议更正。西北局宣传部没有更正。
　　四是，西北局第一书记亲自上阵。
　　2月16日L书记作了一个宣讲《二十三条》的长篇讲话，针锋相对地批驳耀邦的观点。例如：耀邦主张反“左”，L主张继续反“右”；耀邦强调抓生产，L强调抓阶级斗争；耀邦提倡解放思想、解放人，L坚持禁锢思想、打击干部和民众；耀邦提倡放宽政策，搞活经济；L坚持原来卡得很死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听了耀邦讲话又听了L讲话的干部都能明显地感觉到：“两个书记，两种思想，两套政策。”
　　2月23日，耀邦刚刚回到西安，L就给耀邦写信批评“干部四条可能引起翻案风”。2月27日L又给耀邦写信说：“干部四条是有片面性的，肯定会引起翻案风。”由“可能”变成“肯定”，问题逐步升级。
　　2月28日，耀邦为了顾全大局，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作了检讨，承认“干部四条”缺乏分析，有片面性；同时给L回信作了检讨。3月2日，L给耀邦写信说：“工作中出一点纰漏不要紧，只要认识了错误，就会成为推动工作前进的动力。”
　　3月3日，陕西省委发出正确执行耀邦“四条干部政策”的通知。那个通知的主要内容是：“确实处分错了的，改正过来；处分过重的，减轻下来；但处分正确的，不能随意减免其处分。对于有些人的处分轻重问题，如果大家认识不一致，或者一时弄不清的，就不要匆忙地改变处分。”陕西省委这个通知已经周到得无懈可击了。西北局仍然不同意，不放手。他们要的是彻底否定耀邦的全部主张。
　　3月6日，西北局W书记向起草了3月3日通知的省委书记章泽说：“耀邦的问题，你们准备怎么办？”章泽说：省委已经发出防止执行“干部四条”中出现片面性的通知。L书记也给耀邦回信，肯定了他的检讨。W说：“难道这就完事了？”持中间立场的章泽也不耐烦了，顶了W一句：“你们还要怎么样？”
　　3月7日，西北局发出通知：从3月11日起，召开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陕西省委1965年1月以来的工作，邀请陕西省委书记处全体成员和西北局各部、委、办主要负责人列席。当时在陕西长安县参加社教的中共中央候补书记杨尚昆也参加了西北局的会议。耀邦向杨尚昆说：“西北局这样小题大做，我想不通。”杨说：“这大概不是L的意思，你可以找L谈谈。”
　　3月8日，耀邦找西北局第一书记L谈话。L对耀邦到陕西以后的工作，肯定了五条成绩，即：你把毛 泽东思想的旗帜举得很高，你是抓革命的，你是抓生产的，你的干劲是大的，你是能够联系群众的。讲了四条缺点，即：
　　1、省委1月工作会议，对成绩讲得不够，对缺点讲得很具体。
　　2、你的《电话通讯》对干部的四条处理意见很不妥当，会使许多人翻案，主要错误是这个错误。
　　3、集市贸易不发达是由于生产不发达，你说集市贸易有几条好处不妥当。
　　4、没有很好地商量，没有很好地搞集体领导。
　　耀邦说：确实有不少地方社教打击的不准，西北局有些同志和省上以及各县的看法不一样。L虽然答应，西北局有关部门要同省委的同志一起谈清楚，要团结起来。实际上没有这样做。
　　3月8日晚7时，耀邦在省委常委会上传达了L书记的谈话以后，大多数没有参与密谋的常委认为L对耀邦的成绩讲得充分，缺点讲得温和，都像吃了定心丸一样，估计那次会议可以平安渡过。第二天，耀邦和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按照L定的调子，起草给西北局的汇报。
　　3月11日，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开始，耀邦报告了省委一月会议以来的工作。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接着报告。赵对耀邦主持陕西省委工作的成绩作了高度评价，并且说：“他吃苦耐劳，联系群众，以雷厉风行的作风狠抓生产。这对改变陕西干部中长期存在的保守思想、拖拉作风和陕西地区的经济面貌，都是很必要的。”讲到耀邦的所谓错误，赵巧妙地说：耀邦的缺点错误，L同志已经讲了（这是指2月8日L对耀邦的当面批评），我都同意。还说：“耀邦最近发生的错误，我是有责任的。”
　　胡、赵发言之后，西北局的书记和部长们相继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照本宣读。除了西北局经计委主任宋平（就是后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纪检组组长方仲如肯定了耀邦的成绩以外，其他人的发言都是全盘否定，杀气腾腾，无限上纲，虽然没有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但已呼之欲出了。
批判耀邦的主要内容有这样几条：
　　1、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包括“否定社教运动的成绩”，“夸大社教运动的缺点”，提出四条“为四不清干部翻案”的干部政策，解散“集训班”，从“隔离审查”中放出一大批人，等等。
　　2、“用停止革命的手段去抓生产”。有人批判“三个暂停”；有人批判“六个暂停”，即：除 了“捕人”、“双开”、“面上夺权”暂停以外，还有打击投机倒把暂停、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暂停。提出“四个不反”、“六个不查”等。
　　3、否定党的方针。例如：提出“两手抓、双丰收”的方针；提出活跃集市贸易、允许短途运输和发展乡镇工业等政策。
　　４、轻粮食统购任务和办化肥厂、调拨化肥等措施也指控为物质刺激。
　　5、破坏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原则。以个人名义发出《电话通讯》。反对用个人名义发出《电话通讯》这一点似乎有道理。可是，耀邦的《电话通讯》是先发回省委，由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书记发出的。陕西省委书记处的七位书记当时都表示同意，其中三位也发出《电话通讯》，给予支持和补充，可见他代表了省委领导集体的共同意见。至于以个人名义发号施令，当时从毛 泽东主席、西北局第一书记以至地、县的一把手，哪一位不是这样办的？L 本人不是还把个人的讲话和谈话编印成同《毛主席语录》一样的小红书，发给干部人手一册吗？
　　最为恶劣的是：西北局书记处的W和E蓄意把耀邦的问题拔高为反对刘少奇。他们质问耀邦：你传达毛 主席说：安源煤矿只派了一个人就把群众发动起来，现在反而不会做群众工作了。你又传达毛 主席批评，用在白区做秘密工作的方式来搞群众运动。这是指谁呢？陕西志丹县长雷登盈反对少奇提出的社教运动要“以反右倾为纲”，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你要给雷登盈平反。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抓住耀邦的这些所谓“要害”，都是耀邦传达毛 泽东主席的话，又不是他自己的话，怎么能当作耀邦的罪名呢？他们不是认为毛 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要原原本本地传达吗？那么为什么又要封锁“真理”，不许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呢？
　　这个会议开过两天之后，耀邦发觉他上当了。这个会根本不像3月8日L对他讲的那样文明，那样肯定成绩多于批评缺点，而是一次把胡 耀邦当作反党分子来斗的会。3月13日晚，耀邦去找杨尚昆说：他要向中央申诉。杨说：会议这样开法，我也没有想到。但是又劝耀邦不要向中央申诉。他说：“稳住，稳住。你的问题就是那个四条，看L同志最后怎样讲，我还要发言替你讲话嘛。”
　　西北局批胡会议期间，陕西省委正在召开全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3月15日，耀邦已经被迫在西北局会议上作了第三次检讨。3月16日，西北局勒令耀邦到全省贫代会上去作公开检讨。耀邦在贫代会上忍气吞声地宣布，“西北局指示：我在《电话通讯》中关于干部问题所提的四条意见是错误的，可能引起翻案风，停止执行。”耀邦作了公开检讨，西北局还嫌不够，又指责耀邦只讲了西北局指示，没有讲中央指示，强制省委再在大会上作出补充声明。真是欺人太甚！耀邦冤愤难平，在受到六天批斗又作了公开检讨以后，突发大脑蜘蛛网膜炎，医生宣布有生命危险，西北局不得不暂停批判，把耀邦送进医院去抢救。在耀邦病情略有好转以后，杨尚昆去医院探望。耀邦又提出，要回北京向中央申诉。杨说：“你要申诉是你的权利。但我劝你还是稳住，申诉对你没有好处。”杨尚昆还要耀邦写一个态度更诚恳的检讨。否则，西北局不好下台，事情不好了结。
　　3月22日，耀邦爬在病床上，万分委屈、万分痛苦地写了《关于陕西工作的自我检讨》。这是第五次检讨了。
　　3月30日晚，西北局书记处讨论胡 耀邦的检讨。L说：“胡 耀邦在最后一次信里把他的思想说得清清楚楚，是说了心里话，是对人民负责的，我看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看了也高兴。四条，从政治上、思想上说，都是错误的，但是采取了几个措施也就可以了。”3月31日，西北局书记处补开最后一次批胡的会议。西北局L书记做了结论性的讲话。他讲了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政治挂帅、民主集中制等几个问题，当然是说耀邦在以上几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他还故意赞扬已故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他说：德生同志在世时省委有一套好的制度和作风。省委应该把它继承下来。最后，杨尚昆发言。他肯定了耀邦的动机是好的，肯定了耀邦没有犯路线性的错误。他说：“耀邦同志确是干劲十足，想把工作做好，想把陕西省农业生产落后于邻近各省的局面迅速改变过来。”他说：“是不是说耀邦同志的错误已经成为路线上与中央对抗和西北局对抗呢？我看还不能做这个结论。”在这两点上，杨尚昆的发言比西北局那些人温和。但是，他肯定耀邦错误的性质是“政治上摇摆”、“对革命动摇”；他指责耀邦“少谋自断”、“无谋擅断”，这反映了他当时的“左”倾思想和作为一个居中调停者的局限性。至于他说耀邦采用缓和革命形势、缓和阶级斗争的办法来抓生产，却是歪打正着地说到了点子上。耀邦正是要缓和人为的阶级斗争。
杨尚昆说：“四条已经停止执行，问题说大也不大，不必紧张。……总而言之，时间很短，问题不大，问题的性质属于摇摆，不属于路线错误。……省委可以开一次会讲一讲，按胡 耀邦的检讨水平写，不夸大，也不缩小，正面提，不提耀邦的名字。”
　　就在同一天，3月31日，西北局要求陕西省委把耀邦的第五次违心的检讨报送中共中央，并加发到陕西省各市委、地委、县委，这就把批胡在陕西全省公开化了。
　　在西北局书记处批胡会议期间，整人者还在会外进行了不正派的活动。
　　一个是分化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
　　开会前两天的3月9日，西北局W书记找赵守一谈话。W先批评赵对耀邦的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然后说：在西北局开会以前，你是否把耀邦的错误对省上一部分领导干部讲一讲?赵守一说：“耀邦是我的上级，在中央和西北局没有作出正式决定以前，我怎么能向干部讲他的问题？何况，我并不认为耀邦有什么问题。”3月11日，当赵守一在西北局会议上作了同耀邦看法一致的发言以后，西北局办公厅又把赵的发言退给本人，并说：“在会议印发以前可以修改。”显然，这是又一次拉拢和分化。赵守一经过认真考虑以后说：“我的发言不改了，我宁肯犯支持耀邦的错误，不犯出卖同志的错误。”从此，西北局就把胡 耀邦和赵守一放在一起批判斗争了。
　　第二个手法，是用死人压活人。
　　批胡会议开了两天，西北局通知陕西省委把已故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的遗言送去。所谓张德生遗言，是我根据张德生病危前同陕西省委常委和地委书记的谈话整理出来的一个草稿。这个草稿给张读过，张提了修改意见。可是，修改稿出来以后，张德生已无力审定和签字了。那是一个未定稿。但是，由于张德生在他的最后谈话中对西北局和L书记评价很高，又强调了西北局最为重视的“肃清彭、高、习反党集团遗毒”和“进行土改、镇反补课”，L书记就把那个未定稿当作正式的“张德生同志遗言”，印发会议，报送中央，并大加赞扬，用死人来压活人。
　　第三个手法，是分化中层干部。
　　在批胡斗争中，西北局通过他的几位领导干部拉拢和分化陕西省委办公厅、宣传部、组织部和省公安厅、西安市委的一批中层干部。对于其他人的事情，我说不清楚，只能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事。
　　批胡会议开会前夕，西北局有一位领导干部找我谈话。他问：“你跟耀邦下乡走了哪些地方？”我回答了。他又问：“你听到耀邦一路都讲些什么话？”我说：“耀邦一路讲话的精神是解放思想，解放干部、群众，抓好生产，搞活经济。”他干脆点破题目说：“你听到耀邦对西北局、对L同志讲过什么话？”我说：“没有听到。”他又问：“在省委一月会议期间，耀邦对西北局、对L同志讲过什么话？”我说：“耀邦的讲话、谈话都有记录，除了记录以外，我没有听到他讲过其他的话。”当西北局把张德生遗言的未定稿印发以后，西北局那位领导干部又找我和张德生的政务秘书孟服南谈话。他说：“我看了你们整理的德生遗言，符合德生的原意。只是德生还有一些话你们没有整理上去。耀邦主持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以后，有人对德生反映：省委又在走回头路。德生着急地用手拍着病床说：‘怎么能走回头路呢？！怎么能走回头路呢？！’你们是不是把德生的这些意见补充进去？”我和孟服南都说：“我们没有听到德生讲这个话。相反的，耀邦到陕西工作以后，德生曾经高兴地说：“现在，省委的一线、二线、三线、四线都很强，我可以放心了。”张德生所讲的一线，是指新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胡 耀邦；二线，是指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三线，是指陕西省省长李启明；四线，是指从北京市委调来的省委常务书记冯基平。张德生真正说过的话，是西北局不爱听的，所以就没有让我们补写进张的遗言里边。
　　按照我在共 产党内所受的组织、纪律的教育，西北局领导干部对我和孟服南所进行的收集情报和让我们伪造张德生遗言的活动，都是严重违反党纪的非组织活动。所以，我在1965年5月18日向中共中央上第一份万言书时，就把西北局领导干部同我进行的两次谈话，追记下来，报告中共中央。
　　除了分化利用陕西省原有的中层干部以外，西北局还有派人打进来的企图。耀邦由于工作繁忙，一度想建立一个小型办公室，派他的秘书戴云去同西北局办公厅主任商量。那位主任说：“编制没有问题。西北局第二书记，本来就应该有一个专门的办公室。但是人员要由我来物色。”戴云回来向耀邦汇报以后，耀邦鉴于西北局已经给新疆派人专门收集情报，就说：“他是想派几个特务来打我的小报告，我不要。”

忍无可忍地反驳

　　1965年4月，胡 耀邦继续住院治病，西北局一面向中央提名，让胡 耀邦由代理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改为正式任命；一面又派出有书记处书记参加的一批干部，分赴陕西各地，收集耀邦讲过的片言只语，收集耀邦“破坏了大好形势”的歪曲、夸大的事例。这些人下乡，一反过去“报喜不报忧”的惯用手法，专门收集和编造“报忧不报喜”的材料，故意把形势描绘得一团漆黑。西北局常常把这一类材料编进《西北情况简报》，印发中央和西北各省。当然，西北局机关也不乏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人；可是，那一类材料，西北局是不用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陕西省委办公厅和研究室的负责人经过商量，认为不能等待挨打，我们也分别到各地去作调查。我们所到之处，地、县、社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拥护耀邦提出的新观点、新政策，其中知道耀邦受到批判并被扭住不放的干部愤愤不平。尤其是被耀邦解放出来的人，又是感激又是担心。他们说：“没有胡书记我们不得解放，胡书记要是被打倒了，我们又该遭罪了。”至于当时的城乡形势，不论工、农、商业，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
　　五月初，耀邦出院，恢复工作。当时，上有西北局专横压制，下有省委两位“左”派书记处处刁难，省委常委会作不出任何一个新的决定。不过，耀邦和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李启明还在坚守阵地。虽然作不出新的正确决定，也决不通过“左”的错误决定。同时，省、地、县都有一批支持耀邦新政的干部，他们不声不响地按照耀邦的既定方针办事。改革和反改革力量处于冷战对峙、互不妥协的状态。杨尚昆也起了某些缓解作用。例如：他要求省委通知各地：生产要继续抓好，不能松劲。省委立即把杨尚昆的意见传达下去。正因为这样，在1965年10月以前，胡 耀邦新政仍在陕西继续推行，生产和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成绩。
　　耀邦虽然兼任西北局第二书记，但在西北局根本没有发言权。有一天，西北局要加批转发西北某省一个“左”的文件。耀邦在西北局书记处会议上建议删掉过“左”的内容再发。L书记说：“按西北局的规矩，一个文件有两位以上书记签字就可以发出了。这一次大多数书记已经同意，本来可以发了。既然耀邦还有不同意见，可以破例照顾一下，大家再讨论一下。”讨论的结果，无非是把耀邦批驳一顿，那个“左”的文件照原样发出了。请看这就是所谓集体领导，视第二书记为无物。我曾长期在党委机关工作，我发现党委第一把手要开动表决机器，是很容易的。是否发扬民主，完全靠一把手的良心，不受任何制度的约束。这正是马克思指出的，多数人是消极的成员、只有个别人或少数人是积极的成员的“虚假的集体”。这件事也说明耀邦的执着。他明知提意见是浪费口舌，还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陕西省委把整个5月份的时间都耗费在起草、争论和修改为省委六月会议准备的检查报告之中了。争论的双方都抓住杨尚昆所作的结论性的发言中的一句话。正方坚持杨尚昆讲的“按耀邦检讨的水平写。”反方坚持杨尚昆讲的错误的性质是“政治上摇摆”，是“对革命动摇”。可是，耀邦始终不承认什么“摇摆”或“动摇”呀！他对我们几个助手说：“我的家很穷，我十四岁参加革命，从来没有什么山头，在长征中都没有动摇过，现在怎么动摇了？！”他们搞的那一套根本就不是真革命，反对他们那一套，怎么就是对革命动摇了？”可见，要是写上“摇摆”、“动摇”就不符合“胡 耀邦检讨的水平。”正方当然坚持决不写。在相持不下的僵局中，耀邦提出请坚决反对他的S书记把检查错误的那一段写出来。S折腾了半夜，第二天在会上说，他写不出来。后来，耀邦又提议由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李启明、代理常务书记章泽、主管意识形态的F书记四人组成起草小组，由秘书长、副秘书长、农工部副部长和耀邦的秘书戴云协助执笔。起草小组中的四个主要成员分别代表了支持、半支持、中间、反对四种立场。可是，四个助手都是支持者，因为当时在能够执笔的省委中层干部中选不出反对派来。
　　起草检查报告初稿，纠缠的时间不多。因为对于那些极左的观点和提法，我们执笔人总会设法应付的。例如：我负责协助坚决反胡的F书记执笔。对于他提出的观点，我采用既要这样又要那样的折衷手法来写，把他讲的反右的尖锐言辞全部用上，写在上半句；把我编的反“左”的话写在下半句；而在遣词造句上，前半句是虚张声势，后半句才是强调的重点。F书记看到我把他的话全都用上了，而且写在前面，对于我所编的后半句不太注意，也就马马虎虎地同意了。可是，起草容易，通过难。一稿通不过，改为二稿，二稿通不过，改为三稿，先后反复修改达16次之多，都是我们执笔人在玩弄文字游戏，换汤不换药，坚决不上纲上线。时间磨到5月底，再也磨不下去了，只好勉强定稿。
　　检查报告勉强通过了。可是，在会议规模和印发什么文件的问题上又发生了分歧。西北局要求扩大到县一级干部；省委认为，六月是夏收夏种的大忙季节，不宜把各县的干部都抽上来开会。经过杨尚昆的斡旋，才确定扩大到地区一级。接着又争论印发什么文件。反方主张印发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上的全部发言；正方主张只印L书记和杨尚昆的结论性讲话。双方又相持不下。耀邦提议委托代理常务书记章泽去西北局请示。西北局第一书记L说：“我的讲话不要印了。其他同志的发言，发不发，发谁的，由省委斟酌。”但却指定印发省委1965年11月反右倾的报告，并让G再去征求W的意见。W对G说：“你们猜，L不让印发他的讲话是什么意思？”G回来把请示的结果向省委传达。善于揣摸领导意图的G说：“W同志既然这样说了那就是要印嘛。”省长李启明一听，火气上来了，他说：“上级的指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L说不印就是不让印，我们只能从正面去理解和执行。W却叫我们猜L是什么意思。难道要我们去摸L的肚皮不成？”这就是后来作为李启明反党罪行之一的“摸肚皮的官司”。S理屈辞穷，丑态毕露。省委多数决定：按L的正面指示办，不印他的结论性讲话，其他人的个人发言自然也不便印发了。不过，L指定印发陕西省委1965年的反右倾报告，这一手很厉害。省委那个报告，是在W主持省委工作时炮制出来的，是一个“左”得出奇的报告。L要求重新印发这个过时的错误文件无非是为了表明：一、省委五月会议是一次反右倾的会议；二、用反右倾报告为依据来检查胡 耀邦到会以来的工作，就可以得出西北局反右是正确的；胡 耀邦反“左”是错误的；三、用以说明，胡 耀邦翻了上届省委的案，让陕西省委搬起自己的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准备省委检查报告期间，还有两个插曲：一个是省委F书记告密；另一个是作者向中共中央上万言书。
　　在批胡斗争中，陕西省委先后出现了三位告密的书记。即S、F、G。当年5月，我们只发现了其中的一位。那是在省委丈八沟宾馆起草检查报告的时候。有一天晚上，F书记正在同我们打扑克，一号楼服务员走来对F说：“杨主任（尚昆）现在有时间，请你过去。”F走后，服务员对我们说：是F约杨尚昆见面的。当时我们没有在意。两天后，耀邦从丈八沟宾馆回到家里，心情沉重。我和戴云问：“出了什么事？”耀邦说：尚昆找他谈话，批评他议论了刘少奇。我们听了也很紧张。因为在那个年月，议论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反党性质的大问题。我们着急地问：“你到底说了少奇什么话？”耀邦说：四月间，他住院治病时，F也去住了一段时间。有一天闲谈中，他主张反“左”；F主张反右，并以1964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李雪峰要求“反右倾要画龙点睛”的信为根据。耀邦为了说服老朋友，就说：“中央关于反右倾的批示，是少奇的意思，毛 主席从外地回来后不赞成那个批示。”我们听到这里才松了一口气，原来耀邦传播的是毛的意思，并不是他个人指责刘少奇。按照当时的规矩，耀邦的错误是“自由主义”、“小广播”，上不了反党那个纲。后来，F的夫人亲口对我说：她帮F清理文件，发现F有一个小本本，把耀邦同他私下聊天的内容、时间、地点都记下来了。夫人劝F：你和耀邦是老朋友，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对他当面提，为什么要把私下谈话都记在本本上，是不是要去告密？F不听劝告，常同夫人吵嘴打架，后来反目成仇，竟然离了婚。
　　当斗争日趋尖锐、复杂的时候，耀邦和他的支持者都把希望寄托在党中央和毛 泽东主席身上。耀邦常常背诵李白的诗《登金陵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这里的“长安”，当然是指首都北京，是指党中央和毛 主席。耀邦日夜盼望党中央、毛 主席能够主持公道，伸出救援之手，使他和陕西的干部、人民能够拨开蔽日的浮云。
　　耀邦推行的那一套超前的人道、民主的政策并不符合毛的左倾指导思想，为什么他又盼望得到毛的支持和救援呢？这有一种复杂的心态。就历史关系来说，耀邦同毛是很亲密的，对毛是很崇敬的。他把毛的错误决策看作其他人在起作用。他对我们说过：“主席身边没有得力的人，下边的真实情况反映不上去。社教中的‘左’的做法，还是他的警卫员参加通县社教，在无意中写信告诉他的。”毛在制订《二十三条》的过程中，重新提起他在民主革命中讲过的一些话，耀邦就以为毛可能逐步实行宽松、求实的政策。同时，他也知道毛的主意易变，担心西北局这一场斗争拖得太长，时间一长，毛个人继续反右倾，耀邦这一场民主改革就会一败涂地。因而，他是既殷切期望又忧心忡忡的。
　　F向杨尚昆告耀邦，又给我们以启发：他能上告，我们为什么不能上告？于是，就由我执笔，几位负责同志提供材料，先后写了两封长信，向中央反映陕西社教运动中的极左表现及其恶果，反映耀邦提出的观点和措施在陕西产生的积极作用，反映西北局L和W的错误观点和他们打击耀邦而进行的一系列非组织活动，要求中央直接解决陕西的问题。长信写好后，没有给耀邦看，另外几位领导干部看了，同意那些内容，但却觉得他们不便署名，最后就由我个人署名。5月28日发出第一封信，6月18日发出第二封信，都请田家英同志转送。7月上旬，中央办公厅秘书组回信说：“你写给中央的两封信，已给中央负责同志看过。”我知道那封回信是田家英用秘书组的名义写的。虽然我们的斗争以失败而告终，可是，我永远感激田家英这位急公好义、同情和保护耀邦的超前改革的人。
　　1965年5月30日至6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了专门检查工作的会议。西北局派农村工作部部长和研究室副主任参加会议。耀邦作过检查报告以后就不再去会场，让大家敞开议论。会上，大多数干部认为：耀邦主持陕西工作以来，成绩很大，面目一新，缺点错误是局部的、一时的；极少数人认为错误严重，错误的性质是“政治上动摇”，“对革命动摇”。还有一些干部公开表示，耀邦有功无过。例如：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发表了省军区党委集体讨论的意见。他说：“衡量成绩与缺点，正确与错误，要看是不是把工作搞上去了。耀邦到陕西时间不长就把工作搞上去了，有什么错误？”有的地委书记说：“什么政治上动摇？耀邦的《电话通讯》，省委书记们都赞成，我们地委书记都赞成，难道大家都动摇了？”还有一些厅局长在会上不发言，晚上到耀邦家里去慰问，并说：“大多数人心里有数，是尊重事实的。”
　　省委六月工作会议开得冷冷清清，溜号的，发牢骚的，说怪话的，什么人都有。积极反胡的，只有省委书记处两个、西北局派来的两个、省级部局长和地委书记中的三、四个人。省委“左”派的书记S为了打开沉闷的局面，抓住我的几句话，在会议上号召大家对我展开批判。我等待挨批，等了一个上午，没有一人发言。来自农村的地委书记和专员们说：“麦子熟的得黄腊腊的，人心急得火烧火燎的，还要我们在这里消磨时间，不如早些散会，让我们回去收麦子。”这时，耀邦的老友、陕西省委F书记忍不住了，就赤膊上阵，发表了《我们必须分裂》的长篇发言。他指责耀邦的错误是“政治上动摇”，“对革命动摇”；抨击耀邦对抗西北局和杨尚昆的批评；讽刺耀邦的检讨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号召大家“同耀邦分裂”。这样就使耀邦及其支持者们都忍无可忍了。
　　耀邦在挨整期间，常常背诵白居易《咏李都尉古剑》的名句：
　　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
　　宁为寸寸折，不作绕指柔。
　　平时，他只背诵前四句，到了F书记赤膊上阵以后，耀邦气得火冒三丈，把后两句也大声地念出来：
　　愿快直士心，当断佞臣头。
　　当然，耀邦只是在气头上才念出白居易的那两句诗。在他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他不仅不想砍那几个把他整得死去活来的“佞臣”的头，反而以德报怨，在工作上给以安置，在生活上给以照顾。
　　世界上恐怕不存在不需要任何人的理解、支持，仅仅凭着一个人就能够对抗整个世界的“孤胆英雄”。耀邦坚持斗争的勇气和力量，一面来自陕西广大干部和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一面也受到北京一些领导人的保护和鼓舞。
　　就在F书记表示要同耀邦彻底决裂的那一天晚上，我和耀邦的秘书戴云正在耀邦的院外生气，耀邦跑出来说：余秋里打来电话了。他说：“听说你出了一点问题？”耀邦简单介绍了情况以后，余说：“怎么搞得那么厉害？在西安谈不清楚，回北京来谈嘛。”
　　几天后，叶剑英元帅率领张爱萍、张宗逊将军等到陕西视察军事工作。在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为叶帅等接风时，张爱萍将军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又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接风宴会结束以后，主人们向客人告别，叶帅说：“耀邦，你留一下。”耀邦单独留下以后，叶帅问：“我听贺老总（指贺龙元帅）说：‘这个地方在整人哪！’？”耀邦说：“您不问我还不敢说呢，我已经作过六次检讨还过不了关。”叶帅问：“什么问题？”耀邦介绍了情况。叶帅说：“老弟呀！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呐！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耀邦说：“我走不脱呀！”叶帅说：“我带你走嘛。”
　　6月11日晚，耀邦在陕西省委常委会议上发表了八条申辩发言，后来被西北局看做“翻案书”大张挞伐。其实，耀邦当时的申辩迫于形势，是在肯定已经作过的违心检讨的前提下就事论事，并没有把该翻的案彻底翻过来。第二天，省委办公厅通知西安市委和各地书记到省委看耀邦申辩发言的记录稿，同时上报中共中央和西北局。
　　耀邦作过申辩发言之后，省委六月工作会议通过了一个以安排工作为主、对争论的问题不作结论的会议纪要，于6月18日草草结束。
　　6月18日，耀邦以回北京治病为由，向西北局请假。西北局知道叶剑英元帅要带走耀邦，不便加以阻拦，给耀邦回信，要他好好治病养病。
　　6月19日晚，省委S、G两位书记不知道耀邦回京申诉谁胜谁负，既怕得罪西北局，又不愿同耀邦决裂，提前去探望耀邦，表示送行之意，并且说：第二天有工作不到机场送行了。
　　6月20日，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李启明和我们几个省委秘书长去机场送行，西北局只去了一位并非反胡主要人物的侯补书记。省委F书记虽然坚决反胡，但还有反对派的礼貌，也去送行。
　　在登机时，叶剑英元帅说了一句大有深意的话：“耀邦，走吧！这个地方不好搞啊！”
　　胡 耀邦自1964年12月30日到西安就职，1965年6月20日离开西安，先后在陕西200天，其中做工作的时间正好100天。可以说是又一次“百日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