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后，谁也没有想到重庆的“解放碑”广场在山城重庆的现代经济建设中地位如此显赫。当我通过网络访问关键词“解放碑”的时候，竟然出现了“网上解放碑”。还有“重庆解放碑CBD中央商务区”的说法。
     “解放碑”位于渝中区的民族、民权、邹容三路交汇处。高27.5米，有旋梯可以直达顶端。“解放碑”最初落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为了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而建。“解放碑”最早是木质结构，被称为“精神堡垒”。1945年抗战胜利后重建时，改名为“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又由刘伯承改题“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作为重庆的标志建筑物，“解放碑”现在已经是经常出现在各种商品及场所的徽标之中。
     那时刻，我和力平却对身边的一切，包括解放碑的历史全然不知。在我们眼里这里只是一个安全的去处：人多、交通四通八达、宽阔的广场令人心情舒畅，尤其是这样少有的一快山上平地，对我们在关中平原长大的孩子来讲好似更多了一份亲切。
     我们来这广场是偷偷摸摸地来的。一大早，天尚未亮，街上只有拉粪汽车忙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沿着那些门脸不太张扬的店铺门前走来，穿过好几个街区……怕的是被大个子和袜子发现。
     “是这里，我有印象，那个邮局。”我并且没有把握，嘴里喃喃着。
     “我看没有希望吧”。力平对找邮电局向西安要钱的主意一直不太乐意，我明白他心里怎么想：因为他的出走就已经惹下了大祸，如今如何好开口向爸爸妈妈再要钱呢？其实我的心里也很犯难。好在我一直在保小住宿“上学”，临出门就只是回家在米缸里留了一张纸条，家里人并不知道我是去了哪里。反正他们是个急，也无奈于我。更何况他们也自身难保呢。如今我们落难在外，不急不会向他们伸手要钱的啊。我是他们的儿子呀。我从心底里寻找出各式各样的理由来坚定我应该向爸爸妈妈要钱的信心。
     “我们不可以等死的！”我对力平认真地说。他不再吭声。
     我的确记得解放门一带是有家邮电局的。也许是我们此生从未与邮电局这样的东西打过交道吧，平时并不注意它的存在，现在要找它就非常的难。
     我们继续摸索着，一家一家看那门头上的牌子。有起早的人经过身旁。我们就立刻挺直了身子，装作正经地在街上走。我们生怕人家当了我们是小偷或者其它什么不好的人。
     邮电局找到了，八点上班。我和力平就蜷缩在邮电局门口的台阶上打起了盹儿。
     天太早，有些冷。我时时地要把自己身上那唯一一件白色的衬衫裹裹紧。我把红领巾当作了绳子，把衬衫领子高高地竖起，再用领巾紧紧地把衬衫绑紧在脖子上。重庆的乞丐真不少。我稍不注意保护自己，身上的衬衫就会被他们全部扒去。因为过冬，为了防寒。其实我们也该考虑这些了。可是我们现在还顾不得这些。我们是有家的孩子，是有爸爸妈妈的孩子。我们只是贪玩罢了，我们还要回家上学……
     我们从不把自己和街上那些要饭的，偷人的，打群架的野孩子同等去看。虽然我们的衣服是脏了些……这也是我们俩始终把那条红领巾系在脖子上，永不卸下的原因——我们是正经人家的孩子。
     天亮了，早上太阳的影子在这作座山城里显得十分夸张。伴随山那边的早霞，反映在这边山上的阴影，形成阴阳两界，十分分明。早上的太阳也好象走得特别的快，那阴影的边缘线就好象一条巨大的幕帘正在揭开。
     街上的人腿越来越多，从眼前晃来晃去，有的脚丫子就似乎要踩到了我们的脚，我始终不敢抬头去正眼看看那腿是什么样的人的腿。看又有什么用，关我什么事？但我的确不愿抬头。因为就这几天里我们已经时时听到有人在我们身后说：是要饭的……
     “走！走！走！”终于有人在对我们喊了。我和力平倏地跳起身来。跑到街边回头再看。邮电局的大门已经打开，对我们喊叫的像是邮电局的阿姨。我们的心稍稍平静。我们不急，人家刚刚开门，怎么又可以顾得上我们。
     “要饭要饭，就不知道好好在家待着？把我们这里搞得乱七八糟……”阿姨不知道为什么对我们那么大的火。其实门前干干净净，并没有一星点儿的赃污。
     我和力平来到街角上的一家豆浆铺子里，四分钱买了两碗豆浆，边喝边偷眼看那邮电局的动静……
     “滚！讨食娃儿”。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个穿白褂子的，“只喝不买油条啊？！”只见他把我那碗才喝了一半的豆浆碗往桌上使劲一坐。豆浆就溅了一桌一地。
     “为什么，这个我掏了钱的”。我大喊着与那人辩驳。
     “你没看牌子上写得啥子？”
     “不看不看不想看，我掏了钱的，你赔！”我大喊着，一边拉着他的袖口不松手。
     旁边有人劝了“人家有规定，买一碗豆浆至少搭一根油条的，你们没有买油条，不对啊！”
     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就立刻憋到了眼角。在先我们是为了节约才省去了油条，谁不知道油条的好吃啊。
     更多的人七嘴八舌地说了，大多是劝那饭馆的白褂子。那白褂子就从盛豆浆的木桶里很不情愿地用木勺舀了半勺豆浆添进我那碗里。“喝！喝！喝死你，以后不得再来啊”。
     我扭头就走。身后传来一片讥笑的人声。
     “还蛮硬呐”
     “要饭的现在也很挑食的啊”
     力平追上我，表示同情地一声不吭。我们一并往邮电局走着。我问他“我们像要饭的吗？”
     力平说：“衣服太脏！”
     “可是要饭的还戴红领巾吗？”
     力平不吭声了。
   
     1960年到1967年，我在保小生活过了几乎整个六十年代。那里的生活与社会上的国民生活水平基本是隔膜的，对于我们来说也许并没有觉察那里有着什么不同。可是正是那年头，苏联与中国所产生的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分歧已经逐渐白热化。只是我们隐隐觉察了自苏联专家撤人回国后，学校里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我们与莫斯科的小朋友通过班级集体结交的一对一好朋友几乎是忽然间中断了联系。我们寄去的中国糖纸、中国邮票也似乎杳无音信。在家中，也开始时常看见爸爸妈妈在低声地嘀咕些大多是关于苏联的事情。听不大懂，他们也不让我们去听。爸爸开始时常吃一种古怪的食物，不再吃菜，顿顿都吃用醋泡制的生姜末儿。我试着尝了尝，立刻痛苦地大喊：“爸，你咋就爱吃这些呢？”一边像是窥视怪物似地看着爸爸。
     但是在学校里并不发生那些不可思议的古怪行为。我们照旧吃得好，吃的花样多，也为了此，妈妈似乎老让我们到学校里待着，两个星期才回家一次。
     我并不知道那个时代在中国的大地上饿死了多少人。我也并不知道中国和苏联这样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就要吵吵嚷嚷。但后来我知道，这样的影响从直到七十年代初我们还会习惯穿着巨大的补丁裤子，这样的小事上看，其影响是多么深远。
     但现在我们是无法承受这样的侮辱——要饭的！？
     那一天，注定是对我的人生有了多少的影响的一天。直到十多年后与陕西作家旅行团再赴重庆的时候，我都是以一个曾经有过讨饭经历的人的身份，在大家的建议下在解放碑广场的一家饭馆里做出了惊人的一举，这是后话……
   
     当邮电局的阿姨在我们的认真解释下确认我们并非无理取闹后，感叹地说：“再也不要出来了，出了事情爸爸妈妈会怎么着急啊！”
     我们总会碰上好人的，尤其是女人。在这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多次逢遇女人，也多次因此而化解了我们的苦难，使我们逢凶化吉，令我对女人的一些行为有了朦朦胧胧的认识。不知道这认识是否在暗中导引我的终生，使我对女人一直有着一种共事向善的欲望。这欲望是坚固的，也有时常让我困惑的时候。想不通的时候，我就干脆认定自己一定是出了问题……
     重庆的邮电局有一样措施值得全国学习。当外地人有来款的时候，因为没有准确的或者方便的地址，就可以到邮电局的公示板上查找类似贴士一样的东西，你的名字会在那里出现。当看到你的名字后你可以撕下那条，然后凭借你的身份证件去柜台领取汇款……
     那么我们的身份证明是什么呢？
     当那阿姨带着我们把这些全部过程讲解给我们的时候，我紧张极了。我不敢开口询问，问如果没有那证件该怎么办？我怕阿姨会拒绝再给我们办理汇款程序。
     “我的娃儿就是你们这么大，他就很乖啊……那这次要是拿到了钱，可不要再到外面乱花，买票回家最好。前几天碑子下面死了个娃儿，不晓得是饿的还是让人打死的，可怜见的，要是让妈妈知道了哪么个儿活呀……啧啧……”
     我烦阿姨叨唠，只是看她在那张电报纸上一笔一划地替我们书写地址。此刻又添了烦心事情——身份证件该到哪里去搞呢？我不知道力平此刻明白过来没有。他还在配合阿姨认真地添写电报纸。问一句，答一句……但我又不便在此告诉他这款也许永远无法邮寄回来了！
     我们离开了邮电局。
     我在电报里写道：|爸|爸（我知道爸爸管着钱，我必须向他要）|我|在|重|庆|没|钱|速|寄|
     我们找到一个角落，把身上所有的钱掏在地上——总数二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