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许多年头的关于相声的批评文章啦，可是相声仍然在骂声中我行我素。不为什么，只因为相声已经死了，名存实亡，试想您在骂一具僵尸，它能反应吗？
     归结舆论对相声的批评不外乎一丑二贱三忽悠。其实还有一个真实死亡的原因却一般不被人们注意，那就是不说真话说假话，说假话是最要命的，这一点在相声这种曲艺形式里得到了最真实的验证——相声在假话中死亡！这也是人民公审的结果。
     原本根植于庶民百姓之中的相声艺术，是以“俗”的真实著称的，大凡说起旧北京天桥的街边艺人没有人会把他们与舞台，与艺术，与高雅相关联去提起的。后来随着1949年国家制度的改变，相声艺术也要求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改变，否则将无法生存。接下来在全套依照苏联模式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文艺方针改造中，相声人天才的把充斥着俗的相声——顺便说明：本文不贬此俗——“嫁接”而非“改造”为社会主义新模式。之所以说是嫁接而非改造原因如下：
     若是“改造”便必然会有成功与否兼在，改造失败亦可继续探索，它将必定遵循规律去走，也因遵循规律而成功。但“嫁接”却完全取决于人为干涉，比如政治目的的嫁接，倘若嫁接好了那是基因融合的结果，倘若违反规律则必然嫁接失败。自1949年来，相声就根本没有认真去做这个改造，而是听命于政治的嫁接，为相声冠以革命的套话，相声成为革命运动的应声筒，成为党政文件的看图识字话本，成为只可正面不得反面的御用工具。尽管也有大师试图以讽刺行为中的喜剧因子做“夹缝里的调笑”，却最终遭到历次革命洪流的冲刷，以反动文人的名分被专政……相声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1950年1月19日，由孙玉奎、侯宝林、常宝霆、全长保、佟大方、罗荣寿、高德亮、于世德等人发起在北京成立的“相声改进小组”就是这样以“改造”为背景的事件。小组除对旧社会过来的民间艺人做了一些必要的文化知识普及，如成立识字班，消灭文盲，进行时事教育。而在提高文化水平的同时，也以政治为前提对传统曲艺形式的相声进行了革命式的改造，为的是配合政治，“达到对群众进行宣传和教育的作用”。那一时期也就产生了许多为配合政治形势而创作出的所谓“新文艺”作品。
     相声最终成为高唱着主旋律去寻找亲民的乞丐；相声是在革命的浪潮里寻找轻松的苦力；相声是在牌坊下演绎婊子的妖媚。所以就出现了许多我们熟悉的无聊段子，这些段子往往是在调笑中生硬地加入政治说教。然而，相声毕竟是有着它自己的生长基因的一种民间艺术品种，它说不了假话，他也并不是人民需要寻找教育的去处。一但假话了，它就必将被人民厌恶，人民可以不反对，但是人民可以不去看它。这便是现状。
     相声发展到现代阶段最令人痛心的是诞生了一大批以搞笑玩相声的所谓年轻艺术家。他们的低俗暂且不论，更恶劣的是他们会创造出一大批打开一个个的套盒，最终取出的盒里的纸条上写着的是“革命万岁！”而非“挠挠”。正如有个笑话所讲到的：抽烟时可以做学问，但做学问时不准抽烟。假如我们的相声创作家在写相声的时候总是要想着配合主旋律，配合政治的需要，那么最终连他们自己都要背信弃义而远离相声了。现在的相声演员不是越来越多地离开了相声而去做主持、做电影、做县长、做嘴巴的生意去了吗？这里典型地表现了对相声前途的不自信。这个不自信恰恰说明了听命于政治而大量地说着假话，说假话的人是要心虚的，一个人总是在说假话，说自己并不情愿的话，那么他自己最终是要怀疑到自己的前途的。
     也有一种说法，即“相声的衰落源于相声创作的枯竭”，“是因为没有好的段子”。我们不妨继续追问“相声创作的枯竭又源于什么？”。您也许要说源于“没有俗众生活的体验”。这也不算有错，但若再追问“为什么没有俗众生活的体验？”，若是回答“相声在忙为政治摇旗呐喊”其实就回答对了。现在的相声家们似乎有些手忙脚乱了，姜昆的网站似乎很难维系，那么他的“品牌故事”（BTV电视栏目）又似乎已经远离了相声。忽然又听说姜昆要主张培养出相声界里的MBA，为此成立了大师班。难道相声也要走精英之路？走精英之路难道也是相声的路子吗？呜呼，中国相声家真乃时空错乱！
     相声的真正希望在于说真话，在于玩纯粹的幽默，君不见现在的短信黄段子都要比相声来得水准吗？原因只有一个，毫无顾忌地去玩幽默好了。说真话吧！
     相信相声已经死亡，在没有相声里的草寇英雄出现之前，重生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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