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朝，还能够只凭一句“历史证明，我们是善于改正错误的”来证明我们的伟大，并且掩饰自己之前已经的错误吗？如果论究一下这样著名的反思，该从当年邓小平的一句“我们再也犯不起错误了”开始。
　　本月10日的《中国青年报》一条看似平常的消息报道——北京市公安局将进行警务变革，用“织网防控”模式取代“严打”。并且谈及最早是在2003年，时任公安部长的周永康就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公安机关要促进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也正是在“公平和正义”的警政思想的指引下，对“严打”的反思开始进入政府议程。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坦言，“严打”是在特殊时期，为解决违法犯罪形势采用的特殊手段。但以战役式统一行动为主导的警务模式，已开始制约公安事业全面协调发展。
　　既然如此非“公平和正义”——公平点说至少是部分的不“公平和正义”，那么不妨先展示一下自己错在哪里，再言“善于改正”不迟。否则要我们人民还将为未来相似这样的“先错后改”一类强盗逻辑再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呢？
　　单据北京市来看，自1983年全国首次严打起，就经历了三次统一大规模的“严打战役”，而在此间更有百余次大小规模不等的以打击刑事犯罪为主的严打行动。而这样的“严打”在全国他省他乡又有过多少次呢？因为如此涉及面非常之大的“严打”究竟为人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尤其是作为公民的尊严来讲带来的又是多么巨大的损害呢？
　　北京市某公安分局局长承认：“每次严打投入几万人，才抓了几十个人。有的地方还盲目攀比，报上来的数据一看就有水分。”“一个地方有病，几个地方一起打，甭管有病没病。一刀切的直接后果就是，看守所快满员了，可辖区发案继续上升。”
　　就笔者所了解他省情况有更甚者，在“严打”期间，抓捕人数及大案小案指标是以数字定性的，倘若突击完成任务，哪怕是在“严打”期间也可以视作万事大吉，可以提前休息。甚至每每“严打”，因此而火线入党，升官提薪，至少获得一面锦旗的事情也是比比皆是。而更令人发指的是，自发明“严打”以来的25年里，仅因误判、错判、重判而死于非命者在中国已成千上万。仅笔者当年所在的西安市就有至少十人因了跳“贴面舞”而被枪毙。还记得那些个日子里，每每入夜，全城警笛声大作，到处是红色恐怖，其景象完全一派文革风暴。至今想想也要不寒而栗。
　　可举事例，举不胜举。因如此作风所带给社会的负面榜样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就说北京市的流浪人员救助站吧，在民政部拨予一定流浪人员安置费（2—3000元/人）的情况下，为了完成指标，同一流浪人个体，就会被数个行政区所属救助站分别拉去“救助”，而实质上就只是登记一下，充个数，以便向上交差，至于流浪人的处置则是继续放任自流。
　　因为“严打”，社会上有了流行说法“严打期间，小心为是。”“严打一过，人民自危。”其实不亚于“严打”既为罪人放假，“严打”结束则危难临头，执法亦因此不做常态。至于每每“严打”之名目又花样翻番，以至后来有了无数个花名——雷霆行动、霹雳震慑、粤安08专项、治爆缉枪行动、两抢一盗犯罪严打专项行动，甚至有为打击网络黄祸而不惜以国家部委名义实施“十部委严打专项行动”的。
　　拿公安文人的治家格言来讲——严打就是“乱世用重典”的得力运动、有效行动，充分显示了正义战胜邪恶的伟大性。
　　当然，也有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负责人曾说“严打的弊端，我们早就有切身感受，但一直没找到可以替代的模式。”
　　事实证明，由中国公安推行了25年之久的“严打”行动是直接的违宪行为，是反人道主义的法西斯残暴行为，是公然的有法不依。它如今的被替代，也绝不该认为仅是一个警务模式替代另外一个警务模式那般简单。25年以来，以无计其数的屈魂冤鬼的生命代价换取的这一点认识，难道我们仅仅可以一句“倒霉，一不小心又走错了。”来简单了之？或者仅仅说一句“以战役式统一行动为主导的警务模式，已开始制约公安事业全面协调发展”，就此，象是完成一份工作总结汇报一样轻描淡写吗？如果是法制的国家，那就该以究其责的法律举措来显示法治的威严。否则在中国的错误岂不成玩弄于掌骨之间的玩意儿了吗？
　　为死于非命者的祭奠，在中国总要走得这样的远，这样的难吗？

　　下面列举本博五年里所所写相关“严打”问题研究的博文：
　　□ 质疑“治安严打” [2004-12-12] 
　　□ 封建家长制的管理能管多久？ [2006-02-22]
　　□ 人人自危的我们[2006-05-17]
　　□ “专项严打”打得越狠，人民越是担心[2006-07-30]
　　□ “专项严打”：想一出是一出[2006-12-25]
　　□ 送葬 为一个人的非正常死亡[2007-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