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前，西安诞生了一个小说社组织叫“群木”。平凹任社长，自然由他写了章程：一群木头，争先恐后地出人头地；章程里最精彩的条款之一是“每月发一篇稿子交会费三毛叫‘荣誉费’，不发一篇就罚三毛叫‘耻辱费’”，左右都是个交，足见文人们的经济意识。
     关于这个文学社的具体情况，我在早先的文章《民间“群木小说社”之命运》里多少提到。现在到网上搜搜，也还可多读几篇，如张敏的《贾平凹在1979》，如才女高铭的长篇《上帝无言》（子归网）也数次描述过“群木”。
     “群木小说社”的解散看似离奇。那是我在稍后几年里方才得知的内幕……文联领导杨公对平凹说：“贾平凹啊贾平凹，你才刚刚有了点小名气，就去勾引人家良家妇女！”贾平凹蒙受了不白之冤，气急败坏，当即宣布：“弄啥哩弄啥哩！不弄咧！”小说社就此解散。
     此行我来西安办事，四月十六日邀请已经十多年不再谋面的文坛朋友在东关鸡市拐“顺风肥牛”家聚欢。待客人一一到齐，竟然发现在场的除省作协理事，西安晚报主任记者徐剑铭外均为当年“群木小说社”成员呢！
     名单：周矢、张敏、郭培杰、高铭、徐剑铭，还有我。和前数位陕西文坛宿将在一起，我也不得不以当年我所用笔名“田夫”与众人相称了。
     十多年别离，此次相遇该说是巧妙。我已于早年移居北京，今年一次偶然通过北京《国家地理杂志》的女编辑刘晶获得张敏电话，随即联系。几天后我便回了趟西安。遂促成此次聚会。
     张敏，早年曾因作品内容引发国内争议，惊动党报而遭受冲击，曾搁笔。后进入电影厂从事电影编剧，影响较大的有《错位》、《黑炮事件》等。去年我在网上又搜到他2004年的作品长篇《悬念乾陵》。
     张敏习性豪爽，我印象中其人作品可读性较强。数十年笔耕不辍，已有相当众多读者关注。那些年，我们常在他位于西安北郊的方新村家中聚会，成为挚友。后来那村成为西安的“作家村”。
     周矢我称大哥，出身江南书香世家，却在西安生活了一辈子，操着尚带口音痕迹的西安土语，人就很是幽默。记得我当年认识周大哥时他正是壮年，人却公认年轻。精神矍铄，言辞犀利，对事物批评与表扬在他口里从不避讳，正符合他的大哥身份。我入“群木”也是他的引荐，对此我很感激。周大哥后来去了某报社直到退休，如今见到已是六十岁的花甲之人了。不过欣慰的是他仍然看上去年轻。
     高铭，是在坐唯一女子。当年更把她公推为才女。当年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话题即是“思想解放”，在顶着社会传统强势的压力下，我体会得到荡漾着青春色彩的她那时的心境……高铭后来的长篇《上帝无言》就是对那时她的一段狱中遭遇的真实描述。高铭在那时还积极参与了我创办的《视野》地下文学杂志。高铭算起来现在已是五十四五年龄，是“和祖国童年”的那一代人了。来之前，先到的几位男人还在积极猜测她岂不徐娘半老，不想当高铭突然出现在大家眼前时，大家被震撼了——原来她还和年轻时一样，仍然风情可人，绝不有丝毫年龄的遗憾。高铭后来皈依了佛门，这倒是令我奇怪，一个极端走上另一极端倒似乎为我预示着这个时代人们的某种出路呢……
     自与郭培杰认识之后，印象中他就不是非常多写。直到今日已专心于工厂的管理。而当年他在文坛的活跃却是众所皆知，我之所以喜欢与其交往是因为他在那时有着许多自己对于文学的认知。郭培杰的喜爱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就此便可以认识他是对待国内文学有着自己的思考的，他不愿粗制滥造，宁可不写，却不愿不做思考，这也是我对他尊重的重要一面。他与我同龄，大概若有重新来往的机会，我想我们会走得很近呢。
     徐剑铭在我与他的认识里，是一个西安文坛的资深者。多产，几乎每天有作品见诸报端。那年西安文坛发生了大事，直接牵扯到徐。后来他也有了入监的遭遇。再后来被《西安晚报》除名……十多年过去，据张敏说前年平反后他重回晚报，由晚报而退休，现在家专心写作。目前已有近三十万字描述监狱生活的作品即将杀青。
     我在“群木小说社”的命运很是短暂，因为小说社的命就短！今日与在坐的“群木小说社”当年成员话旧，不禁令人恍若隔世。那些早年的记忆，早年波澜壮阔的“陕军”文学印象如今该是历史，是文坛佳话。想到贾平凹今日未到，缺了社长的“群木小说社”，聚会尚不完全。分手时便相约再往北郊的作家村方新村改日聚会。大家说好。而我也在下一次聚会之后，大概要回我居住的城市北京了。
     我也在心底里已经预期了未来某年的聚会呢。

[以上照片由上至下依次：张敏、徐剑铭、高铭、周矢、郭培杰]


[上图由左起：田夫（老虎庙）郭培杰、周矢、高铭、徐剑铭、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