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我和同班同学力平由西安出发，辗转千里，沿路乞讨，越过秦岭，流浪至山城重庆，时年13岁……
     山城正是武斗高峰时。我们的到达无异于落入魔窟。可是在我们两个孩子来说，虽家中父辈遭劫，而我们的被逼外出却似乎是另有一番童稚的乐趣。在《西南漂流记》第12章里我记录了那时我所眼见的重庆——

     ……其实在先我们对重庆当时的形势观察并不准确。我们原以为这里远比成都安全，而就在我们到达重庆的那数日，重庆正值武斗两派胶着状态。正值7月左右，武斗在江陵机器制造厂再起烽烟。各方甚至动用了坦克、大炮、轻重机枪投入激战。附近居民的住宅被炮弹打得千疮百孔。武斗发展到高潮，各派还动用了水陆两栖坦克、舰艇、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野战炮等重武器。
     那时在重庆主要是“8.15派”和“反到底派”间的武斗。这“反到底派”也叫“砸派”。听其名就令人不寒而栗。那时我们在街上行走时最常看见的大标语是“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那些非常活跃的红卫兵组织名称也叫得五花八门：“排炮战斗队”、“轻骑战斗队”，当时有一个很出名的广播站，叫“完蛋就完蛋”，据说名称源自林副统帅（林彪）言论。多年后，我搜集四川文革史料，还看到过这样的“民谚”——“毒打、围攻领教过、最多不过砍脑壳、要想老子不革命、石头开花马生角”。而各组织都一致认为自己的信念才是真理的代表，那就是“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的真正捍卫者”……
     ……那些人把两位老人拉到江边，七手八脚地把他们推进江边的浅滩。水，立刻淹至老人的腰部。他们胸前的木牌已经可以浮在水面……我们站在半山腰里，不再敢看。据说那俩老人在水里整整站了一天。他们是和我父亲一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自1967年我们身陷重庆不能出逃而逗留数月后，再次去重庆是1980年随陕西作协旅行团赴重庆。可是在第二次重返重庆的经历中我并不知道在沙坪公园里还为1967年那场重庆劫难里死亡的人们保留有一爿墓地。
     据资料记载这是当今唯一保存下来的红卫兵公墓。这里埋着的是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在重庆的武斗中战死的“８·１５”派人员，共约500具尸骨。关于死亡者年龄统计数据如下——20岁以下的占35.2％（69人），21—30岁的33.7％（66人），31—40岁的20.9％（41人），41岁—50岁的7.7％（15人），50岁以上2.6％（5人）。死亡者职业：工人占58.9％（最多，176人），学生34.8％（104人），职员4.7％（14人），军人（军事院校学生）2％（6人），干部1％（3人），教师0.67％（2人）。在我的记忆里重庆的群众武斗（文攻武卫）是唯一曾有军队参与其中的群众间的自相残杀。  这些墓地里的石碑上最常见的刻字是这样一些“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可挨打，可挨揍，誓死不低革命头。”……
     如今说起文革中的事情，许多年轻人似乎有些反感，这令人不禁想起那个中国人犯了几代的历史健忘症的毛病。有人就在重庆公墓里发现有1993年清明时刻在墓碑上的词句“人间本无正道，阴世焉有光明，我劝后人擦亮眼，不求主义只求欢”。更可悲的是现在流行的一句“愤青”，似乎不作“愤青”便是修养，真乃汉奸理论！
     据从国外回来的人员说，如今关于文革的相关资料在国外的图书馆里多有收藏，那里面甚至包括了当年街头的传单册页。而国内则把那些只当作了古董而贱买贵卖，成了把玩一品。
     近日因为巴金的去世才似乎有了些关于那段历史的再议论。是不是就可以有一个文革博物馆得以诞生呢？而发生在重庆以及重庆市为我们唯一保留下的这一座红卫兵公墓是不是最有重量的一件文革博物馆藏品呢？
     最后真的希望，家居重庆的博客写手们，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有关重庆红卫兵公墓的现实情况。

【延伸阅读】
          □ 红卫兵之墓 [顾城诗歌]
          □ 永别了，墓地 [顾城长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