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把原本很生动的故事写得叫你看着犯困，看第一句便知了后一百句的本事，其实也是一种天分！
　　偶尔和一些从业新闻的朋友聚谈，言谈中多有如此慨叹。这样的慨叹又往往无从收尾，因为谁也不知该怎么办，更不敢有半点辞职不干的念头，“那毕竟是个饭碗，还是个不错的饭碗！”
　　我们就寻找宣泄愤懑的游戏——随手找一份报纸，找一篇社论或者“短评”、“总编按”之类，然后草草地扫那么一眼，接着就有了话题：妈的八股！妈的八股！
　　我就知道一定是又看到了假话、空话、套话。老实讲。说假话、空话、套话一类的话是很损害身体的。大凡因了它无须创造，因此就不愉悦，没有自我心血亢奋的一刻和心甘情愿，只好呆板地码字，麻木地敲击键盘，几乎就只是一种苦力！很折磨，很摧残，很失落。最终导致新陈代谢失衡，内分泌紊乱。
　　后来就有许多新闻人开始写自己的博客，把那些被枪毙的，却又是辛苦采集而来的真实东西保留下来。保留下来又给谁看呢？成为博客圈儿里一道谜……
　　在中国，办报有办报的原则，最新的提法是“三贴近”，以此为办报宗旨。“三贴近”就是一贴近实际，二贴近生活，三贴近群众。“三贴近”属方法论，为工具学说，没有错。需要说明的是在此之前还有个原则，原則像帽子罩着一切，既“党性原则”，所谓党性至高才是根本。这个出发点又源自毛的“坚持政治家办报的原则”。
　　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先生就其一生办报的经历，为我们讲述过一个耄耋老人从“党性第一到人民第一的重要转变”的认识过程，觉醒过程。胡老说自己是“醒时老，老时醒。”恰以他一生的所经历，印证了党性与民性的关系究竟如何摆位，读来发人深省。
　　讲前后跨度三十年的两件事情——
　　其一：据一位于1948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回忆——那时，我到陕北仅仅半年，受过几个月政治训练以后，在延安大学新闻班作语文教员。有一天，我和新闻班的同学一起到清凉山《群衆日报》社去参观，胡绩伟以报社总编的身份给我们讲话，针对我们这些到边区不久的人对中共党报提出的颇有微词的问题（例如：国民党报纸说假话，边区的报纸也不全说真话），阐述报纸的党性原则。我记得他讲道：真实性也要服从党性原则，如果不符合党的利益，真实的东西可以在一定范围讲，不宜公开报导。四川人多辨才，胡绩伟口若悬河，慷慨陈辞，给人以深刻印象……
　　其二：1976年12月，华国锋起用胡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此后的几年里，胡绩伟与胡 耀邦密切配合，在拨乱反正、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以舆论工具抵制两个“凡是”和组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然而就在1981年，胡绩伟在陕西临潼温泉治疗肩周炎期间，所撰写文章《论党报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给他带来了一场大祸。该文章观点：党报既要有党性，又要有人民性；既要作党的喉舌，又要做人民的喉舌；既要尊重党的领导，又要尊重人民的意见。而且，党性应当服从人民性，是人民至高无上，不是党至高无上，党只是人民的工具。
　　如此观点看似普通，但对照三十年前，胡在延安曾对那帮革命青年之所说“真实性也要服从党性原则，如果不符合党的利益，真实的东西可以在一定范围讲，不宜公开报导”，就不能不感佩这是一个活了几乎一个世纪的老人的洗心革面之语，是肺腑之言，是自己颠覆自己一生的真挚言论。如此老人在办报30余年后，方才悟到了办报真谛在于“人民高于一切”，“报纸的党性要服从人民性”。这在当今，是如何难能可贵啊。当然，胡老的这些观点后来不可避免地遭到了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处心积虑地批判以及对其胡的种种挞伐……其境遇众所周知，悲哉！壮哉！
　　何以有了党性，新闻就做得无人问津呢？除了脱离人民的真正生活感受——那是单单靠“贴近”是贴不近的，还有的就是中 宣部至今还没有考虑到要真正为人民去说话。海外民主人士李敖说的很准——当年（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毛 主席的宣传是成功的，现在的则不好，不会宣传。
　　看了我上边这些话，别急了跳起来，倘若跳起来了，证明你们一辈子都搞不好人民爱看的新闻。请把心思放到正道上，少琢磨着用新闻做战斗武器，整这个，封那个的，也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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