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起来……”
     朦胧中我的屁股像是被针扎了一下，我一骨碌翻起身来，顿时清醒。
     起风了，站在江边的人都要站不住了似的。我拉着力平，我们俩靠得紧紧。眼前站着两个比我们高出半截的大孩子。很显然他们尚不算是大人。所以他们看似就有了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的权利。
     那戳我们屁股的东西肯定就是他们手里拿着的那支像是长夹子一样的东西。我们看到过有人在沙滩上用那夹子拣拾地上的烂瓜和菜叶。
     “为什么打我？”我没有敢大声质问，尽管我们有理。
     “谁打啦？”那稍大个儿的说。另外一个小点的，但却敦实的人在一旁也随声附和那大个儿。
     我和力平怯怯地沿江边要离开。我们边走边回头看后面那俩人。他们穿着不太整齐，衣服倒也干净，红的脸庞洋溢着健康的亮色。但板起的面孔表情令我们无比讨厌。他们穿着塑料脱鞋，在我们后边踩着坑凹的沙滩一歪一斜地跟着我们，我的心就越发抽紧。
     “他们要干啥？”我和力平小声的嘀咕。一边在脑子里迅速的回忆是在什么地方得罪过他们。
     沙滩集市开始热闹了起来，我们往人群里走着，又不敢走得过快。我们怕走快了会激怒他们而追过来。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心里总觉得他们今天是非要找出点我们的不是来不可。
     忽然，集市上的人群骚动起来，人们纷纷收拢自己面前的菜摊儿，把能够来得及装进车里或者麻袋里的东西都尽可能地收起。手脚麻利些的已经开始向江道里奔，顾不得脚下的卵石，跌跌撞撞地跑……
     只见一窝子臂戴红袖章的造反派乌乌泱泱地朝着沙滩上涌来。待我定睛看时，见那一窝人里还怂恿着两个头戴高筒子纸帽的老人。老人胸前都挂着一只大木牌子……
     我和力平趁机钻进了乱轰轰的市场，穿过人群，撒开了丫子向着山上狂奔。“快！快！”我们边跑边相互鼓励对方。我们拼命地跑，即使如此，仍然感到随时会有从身后扑来的人要抓住我们的脖领，我们就跑得更快了。
     其实在先我们对重庆当时的形势观察的并不准确。我们原以为这里远比成都安全，而就在我们到达重庆的那数日，重庆正值武斗两派胶着状态。正值7月左右，武斗在江陵机器制造厂再起烽烟。各方甚至动用了坦克、大炮、轻重机枪投入激战。附近居民的住宅被炮弹打得千疮百孔。武斗发展到高潮，各派还动用了水陆两栖坦克、舰艇、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野战炮等重武器。
     那时在重庆主要是“8.15派”和“反到底派”间的武斗。这“反到底派”也叫“砸派”。听其名就令人不寒而栗。那时我们在街上行走时最常看见的大标语是“头可断，血可流，***思想绝不丢”。那些常为活跃的红卫兵组织名称也叫得五花八门：“排炮战斗队”、“轻骑战斗队”，当时有一个很出名的广播站，叫“完蛋就完蛋”，据说是以林彪的话为此名。多年后，我搜集四川文革史料，还看到过这样的“民谚”——“毒打、围攻领教过、最多不过砍脑壳、要想老子不革命、石头开花马生角”。而各组织都一致认为自己的信念才是真理的代表，那就是“我们是***思想的真正捍卫者”。
     那些人把两位老人拉到江边，七手八脚地把他们推进江边的浅滩。水，立刻淹至老人的腰部。他们胸前的木牌已经可以浮在水面……我们站在半山腰里，不再敢看。据说那俩老人在水里整整站了一天。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们逢人便打探：“去渣滓洞怎么走？”，“白公馆怎么走呢？”。奇怪的是似乎没有人知道那些。我们反复地向人解释就是那个“红岩”……
     一个老人操着浓重的川音告诉我们那大概是沙坪坝区歌乐山一带……人们好象是听不懂我们的口音，也许是不耐烦对我们两个孩子描述如何去走。甚至有一个人还告诉我们那要坐长途汽车才能到达……
     我们跑了快一天，也去过位于解放碑附近的一个长途汽车站。但我们已经没有信心再向人们开口问那去路。当看到“长途汽车站”的牌子的时候，我们就信心全无。那得要花多少钱呢？我们身上的钱够吗？
     我们无奈的放弃了去“渣滓洞”，去“白公馆”的念头。事实是直到13年以后我再到重庆的时候才真正去了那我在小学课本里就已经读到过的圣地。
     当晚，我们又来到了火车站。
     本能告诉我们，只有这里人多、灯亮，而且似乎没有昼夜之分。这样似乎就有了稍多一些的安全感。不过我们又怎么可以懂得那“灯影”的说法呢？飞蛾之扑火恰是人们对这些现象的巧妙描述。阴影里谁说不会掩藏有杀戳，掩藏着更大的不安全呢？
     大概在于我们生活过于奢侈，为什么在节俭了多日后就非要憋不住的去“露富”一次呢？真的，我们是最富有的了。当我们第一次清理了我们的财政后，我们发现我们还有多达13元的强大资金储备！我和力平决定把所以的钱汇总在一起，由我保存。集中应用，合理开支。为此，我们真正的享受了一次热汤面条的幸福。
     那时候，他们再次出现。是我和力平走出那家车站面馆的一瞬间，我的肩头被一只大手重重地一拍。
     “吃馆子啊！”
     我几乎本能地立刻想到了他们，那白天江岸上遭遇的大个子和小个子！
     “让我们也吃一顿吧，我好饿呀”，是那大个子。边说，边从那脸上扭动着怪怪的笑。小个子站在不远出，正从一个报纸叠成的三角筒里不断夹出像是炸蚕豆一样的东西，扔到嘴里，嚼得腮帮子直鼓，嘎嘣地响。空气里就弥漫着油炸豆的香气。奇怪的是，那一刻的悚惧并未致我绝望，恰恰那小个子嘴里逼人的香气儿才是我的无限向往——我们怎么就没有买那豆去吃？我们为什么就非要吃那面条呢？
     “你们哪里来的啊？”大个子问。
     “西安。”
     “小娃子不好好待家里来这儿干啥子？”
     那是非常浓重的四川口音。连我这外乡人都明显地感觉他们也不是本地人。也许因为想到此，想到兴许大家“同是天涯沦落”，我的勇气就有了点长进。我强装硬气地开口说：“哥哥……”却没有再多的可说。
     “袜子”大个子回头招呼小个子“给他们吃”。
     我不知道被称呼“袜子”的是该叫“娃子”，还是该叫“袜子”。但从那时候起，我和力平就一直叫他是“袜子”了。
     那豆子真的是好吃。那印象导致我多年后见那油炸且开花的大豆就总是容易地回忆起那曾经的岁月。
     “记住了”大个子一改口气的友好，严厉地说：“以后每天交给我二毛钱啊，记住了！”那语气不容你反驳。大个子说罢回身就走，还抛下了一句“今天就算了。别想跑啊！”
     “哥——”我和力平几乎是齐声喊叫。“我们没有啊！”
     大个子和袜子走了，向车站最灯亮的地方……
     “跟他们，看他们到哪里”，我说。
     “算了吧，没有用……”力平说。
     我们嘴里嚼着的豆子也没有了味道。我们的心都在加速跳动。我们最穷，我们怎么可以给人钱？我们哪里有钱呢？
     那夜，山城的上空，枪声、炮声异常激烈。我和力平躺在嘉陵江边，照例伴着烂菜的恶臭，想来谁也没有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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