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34】

　　朋友，尤其是找老朋友，找那些旧日老友，隔年久远之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现在不同了，去互联网上试试。我因此在不长的三五年里，重新联系到了分手少则十年，多则三十八年的老友，这很了不起不是吗？
　　陈克雄，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文革中父母遭遇迫害。文革后，我和陈在一家工厂做工，我轧钢，他铸造。大家很平常地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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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加了一大段省略标点，是在我写这些的时候，忽然意识到我已经说克雄说得够多，以我对他的了解，已构成大忌。这些经历了文革的人们，在之后的年月里大多低调，他们分别又潜心各自心灵世界的后院，只做自己愿意做的，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社会对于人性杀戮的结果。克雄参与了我在西安创办的那家地下刊物《视野》，一个兰州的女孩子给我建议在《视野》的封面上拓上一只木刻标记——在一只洞开的窗户里，探出着代表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的人头。后来我是用自行车内胎剪出了那画，又粘结在木块上，做成了那只“雕版木刻”。
　　克雄有诗登那刊上，朦胧诗，一种自我心灵感受的意识之流……我那时做小说，写伤痕，这样实了些，不过在我，秉性如此。后来我们就分出了思想的境界不同，行艺的风格差异。直到1981年，由克雄等人发起并参与在西安基督教青年会举办首届“现代艺术展”始，克雄便走上了自由艺术家的道路，直到今天。
　　今天我和克雄在网端重新接头，回首往昔二十余年未面，感慨十分！
　　《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举办于1981年2月。展出18天，看展人数达6万余人次。美国一位女艺术评论家看过展览后，撰文称此展：是当前中国最前卫；最具抽象意味的一次成功展示。另在中国内部刊物《大参考》（1981年5月25日第18628期），转载了一篇美报文章《在中国的抽象艺术……》[作者：琼·莱博尔德·科恩/艺术史学家/摄影师]。文中重点提到“西安第一届现代艺术展，上月在西安开幕。西安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中国的传统首都。这个由二十位年轻人——其中有八名是在西安的陕西美术学院学习美术的学生——组成的小组，展出了在中国所展出过的最具抽象的美术作品……”。重温那段历史，发起自中国西部城市的那一场美术革新运动，与后来云起全国的八九现代美术大潮不能不说是密切关联的一件事情，谁先谁后，有待考证。只遗憾的是：当时那种趋之若骛的观赏艺术的景象，在如今已是罕见！
　　我主动要求克雄把他在2007年撰写的《关于1981年<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的回忆文字交由我发，克雄欣然应允。

《关于1981年<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文/陈克雄]

　　最早告诉我要举办《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的是孔长安。随后是《视野》杂志的同仁王苏川。我去取了强润伟的画。告诉了马也驰。布展的那天，马也驰带来一个搞书法的老人家。大家忙上忙下，老人家安安静静的抄写目录，还有每一幅画及雕塑下面配的诗。给画及雕塑配诗不知道是谁的主意。后来看来效果极好。因为观众们在面对从未见过的现代画面前瞋目结舌时，就企图从还认识的汉字组成的诗里找出画的意思。结果那些诗又都是离经叛道的现代诗。这就让观众们又都从云里掉进了雾里。而且更可恨的是那些诗还并非为画而刻意写的。而是几个写诗的人拿来自己的诗集，在里面随便拉扯出来一段。看看差不多，就贴上去了。倒是在孔长安的一幅画下面。我很刻意贴上了我的诗。
　　那个时候，我和孔长安走的很近。几乎是同步搞的现代艺术。他画的画我都见过。但他在艺术展上的画我居然没见过。看来他当时对艺术展挺重视，关起门来偷偷的画了一批。他那批画是好画，到现在看都是好画。孔长安那批画是水彩画，尺寸还挺大。一个系列。水彩画玩的是透明，层层的渲染，孔长安营造了一个个神秘而又暧昧的气氛。都很个人的，很情绪化。在画的主题里都是一些孤单的人体。孔长安一直在搞雕塑。在艺术展里也有他的两件雕塑。都是头很小，屁股很大的人体。水彩画里也是这些人体。展览时他的画前总是有很多的观众。他给我说他有些害怕。我对着他只有傻笑。强润伟跟孔长安是中学同学，说孔长安老实的很。我觉得孔长安基本上属于书呆子。那个时候，人们没有个人，只有集体。人早已沦落为劳动的工具或者斗争的武器。这些工具和武器就是绞肉机。人们彼此互相盯着。所以，我们那一代人很多人都是靠手淫度过的青春。稍有不慎，就会受到很残酷的打击。后来孔长安在美院读研时，去监狱里搞了一次学术性的艺术活动。让犯人们不受拘束的，不会受到打击报复的，真实的画出自己的愿望。孔长安给我们说：画的好的很。我们都笑。看来男男女女那说不清道不明的纠缠和麻烦是艺术永恒的主题。而且历史上那些被歌被泣的又都是被世俗认为的狗男狗女。所以，我一直偏执的认为那次艺术展最值得称道的是泛意识形态。更多的自我，更多的自由。这在当时的形式下，是大逆不道的。众多的群氓已被阉割，被炮制，被洗了脑,被灌了迷魂汤。所以，在他们眼里，非红既黑。如果那些掌握了权势的人把拳头往天上举。众多的群氓也会跟着摇旗呐喊。如果有人向你泼一盆脏水，众多的群氓也会向你吐唾沫。事实也一直如此。前几年王苏川在延安做纪录片时，当地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夫妻在家看黄碟被警察捉拿的事件。当地很有些人一如既往的说好。王苏川说：如果你们说好，那些无良的警察也受到了鼓励，他们也干顺手了，还上瘾了，也无法无天了。有一天，他们也会冲进你们的家里。
　　在孔长安家认识的张光荣。他和孔长安是大学的同学。在艺术展上他的作品挺多，是些版画和胶彩画。抽象的多，具象的少。记得那些具象的是些窝蜷的人体。我个人理解这可就是当时人们的生存状态。人们什么都没有，只有被灌输的恨。今天说美国坏，明天说苏联坏,后天说日本坏,大后天说以色列坏。那么多的恨，如同吸毒，是很容易被控制和操纵的。这种牧民之术，愚民伎俩还管用的很。一小撮不上这个当的人也就只有无奈和等待。我那阵受了甘地的影响，采取的办法是不抵抗，不合作。张光荣则是更多的慵懒和散淡，以至于他的女朋友在出门的时候说要给他的脖子上挂一串油饼。
　　张光荣的那些抽象的作品很生动，有自己的天地。展览完后。我拿回家里挂了很长时间。给他还的时候我厚着脸皮提出给我做一套。他答应了。再就没了情况。后来在央视的节目里发现他在教聋哑孩子们画画。现教现画，让孩子们肆意妄为。一堂课下来，就在院子里办了个展览。很记得孩子们那欢乐的笑脸。原本给孩子们教绘画的老师居然用的是俄罗斯的契斯恰科夫体系。那种蹂躏，扼杀，折磨，真是糟践孩子。那老师没有意识，但他在张光荣在的时候却一直躲着不露面。孔长安从德国回来说：国外的艺术学院在招学生时，一看你画成那样，就不要你了。说你报废了。强润伟后来也说：那样训练出来的学生，画的都一摸一样。这可是艺术的大忌。不过再回过头来想一想，把一个大活人整成一架廉价的照相机，也是很有成就的。
　　艺术展期间，观众很多,多的让人发怵。听说有些明白的老师专门给学生放假，让学生来看展览。我看到了些熟人，他们都扭过头去，躲开我。我傻笑，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认为我是傻瓜，我只知道他们就是傻瓜。他们一辈子逆来顺受，战战兢兢的活着，就是想把自己那平庸的基因传下去。所以，这些人倒也不坏，只是活的没啥意思。后来我对他们统称为：生产线上下来的标准件。
　　现代艺术展展厅里放有意见本。每天都能写满一本。说好的少，骂的多，咒骂的都是工农兵的语言，姚文元的语言，若干年前报刊上的语言。有些很恶毒。都在预料之中，没有人在意。我记得有一个是骂我。我当时用两个歪歪扭扭的，生锈了的铁圈焊在一段生锈的槽钢上。还美其名曰：骑自行车的人。展台下面我贴上了我的比较直白的诗：
　　　　　　　　每天，
　　　　　　　　每天，
　　　　　　　　我也是其中之一。
　　骂我的意见就针对这件作品。画了两个圈圈，又在前面画有虚线，直指几道竖线，那是铁栅栏，是监狱。只是，这又在预料之中。不就是被塞进一辆呼啸的警车里，然后，面对刀笔吏，再面对狱吏，再面对众多的群氓举起来的拳头。这些在我成长的时候就经常的见。也亲身经历过，也无所谓了。展览里我也展了一幅油画就叫《无所谓》。《视野》的同仁张世和领来贾平凹问我：什么意思？我倒挺真诚的说了。但是说的不好。他没说话。这很正常。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能来看就很不错了。强润伟很多年后在政府单位工作，经常听到周围的从农村爬上来的干部议论：咱这单位有个叫贾平凹的，坏的很。我专门问过张光荣：贾平凹也是农村来的，而且人老实的很。从他的名字看就知道不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为什么那些跟他差不多的人要骂他。他又没招谁惹谁？张光荣说：农村的阶级斗争比城市里复杂。你看，人的三六九等分的很清。你看，贫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富农，地主。斗争就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嘛。要是这样看来，贾平凹这个饱受欺凌的人对《无所谓》有感觉是正常的。因为，活到一定的份上，不管有什么事情，先把自己摆平是一种智慧。所以，听人说了，贾平凹在《废都》里有一句话：打不倒，就没站起来过。
　　强润伟很早就画画了。只是在很少的信息里不免的受到了俄罗斯油画的污染。俄罗斯那一套很拙劣，画素描，搞写生，画照片，从经验到概念。然后为意识形态所利用。最后搞的许多挺灵醒的人都画不出画来了。好在强润伟一直喜欢搞写生，这还因祸得福，培养了他的性情，对已经被污染了的人类的疏离，对尚未污染的自然的亲近。蓝天白云，青草緑树。小河在流淌，鸟儿自由的飞翔。强润伟在呆呆的写生。一群戴着红箍，全副武装的恶鬼悄悄的包围了上来。对着强润伟大声的命令到：不许动，举起手来。随后是搜查，审问，训斥，嘲讽，辱骂。我和孔长安在四川写生时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张光荣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后来付强说他也不止一次的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没有办法，那个邪恶的年代，社会的金字塔被打了个颠倒。金字塔的塔尖被压进烂泥里。
　　在展会上第一次见的付强，笑眯眯的，随后见到他，总是笑眯眯的。这应该是一种很好的艺术状态，人生状态，更多的似乎有着宗教情怀。他的画也是超然物外，很纯粹。显得从容不迫。所以，付强的绘画以及雕塑，如同他的状态，一直都很统一，品相很好。但是付强也不是唐憎肉，说起那些戴着红箍的恶人，势力鬼，付强很幽默的说：被吃进去了，又给吐出来了。这让我们都大喜。随后大家又发挥：被吃进去了，又被拉出来了。闹了半天，就他妈的是一堆狗屎。
　　付强，马华，刘小棣，在展览里都很突出。他们都是美院的学生。能突破禁锢，都是很不容易的。
　　马也驰的作品是抽象的，色彩浓烈，很激情。这和他的性情一样。很多年后我在香港见到他，他蔫蔫的。那个城市信仰钱教，文化也是商业文化。搞得做过艺术的人不适应吧。强润伟也是这样，他在深圳。深圳是由香港衍生出来的一个荒诞而又滑稽的城市，还是更加热烈的信仰钱教。强润伟有过不适应，但还画画。而且越画越好。马也驰似乎不画了，挺可惜的。只是他要留在内地继续画画，也挺危险。因为他身边有一些画行画的和搞工艺的。这些人如同僵尸般的还很晦气。晦气又是极具传染性的。马也驰面慈心软。不免会受到牵累和污染。那些画行画的后来就去画假画做假古董了，也很快的就死去了。而那些搞工艺的水很浅，似乎是臭鱼烂虾蹦达了两下子，就以为跃过了龙门，就觉得自己是条龙了。于是，头上长角，再画蛇添足。也就吐着信子了。
　　那些在艺术展上写诗的似乎命运多舛。也可能是诗太尖锐，过于深刻。也就不免的缺少了宽广和坦荡。王苏川跑到西藏那个挺没意思的地方晃荡了很多年。我只知道那个地方缺氧，不适合喜欢用脑子的人生存。听王苏川说高洺在终南山上出家了。总觉得她可能对自己要求的太高了。记得她的一段诗句：
　　　　　　　　莫扶我，
　　　　　　　　我身似塔，
　　　　　　　　本性孤高。
　　总的来说，那次做艺术展的人都很优秀。在那么险恶的年代居然还能保持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意志，游戏的精神。而且还拿的起来放的下。只是在这些人里面我肯定是最笨的了。既冥顽不灵，还屡教不改，看来还无可救药的不合时宜。这可能是因为我在中国的属相上属馿，所以，我是一头蠢馿，蠢馿一头。虽然也企图冒充过天马，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无法得逞。

                                                                           2007.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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