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开始可以读到有限的一些外国小说的时候，读了小说《恍惚的人》[日/吉佐和子)，现在已经很难记起其中的细节。唯其一个场景让我十数年不能忘记。
     家住东京杉并区的昭子一家，除丈夫、儿子外，还在赡养着患有老年痴呆症，有着严重人格欠缺的“恍惚的人”，她的年老的公公茂造。生活得非常尴尬，用老人儿子的话说，父亲是“一片枯叶咬着秃枝不肯落下，熟透的柿子挂在高技让人伸手摘不到，又不愿自己腐烂，真是出尽了丑态。”老人不能自理，时常独自外出狂奔在马路上。一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昭子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向警察局报警。下面发生的事情让尚处在地狱般煎熬境遇中的国人们，既惊奇，又不解……警察局在二十分钟内派出了十数辆警车于全市仔细搜寻茂造老人的踪迹，那却是一个普通的老人……
     吉佐和子的小说贯以人道主义描写为主题。而日本的社会管理机制提供了她的小说可以有那样描写的情节。而在中国，即使是现在也难以想象会有那样的事情出现。
     当时我所在单位有一位党委书记，总是在大会小会上给我们灌输“资本主义世界如何社会凶险，人情淡漠，如何的缺乏人身安全感。而原因又都归咎于他们的社会的腐朽。”仿佛末日描述。不久这位书记去了趟日本做考察。此次回返后，书记忽然大变活人，逢人便要小声嘀咕：“服了！服了！不服不行的啊！在日本简直是人间天堂……”问起他安全感如何？答曰：“怎么说呢，人人都像是被装在保险柜里。”
     这个书记忽略了一个现象，就拿今天早上央视新闻播报的统计数字看，“中国的犯罪率远远低于美国等西方国家。”那个书记也许看到的是日本社会的管中一豹。但细一想，为什么那里的人们依然有着富足的安全感呢？其实犯罪的概率在任何国家会有高有低，关键的是事件突发后的挽救和危机处置可能性和高效率性。这也可以用从上海回来的人话说，生活似乎方便了很多，似乎三产的服务已经涉及范围极广极深，而北京尚处于破而不立的原始状态，只有享受的需求，没有服务于社会的意识，只有犯罪的现象而欠缺事先的堵截和事后的化解机制。
     本月15日李熬之女在著名的迪吧babyface和其他消费者发生纠纷中，一只未开启的酒瓶砸中了左脑。当李文试图报警时被保安阻止，并且把李文的手机藏匿。后经诊断证明李文头部软组织挫伤，出现瘀青……事件经过可参考相关报道。而该注意的是——
     迪吧方面称：“没有人员伤亡，没必要报警，不是什么大事，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处理。110民警来了也没什么需要处理的啊。”好在一民警对此事件表示，“立案应该是没问题。”
     把这样一条消息转到这里，看似多此一举。如果你是中国人，这样的事情还值得大惊小怪吗？ 但若让我们拿出马斯洛 Harold Maslow, 1908-1970) 的人的需求层次理论，这个人所周知原理来参照了看——在人类“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感情需要”、“被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的层次中，我们现在可以幻想达到的也只在第二层面“安全需要”上徘徊。
     对此，我不想危言耸听，也许这个论点要遭到惯以莺歌燕舞为生的人们的斥责。包括今天早上央视新闻里目的性极强的说法。但必须人人自危的是，我们的社会也许是统计数字所表明的那样“犯罪率远远低于西方”，值得弹冠相庆！但无法躲避的事实是：仅此，你若只遭遇一桩意外，那将是你的灭顶之灾。灾难在你就是100%，因为你要想想我们的危机处置机制若何，你要想想那些漫不经心的管理阶层的上班族是否有过认真的心思。
     这里就又说及公安部的“严打”怪病了。从1979年一次全国性严打之后——那一次“严格打击”完全处于个人的意志之下而无法无天，致使大批仅仅因为跳了贴面舞的人都惨遭枪毙——就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罕见的执法如搞运动，如学雷锋，三月里来四月里走，一阵阵地吹风行动。一但“严打”结束，全国的法制机构几乎隐形瘫痪。坏人可以这样说：“严打期间，收敛收敛！”，严打结束，公安队伍则可以说：“忙过了，可以歇息歇息啦！”，到那时往往明处做不放松状，暗处却大松特松。又如“本次严打主题是搜黄打非春雷行动”，那么抢劫犯罪行为者是不是心理上可以有了轻松呢？事实是——确实如此！按下葫芦浮起了瓢。试问，百姓在如此执法的环境下如何会有真正的“长治久安”呢？法律是恒久属性，岂能是为功利而用？运动的作用究竟几何，从文革中走来的尚没有死掉的人民还有亿万，他们不说，不是没有发见，文革遗留下来的运动病态实在是让他们习而惯之，麻木不仁。但现任在位的执法者则是新一代知识型制法人、立法人，他们又岂能熟视无睹，学问难道学到脑后头？
     当然，更多的人也许认为“恍惚的人”只会在吉佐和子的小说世界里存在，他离我们甚远。人总是在不合适的时候犯一个错误——短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