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北京木樨地22号楼那一间普通楼房的居室门，我禁不住心底的忐忑，猜想着我将看到的那一张我早年就从书里熟悉过的面孔,似乎想印证什么……
     一九七九年，文革已经结束，我们家也像许多的干部一样从祖国各地返回北京。进京后由于各单位一时没有空余宿舍安排，便由国务院着手在北京西城的长安街旁（地铁木樨地南站口旁），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在当时京城很少见的高层建筑。后来北京人就都知道了这楼，“22号楼”也就像一个特殊的标志而被家喻户晓。而住进这楼也好似那些年熟悉的“运动运动”一样，出出进进地热闹了好几年。就我记得的入住人有如王光美、姚雪垠、侯宝林、肖三、陈永贵……许多年后我才知道，我的保小同班同学杨计的家也在那时搬进了那楼。可是我们同在一楼却并不知晓。
     家到了北京，我却仍在西安，而且开办了一家书店“天籁书屋”。每年我可以到北京来探亲，这样当我知道了22号楼里居住的一些特殊的人物的时候，就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一九八五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我在22号楼的院子早起散步，意外的发现了已经满头白发的丁玲。看起来她仍显精神矍铄，走路健步如云。就好象是“大女人”那样的女人……回到家里听母亲说起丁玲的一些事情，丁玲显然在院里很是活跃。这让我不禁想起她的那些众所周知的人生磨难，我不禁肃然起敬！顿时便产生了采访丁老的强烈愿望……
     丁玲的作品大都是我在文革中才读过的。那时这些作品已经被批判。记得那时最常往来的读友就是同学们绝不会想到的曹民光（乙班）。他最先给我推荐的就是《莎菲女士的日记》。发黄的书页，文字为竖排。我和曹民光后来常去位于西安东郊黄甫庄的第二保育小学图书馆去偷书。正值文革，打砸抢风气极盛。我们从已经没有了门窗的图书馆里掏回了许多的书、教具和唱片……其中就有几本我还记的起的丁玲的作品如《丁玲文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等。当然那时的我们并不能懂得太多那书的内容以及这书后面的诸多故事，更不能知道那书为一个在革命队伍里生活和工作了半生的女人带来的惊世骇人的苦难经历。只是记得曹民光神秘地对我说起：这是一个大右派的书……
     来开门的是一位年纪较大的保姆，随后陈明又从客厅探出身来。我说明来意，当然立刻解释我也在咱们院子住，大概为了后一个原因，陈老意外地同意让我进入客厅。
     因为丁玲身体不爽，在卧室逗留了很久才走了出来。这令我非常不安。好在两位老人非常热情，这又让我时不时感受着受宠若惊。也许是因了我们是一个院子里居住的邻居，所说话题就总也不如我所想象那样应该是一次采访！
     我着急了，担心我此行无果，担心二老仅仅把我当作一个同住一个院的孩子……我便拿出了一只“红梅牌”老式录音机鼓足了勇气横陈在二老与我之间的茶几上。丁老立刻爽朗得大笑：瞧瞧，要把你的采访工作耽误了，是吧……
     我是用《陕西日报》社记者的名义和丁玲、陈明对话的。说实在话，此行我的想法更重要得是想从丁老这里讨得一纸题字，为了我开办的“天籁书屋”。我们就十分热闹地谈起了书店。我发现这似乎找到了我与两位老人之间的共同关注点。
     那时，在国内开办个人书店尚属奇闻，只有黄宗英的都乐书屋和一个叫莎莎的女孩子开办的北京书屋（该店后发展为政治沙龙而被封闭）。因为这是直接关乎舆论工具应由什么人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该由谁占领的大问题。拿一个来我书店观光的日本友好人士的话说，他至所以来参观西安的“天籁书屋”是想看看中国的红色资本家是什么样子。丁玲听了我的对于书店的叙述，看得出来，她是在专心地听，她也似乎在为中国土地上所出现的这样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深思。
    说起书店的事情，我总是难以停下。末了，令我惊讶的是除了丁玲对我的鼓励之外，她还这样说到：
     “可以先卖书，扩大规模后就可以发行了，这就要努力，你是开拓者啊。你还可以出书、印书啊”。
     听了这话的确让我惊谔十分。本文前边我对关于开书店和“无产阶级专政阵地”如何如何的话题尚令世人困惑和心惊，而丁玲老人身为一个作家但更为共 产党的高级干部却说出了在那时如此大逆不道的建议……我仿佛立刻明白了其人生的多层坎坷的真实根源！我不禁立刻起敬，为此，为一个骨子里仍是一个孤洁文人的这女人！
     接着，丁老热情地为我讲了她和胡也频在二十年代开办“红黑出版社”的经历——因为丁老的湖南口音我始终不能辨别她所说“红‘赫’出版社”里的“赫”字是否就是“黑”字，“红”与“黑”？——说起这些往事，我仿佛仍然看到的只是在经历了政治、生活、家庭多重苦难后的她，依然“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厚的人，她热情、敏感、好强、争胜、自信、情绪化，个性很强，针尖麦芒，意气用事，有时候相当刻薄。”（此一段括号内引语为王蒙语/自《我心目中的丁玲》）的那个依然思想活跃的丁老——丁玲！
     “那时，我和胡也频办出版其实就是因为满腔的热情，我们要写书，就自然想出书，自己出书。”丁老说。
     “但是啊，我们不是出版商，我们不会商业。第一批书其实就出了27本，东送西送的，就没有留下一本……哈哈哈……”丁老和陈明一同大笑起来。我也在笑，那保姆也在笑。屋子里充满了好象年轻人一样的笑声。气氛顿时活泛。
     “后来呢？”我急于知晓红黑出版社的命运……
     “那还有什么后来呢？解散了。我们不是搞出版的人才！”
     我注意到丁老在谈笑间明显流露倦意。便有些不安。但丁老的谈话却依然。陈明先生在一旁时时关照丁老服药，还适时地为丁老送来一只沙发枕……这让我不禁想起她在《牛棚小品》里的描述。丁玲所描写的她与陈明的爱情经历，像一对年轻人一样饱满、激越、细腻、温婉。真好似少女一般感情清新，令人难以置信！我想这不正是一个老艺术家才能够的真正的艺术青春的体现吗？
     时间过得太快！我知道不得多再逗留，就适当的时候寻机告别。我说：在临走之前，希望能够得到丁老为“天籁书屋”的题字。丁老的回答出乎我意料。她豪爽地笑过后说：“字嘛，我就不题了”。
     经陈明先生在一旁解释，我方得知丁玲从不为任何人题字。这结果不但没有使我尴尬反到更令我肃然起敬！不过在我将出门的一瞬间，丁老还是把我叫住说：“你找姚雪垠吧，他喜欢题字，而且他的字好。”言罢，似乎孩童一般诡秘一笑……我知道姚老就在隔壁居住，我说我去……
     那天，我的情绪整日处于亢奋之中。和这样一个在自身记录着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老人对话其带给我的思想加力将要花费多么长久的时间去整理和细细体会呢！
     1986年3月4日,丁玲逝世。当我在报刊上得知此恶耗，算起离我见到她老人家整整半年。一个跌宕而充满生机，辉煌却不事张扬的优秀女人的一生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