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中国西北部的古城西安南郊一带，人们越来越频繁地发现每到周日，街上就多了些颈上戴着绣有一颗黄色五角星的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人们好奇地问他们那是什么组织？得到的回答是一个令人即熟悉，又陌生的组织名称——中国共产主义儿童团。
      之后的数年里，这个“五角星组织”越来越被当地人们所熟悉，她除与少先队组织所使用的红领巾有所不同外，团干部的臂章也与少先队的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的一条杠、二条杠、三条杠不同。当然这里是要称为“团”了。小团长到大团长的臂章依次为一颗星、二颗星、三颗星。
      中国共产主义儿童团的团期为四年，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将举行隆重的集体退团仪式。那时候，团员们的红领巾往往已经只剩下一个星形的深红色印记。因为这样的组织还只在这所学校里做唯一的试点，红领巾上的五角星也只是由生活阿姨手工缝制，因此不出二年，那五星往往脱线，就只剩一只深红色的星形印记。也因此在孩子们中间流行这样没有了黄色五角星的红领巾，因为那是“老团员”。
      四年级退团后，孩子门立刻就成了即不是团员，也不是少先队员的“落后孩子”。许多孩子在之后争取入队（少先队）的几年里便都是没有组织的“社会人士”。
      儿童团的团歌与少先队的队歌不同。儿童团团歌就是那首“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它却是现在的少先队队歌；那时的少先队队歌是“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学校召开组织会议的时候也很有趣。在出队旗的时候与一般学校不同。是先出团旗，再出队旗；先唱团歌，再唱对歌。出旗的孩子持旗姿势则与少先队大致相同。但还没有过少先队组织与儿童团组织分开来开会的事情，所以在这所学校里开会前的仪式要比寻常学校多出一倍的时间。
      最悲惨的事情是有的孩子在四年纪退团后由于“表现落后”，致使最终的小学就学期间再也未加入少先队组织。而上中学后就连少先队员也不是的他们就显得很是没有面子了。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国共产主义儿童团——一个生存期极短的组织就此不了了之。之后再也未被人们提起，即使是在各种关于中共党建历史的书籍里也不曾有过记载。当笔者在此行文之前，试图在互联网上查询一下。结果是也只在这些当年的儿童团员们自己创办的网站里提到过此事情。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呢？根据对当年的回忆，大致原因如下：那时的我国儿童从七岁入学起到中学毕业，年龄跨度无疑过大，且生理、心理、智力发展难以同日而语。而一律由少先队组织去管理显然并不适宜。因此就有了这样的“分段式”划分，以便管理。而她的夭折也仅只是一场“文化大革命”对其产生的影响。如此看来，儿童团的诞生并不纯粹以“革命”的名义，而是因“生理科学”以及“教育科学”的需要而产生。她的科学性是首要的，因此我们难说在我国的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永远不再涉及此举……
      至于说为什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改革却只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一所小学校里实施？
      这所学校叫做“西北第一保育小学”。它的前身就是中共延安时期的干部子女学校。在延安时期，他最早是由美国基督教团体在延安开办的“络山基保育院”。后依次改为“苏维埃保小”、“列宁小学”、“延安保小”、“中央保小”等。1948年，中共东渡黄河进入解放战场。中央保小也随军迁往西安和北京两地，分为两所学校。北京部分就是后来的育才学校；西安部分就是本文所提到的“西北第一保育小学”。而这所学校已于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被污蔑为“培养修正主义的苗圃”，彻底解散。
      历数从该校毕业的人物如***、李铁映、***、***、武绍祖、刘力贞（刘志丹女）等，且有大批解放前为革命捐躯的先烈子女。该校的第一任校长就是大家熟悉的徐特立先生（***的老师）。在电影《啊，摇篮》里对这所学校的战争年代有着详细的描写……

图示一：中国共产主义儿童团红领巾图示（实拍）
图示二：中国共产主义儿童团团部印鉴（实拍）
图示三：2004年12月在京部分当年团员聚会所拍
图示四：2004年12月在京部分当年团员祭奠去世同学李某(小说《如焉@sars·come》http://24hour.blogbus.com/logs/4803925.html作者胡发云之妻)时拍摄
图示五：1961年6月1日西北第一保育小学评选当年部分“好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