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押的宝太重，以至认为是人类挽救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押宝多少没有错，至少没有大错。而若是说有错的话，也只能错在押宝人的兑现能力，这里包括兑现时间，兑现程度，也就是量化指标。中国这次开天辟地首次公开承诺“中国将在2020年将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0-45%的目标”。而美国属发达国家，承诺是必须的，他的承诺却是“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这就导致美式承诺在中国多少被舆论小小地讥讽了一把，被认为是“相当于仅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7%，这一目标与气候科学对发达国家的要求相距甚远，非常无力。”[搜狐言论]
其实根据《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来看，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本无须如此量化承诺，也就是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但是中国却作出了。不过所作出的更像是一个远期——或可视为中期——达标承诺。美国则不同，需要谨言慎行，需要国会批准，也就是说承诺了的就必须做到。而在中国则不然，可以认为说多大都不会出错……那么哪一个听起来更叫人心底更踏实些呢？世人在观望。
我不太喜欢写如上话题，但不排除私下谈论这个。因此说着说着就说到了百姓与哥本哈根。
有一天我去顺义后王各庄拍摄已经被媒体披露过的北京癌症村（见《“哥本哈根”前访问北京癌病村》），该村因为把引进经济项目，一家污水处理用化工产品工厂建在了村子里，而该村六年来突发癌症病例29起，并已相继因癌死亡25人（仅2009年死亡6人），引发公众质疑。是非曲折至今难断，但就我前往试图调查却遭村长带头驱逐一事就足以令人生疑。
话说我们被村长带头的联防队员赶出村庄后又被村长亲自驱车押送到七八里外，他才撤去。当晚，有村民就打来电话：说是“你们走后，派出所来了，电饭煲也来了，他们执意追问你们都拍到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还准确说出了你们的姓名，门儿清，他们怎么知道你们是谁呢？”我说他们是干什么的，不知道能行吗？村民们又说：“他们还说到一个什么国家，哥本哈根，说是坚决堵住你们把拍摄的材料带到那个哥本会上去，说是那样有损我们国家形象。”
此事暂搁不表。却说我顺义败北后，转道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镇河南东村，调查该村因政府引进粗铜冶炼厂，后因排放有毒气体“二氧化硫”，导致附近万亩经济果木绝收三年，以及赖以维生的2700余农人因此排污致贫一事时，竟意外获取了我在北京顺义想得到而未能遂愿的新的因工业排污导致人群癌症突发的例证。
对喀喇沁旗河南东村的工业污染问题，我在之前多篇博文里已有描述，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读如下链接[点击]。下面只简略介绍一些情况，以便讲述的方便。
2003年由喀喇沁旗镇政府直接引进的一项粗铜冶炼项目在喀喇沁旗镇附近扎寨，此事引发公众议论，直到2003年在一次投产试运行中，该厂发生事故，导致附近万亩经济林（主产苹果梨、扁杏、葡萄）果木遭到严重污染，政府出面调解，直到对事故做出由该厂赔偿农民部分损失的决定，风波才稍稍平息。但到第二年，以至第三年，直到今年，河南东村的万亩经济果林再也不见挂果，成为绝收。今年六月我曾去过一次，所见河南东村的七沟八梁12个组的果园子里绿叶长得郁郁葱葱，却不见挂果，果树大村成了园林绿化村，全国各地常年来办采购的经销商们也从此不再光顾。
今年六月，河南东村的乡亲们委托北京的法律志愿者把官司打到了旗里。上月我在北京见到来京开会的河南东村维权代表，得知“农民败诉”，听来很悲壮！那原本是秃子头上的虱子，再明白不过的却也会被与强势政府捆绑一气的企业所战胜。我问代表下一步怎么走？代表说“再打，到市里。”会后不几天，就传来消息，喀喇沁旗河南东村的农民们邀请我去赤峰市中级人民法庭旁听……
我去了，我走了，此行极其安静，因为不是律师，就只能尽自己关注的职责，适时报道。我把大块的时间放在了看望法庭后的河南东村村民家里。也就是在农民的家里意外获得了一份癌症患者名单。[见下图一]
五日，我回到了北京，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前夕，河南东村的乡亲们打来电话：政府开始追查是谁带我们去了那里，但凡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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