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加入了陕西“群木小说社”。
      记得有小说家黄河浪、平凹，还有大哥周矢在场，三张口一句话就定了我算是“群木小说社”社员了。我问小说社都干些什么事情？平凹说：“每月发一篇稿子交会费三毛叫“荣誉费”，不发一篇就罚三毛叫“耻辱费”……”。我算了算不发一篇罚，该罚！若发了一篇，在稿费里抽出三毛也算不得什么大事，该交……不过小说社横竖里外都是赚了！算甚道理？话虽如此，但相比我的文学狂热，这点经济耗损又算得了什么呢？
      那天我就是“群木小说社”的新社员了。
      那时我的处女小说《在舞会上》刚在陕西作协的机关文学刊物《延河》上发表。辛勤耕耘的文字作品首次付梓为纸上铅字，令我写作的心劲高涨，加入小说社无疑对我又是一次大大的鼓励，心底里就天天充溢着从事文学的幸福感。
      小说社要说有办公的地方那就是在西安西大街的《长安》（《美文》杂志前身）杂志社一间办公室里。我们不定期的聚会。印象里唯一一次到会人数最多的都有社长平凹，其余社员是周矢、郭培杰、高明、张敏，再就是我了。陈忠实没来，他是副社长。那时他身兼灞桥区书记，忙人，不来也好理解。
      我忙着写东西，因为是新人，刚发一篇东西，在圈子里对我无疑有着期望和关注，我若不接续出货，怕要失败的，那失败就是被公众遗忘。这在现在的市场经济里若比做一件商品品牌看也是同样的道理。
      一月后我把新的作品三篇短篇小说发往全国各地，就电话联系周矢想到社里看看。周矢说：“完了，小说社解散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市委不让搞，具体说不清楚。我很沮丧，宪法不是说有结社自由么？
      我在“群木小说社”的命运很是短暂，因为小说社的命就短！
    1993年，我迁居北京。与西安的文友基本失去联系，只是常到邮局翻翻《小说月报》、《收获》等看看有没有这些老朋友的新作面世。连买回家看的兴趣都没有。若不是为看朋友的东西，有甚必要买一本废纸到家呢。后来我发现在网上可以找到许多想看的东西，就疏于去邮局卖呆了。
      2005年元月2日元旦，我在京西家中休假。试到网上搜大哥“周矢”一词，发现搜狐网在2001年1月有过一篇周矢改编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为电影的文章报道。再搜，竟然搜到一篇署名“buhuan”的女作者发在“子归文学网”上的长篇自传体小说（21万字）《上帝无言》。粗略浏览，大意是说一个女人在监狱中度过的一年零九个月的岁月，接着，我便读出了一段已经不被人所记忆的历史——1979年公安首次严打。在那字里行间，我忽然发现了那是一段我非常熟悉的历史……我迅速地翻看文字前后，终于发现这长篇正是当年“群木小说社”里唯一的女社员，人称才女的高明所写。（文字发表于2004-07-10 07:24:52）。
      我花了近乎四个小时时间阅读了高明的这个长篇，不为文学的享受，大概是为在其间寻觅我的记忆里的故友。那很是灵验！我便又看到了关于“群木小说社”的记述。并且惊讶地发现了小说社的解散原因并非周矢当年电话里对我的简单解释。

    这里所提到的高明的是非是属私事。





      这里所提到的高明的是非是属私事。我说平凹当然没有那些暧昧事情。那是误会，我对平凹太了解了。不过却因此一个误会就将我们好端端的文学社团连累在内，遗憾！平凹也真的不是一个革命者，竟然就此一个打击就轻易解散了我们心爱的组织。我的文学道路因此而倒退一百年也未尝不是因为这个。如果高明在此描述的真实，这可是我二十多年后才明白过来的隐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