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鹤坪关于民居建筑“枕石”（也有叫门墩儿）的专著即将在天津出版。鹤坪希望书中对北京地区的枕石有所表述，遂来电委托我做北京部分的实物拍摄。前几天，值沙尘爆正猛，不好外出，我就在家用电话和据称是京城最大的枕石收藏家某某人联系，以便天气转好，立刻前往通州其收藏地拍摄。
     电话里我的表达就很拙劣，因为先前与该君并无往来，鹤坪亦是由网上发现该人后介绍我与其联系，据鹤坪说已与其达成口头协定。并且告诉我此人枕石收藏颇丰。
     “我是受托于西安作家鹤坪，希望去您家拍摄。”我在电话里说。
     “你说清楚什么事情吧，你要做什么？”收藏家似乎并不知道此事，不过从后来的言语里又听得出他很明白我是在说什么。我告诉他我的拍摄最多二十帧，不会花很多的时间，不会耽误您的事情，如果您有事儿，也可以委托一办事人……言辞里无非怕他不太热心，毕竟我是在求人。对方却似乎又糊涂了，言语迟钝，欲言又止……我不得不对鹤坪的用意又做些解释，且不敢多嘴，以防道出了不该。
     收藏家就在电话里说了：“即是出书，必然属商业行为……”出书怎么就都是商业行为了呢？
     我忙补充：“我知道鹤坪已与您达成交易协商，我只负责拍摄，会有他付您费用的。”
     “那好吧，你来把钱带上，带上钱来了就拍吧，我很忙，就这样吧！”电话被武断挂掉，不许我多说。
     其实我与鹤坪是已说好，是该付费，且是按照他们之间商量的数额。这多少表示了我们对收藏家劳动的尊重，虽然鹤坪的书籍绝对不是什么商业行为——难道关于枕石这样专门的书籍也可以用以发财？收藏家之所以挂断了电话，看来是大概看出了在我们这里的“钱”途无望。
     试图借收藏家的东西完成拍摄工作显然不可行。
     沙尘爆的日子里我就一直在考虑拍摄枕石的事情。其实不久前我去前门外城市改建拆迁地抢救拍摄现场图片时，是看到过许多的枕石的，但那时我的主题是为大范围的旧时民居拍摄，无法兼及这些细节。如今想想，大概已经为时已晚，尽管前门外这些日子有大批的艺术家和对民居遗产关心者纷纷去拍照、描摹图景，但那些坍塌的砖石老土早已把原本位置就低的枕石多数埋没。我就一直在网上搜寻……忽然接鹤坪电话，说是有叫岩本公夫的日本人在北京花数年工夫，跑胡同，走大街，收集整理了达6000余处枕石所在地的记录。并且以其中六十余座枕石为基础在北京的语言文化大学开辟了“枕石园”做以保存。这消息无疑是对我们最大的喜讯。
     岩本公夫，一个普通的日本人，不远万里，由日本国来，在过去的数年里，他用一台“傻瓜”相机记录下了北京老城区里的6000多对儿枕石，并且自制了标出枕石所在位置的地图。而岩本公夫不为什么，他说自己由于国籍和语言的隔膜，注定使他很难完全读懂这些中国的古老枕石。但本能使他知道这些是非常珍贵的文物。岩本公夫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在中国至今没有专门关注这些宝贵物品的措施。
     岩本公夫也有说错的时候啊，他又怎么能知道呢——
     北京市人大代表石定果曾在今年的提案里提出过保护这些枕石，市文物局承诺认真办理代表议案，对散落于胡同内有文物价值的门墩、砖雕等建筑构件登记入册，加强收存保护。时至今日却并不见结果，人大的处理提案透明度历来又极差，却眼见着市区的枕石一批批被城市拆迁工程破坏着，吞噬着。甚至现在那些散落在拆迁废墟上的残留枕石也已经成了收藏家们随意挖掘，又拿去市场上倒卖的矿藏。
     于2006年初开始破坏性拆迁城市局部的政府行动，再次大规模破坏着这些民居建筑上的宝贵建筑构件。
     中国人近乎玩笑地叫我又在电话里今天遭遇了一个收藏家贪婪的嘴脸，使我对中国的枕石的命运前景彻底失望。
     为此，我今天去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一是为了鹤坪的关于枕石的著作收集图片资料，一是拜谒一个日本人对于中国文化事业的贡献成果。不幸的是，我在“枕石园”现场的陈列中又一次发现了国人作风的“乱七八糟”。在与“枕石园”同处一园的地方，眼见出进的都是保安和洁卫工人的身影。而岩本公夫收集来的那些枕石却已失之管理，像似一处颓园。附近原本用于文字陈列的橱窗里现在陈列的却是中国人自己都已经看腻了的教条主义宣传——本期：消防建设成果图片[见左图]……
     岩本公夫老人当年买过两辆旧自行车，一辆用于在学校里的代步，另一辆就长期放在前门地铁附近，是专门用于调查门墩。他往往是乘公交和地铁很长时间从京城北部到达前门，取出存放在那里的自行车就开始了串胡同的调查工作。
     鹤坪的关于枕石的专著即将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此行我为该书的拍摄虽有曲折，总算完成。但愿可用于书籍的部分会多一些，那取决于编辑了。
     此刻我就想起一个话题——中国人怎么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总是吊儿郎当呢，究其根底，原因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