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爹要打咱，你说咋办？咱娘要煽咱你说咋办？
     咋办？撅臀挨揍，伸脸掌脸呗！谁让政府是咱的父母官，谁叫咱是他的娃。要打要骂随他，哪里有对父母还嘴还手的事理呢？

     关于北京市政府以“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为由准备于三月始开展的社会活动中，有一项“随地吐痰最高罚款50元，不交罚金须清 除痰迹”的规定。这个规定不禁让人想起了“老生常谈”那个成语，那几乎已经是在中国颇有历史的一项“全民运动”，也算是一个中国特色了。
     诚然随地吐痰可恶，可是，政府一次次针对吐痰罚款的花样儿文章又何尝不是一种可恶呢？吐痰在地可以直接危害人体健康，而治理随地吐痰不力的政府则是令人担忧的政府，而施以类乎封建家长制的“刑罚”来针对随地吐痰者就更显示出国家管理者无能的危险！
     危言耸听？
     其实针对这样屡出败笔的城市管理者若是不施之以重拳，不给予其“危言耸听”甚至是“矫枉过正”，又何谈可用“教化这个政府”来挽救这个政府呢？
     先让我们回忆几件我们身边发生过的事情——
     大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在长达十多年的一段时间里，有一件事情似乎是闻名全国——在长安街一路公交车站（现东方广场前）至东单口“东单副食品商场”(现已拆除)一段，总有一神秘女人（一班一女，数女轮值），行踪诡秘地跟踪路人，但见有人吐痰或者丢弃废物，这些女人仿佛立刻激活，扑将上前，遂出示某某证件，宣布罚款。绝不夸张，关于“出差去北京王府井东口一定要小心女人罚款！”的劝戒就成为全国一时间闻名的流行典故。试问：北京的地上从此干净了吗？事实上倒是解决了三五人的就业困难，倒是也有了意外的经济创收。
     今年过年，北京市政府开放了花炮禁放规定。规定里有一条耐人寻味：某月某日至某月某日晚24时至早7时禁放花炮。那么是不是就在那24时的一刻里真的就可以禁止成功呢？假如还有人突破禁令，你又如何抓住得了那不法之徒？实施你的禁令呢？在实施过程中，北京市政府究竟实现了这个禁令的多少？如此戒令等如放屁，不放也罢！过后却又莺歌燕舞曰“今年实现全城多少万多少万人员上街值勤。”数字似乎确凿，而我们所见的“上街值勤人员”一律街上溜达一圈就回了家过年。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假话如喝凉水啊！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官员们说假话，说废话，说明知无操作性可言，却要公然恬言贯彻执行的年代，假话已经成为做官的必备基因。说开去可举的例子更其多！咱就说大的说到中央。大概没有人没有听到过关于“什么什么讲话非常重要”，“大家回去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贯彻执行和落实。”这样的套话吧。其实说那话者就只是三二分钟的随即发言罢了。聆听者则返回基层后，将那讲话演绎成万言大纲，不惜人力物力、财力，组织起人民大众听讲。马克思主义的古典则可演义成任何时代的“新时期理论”。
     当年在工厂就曾听到过上级传达中央文件曰：这个文件非常重要，务必要学习一年。事实是三月不到，工人阶级连那文件的名字都忘得一干二净。
     之所以出现这样打补丁式的地方法规，是对本不健全的法律的一种亵渎。公安系统的的严打行为又是一例。时不时出现的严打行动如“春雷”，如“霹雳”，如“猎豹”，国家治安犹如儿戏，抽风式的一紧一松，时紧时松。犯罪嫌疑人岂不是像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可以“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你严打，我冬眠，你严打结束，我则立刻出动。因此我们就时常听到了“现在在严打，注意点啊！”的罪人语录，反则在公安人员里滋生着“最近忙严打啊，等忙过了好好歇歇啊！”这样的话语。想想，人民的治安有何长性可言？难道安全也要有周末周日双休一说吗？
     究其根源，管理者热衷个人言论指导，热衷凌驾于法律之上，就有了法律的无限解释可能。至于所说言论可行与否，是否有效，就不必认真。
     此次北京市的吐痰罚款令已经在海内外传媒界引发了大量笑谈，实在是丢尽国格。再者，如今物价尚得相关管理部门研究后出台，政府则可一句话就制定一条吐痰罚款为50元的标准，凭何？甚至还有“罚他个倾家荡产”这样毫无法制意识的意气用词。
     让我们把罚令就放在这里，看他能实行多久？看几月后还有无人能想起政府还有过这样一番劳什子的命令。看他是否能罚得白茫茫大地一片皆净。
     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多了这许多自欺欺人的管理者的言行呢？送他们一句：吃人民的俸禄，若是管理无能，那么趁早让座。我们养你们不是养了个家长。封建家长制的管理急待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