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商业用车的推出一波三折，终于到了出结果的一天……

   
     在广场上做商业用途的广告载体，这样的事情那原本简直是天方夜谭。我是和广告界的朋友赌了这口气要去做的，这样才开始了我的漫漫不归之路，四年后，我的目的达到了。关于此事，首都各媒体已有报道，暂放不表，现在还可以看到的详细文字就只有在本博客里了。
     且不说做这件事情是要通过中央、北京市委等有关部门的批准，光天安门管委会和天安门工商局（相当一个大区级别工商局的行政权利）的两道关口就颇费周折。好在后两者从一开始就是支持我的，只是他们的决策最终仍取决于前两者的态度。
     当天安门工商局付（‘付’为姓氏）局长给我发来BP机信号的时候，我几乎兴奋地跳将起来——请速来局里，你的策划方案已获批准，来局里详谈。
     在天安门广场推出完全由我自己设计，且专用于商业目的的广场汽车，除令我得意之外，更是对“国家的中心广场不许用于商业用途”的戒律的一次历史性突破。我预料到大量的事情即将朝我涌来……
     日本人是第一找上门来的（企业名称隐）。那些年做这样的事情的一个简单模式就是赞助。给予赞助，换取于载体上或贴或沾赞助方的广告、标志，甚至产品形象。尔后加上“今天你吃了没有？”一类的煽情言语。我对此持反感态度，何况我在做策划书时，是接受了有关方面指示：不得有独资外企参与天安门事项。我不便明言驳回日方代表，就换了口气婉言推辞。那时我在心里却嘀咕，这些个东亚经济动物不知道还会想出什么招数要想方设法地钻进来呢。管委会主任就曾提醒，那年中国城市兴起建筑物外部打泛光灯的时候，日本人就有过与天安门的接触，最终他们接受了可以不在灯具外壳上出现标志的前提下采用他们产品的要求。这也就是说，天安门城楼子是叫日本人给照亮的……我想不在产品上出现自己名字的做法那绝不会是中国人的做法。关于这点您不要不信，你只看长城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中国人名就会明白这个道理。中国人最是害羞却又最是喜欢悄悄宣泄的人众，因为祖上就“倡导”儒雅下的恣肆……我因此警惕着日本人是否又要故技重演？
     招商工作开始后，我和我的公司人员重新把目标耵准了中国企业。按说在广场上做广告的产品最佳莫过于胶卷业了。那么第一应选“柯达”了，好了不再多说，那却是美国人的东西，我就别找麻烦了。我们又自然耵上了河北保定的“乐凯”。那时候，乐凯作为胶卷行业里民族工业的最后一爿领地已经面临着巨大的市场生存危机。与他们的谈判就显得分外艰难……
     接下来，我们与国内的许多家企业有过联系，却不见热烈，这令我们非常焦虑，而与我们联系的却多了些不许进广场的外国商家。至于为什么国内的企业反应平平，说出来让人哭笑不得——大家就喜欢直白了把自己的身份或者产品在广场汽车上打出得大大的，否则何为广告？那个年头的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就有这么些个不一样。北京广播学院（现传媒大学）连续几年由师生集体编写了《中国广告年鉴》，可是来自国内的自然订购了了无几，而大批地是被外国企业作为情报买走。这个话题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说清楚的，要么怎么有国情之别呢？慢慢来，俺不急……
     说到这里，有一个著名的关于天安门城门楼子的大红灯笼与日本人的设计相关的故事浮现在我的脑海。就此说出来，大家不妨琢磨片刻——
   
    当年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装饰设计参与者张目老人说：“当时只有20天的准备时间，那时的天安门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把杂草清除，然后安灯笼、竖旗杆、搭观礼台。”
    开国大典挂在天安门两侧的8个大红灯笼的设计方案其实是两个日本人提出来的，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一次战役中被俘，因为是被日军强迫参军的，他们爱好和平，人也很善良。当时有人反对，说为什么不找中国艺术家？后来是周总理特别批准的，他还批评了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 [自网易消息]

     这个日本人虽也不是商业行为，其用意也是良善，与本文前述日商咄咄逼人的商业策略不可同日而语。但我更看到的是周恩来的说法，耐人寻味。
     —— 我们国人是不是大事把握得再多一些，区区颜面之事就放它去也；
     —— 我们国人做商业把精细地事情是否多做一些，表面的，大放光彩的事情就三番思衬后再说或为或不为；
     —— 世界之中，东方之中，人类之中的意念在国人心里存若一日，民族便无前途之时；
     —— 不要说我们是“强盛之国”了好不好，哪怕有一日你真的家财万贯；
     —— 祖上教导我们宽待于人，这中心在于“民主的意识”，我们已经丧失而不习惯了民主。

     说汽车，却说了后面这些，细细深想也不算跑题。我们就都想……

     补充说明：文中所提车辆于50大庆前夕在天安门广场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