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村村民的酒会是我花了136元置办的,地点就在云冈石窟大门前路南的一家饭馆。
预约的人没有来齐,至少旅社东家的老婆没来,原本说带我搭乘摩的去私矿的一个小伙子没来。
这是我预料到的,在约人的过程里,我始终感觉到人们的一种情绪——“你是做啥的?”、“你问这些,你是记者?你会报道?”我解释说并非记者,我只是个研究者,自由人,考察者。我知道他们不一明白,就补充道:“我是替百姓说话的。”不论我说得多么技巧,多么的花哨,村民们只听我最后的一个解释,就顿然轻松起来。那就好,敢说为百姓代言的,咱就没有啥不敢说的。
到场的一是个小伙子,问起他现在在干什么,见他支吾者,很难启齿,我不再追问。另一位是旅社的东家,那个胖女人的老公。叫这位做老公的来不太容易,我把十元钱先塞给她,她接钱的时候丝毫不带掩饰,迅速地接过,顺手往高耸的巨乳间那条肉逢里塞进,我没好意思正眼看,待再看时,钱已经放妥,好象只是往里一丢,我明白事情已经搞妥,她的老公20年前也在煤矿干。还有两位就是我在云冈村的好朋友,总是形影不离的小哥俩,也是亲自带我去了两家煤矿观察的那俩半大小子。到场最重要的人物,是已经六十一岁的老煤矿工G,他人显瘦弱,却精神,皮肤黝黑,但却很讲究干净。原谅我这里只能称呼他为G。G说:你问什么都可以,没有我不知道的,我既是国营大矿的身份,又在私人煤窑打工。这个G的谈话有点口若悬河的味道,且有点夸夸其谈,从直率里透着无所顾忌,他自己就说自己是“解放前的也干啦,解放后的也干啦,经历过大跃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现在老啦,是村里最老的还在干活的人,因此啥都敢说,啥都不怕。”我就问他:那你看现在的问题出在哪里?
“风声大,雨点小。”G十分肯定地回答我道,“上边喊得是一套一套的,底下执行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我们的酒会就从“风声大,雨点小。”开始的。
G正是我前一日参观过的那家股份制煤炭企业的正式在册工人。因为那家矿做得好,虽是私人大股东,却按了国有去做,从生产安全,到工人福利,再到厂容、厂貌,给人的印象很是规范。也是山西省煤炭厅的优秀示范企业。“那你为甚就不做了呢?”我问G。
“没有不做啊,现在我就还在那里拿钱,比如退休金,还去那里矿区医院看病。”精明的G一一数点自己的划算帐。“那矿当然好啦,一般一个工人每月保障能拿五六百元,基本工资是383.37元,还有个奖励200元,只要出勤就有,不过每月扣除73.20元的养老金,实际到手怎么也在五百五到六百,你算算看。”我问G那现在为什么还要去私人矿上干?“我现在不过是给私人矿做瓦斯工,也就是安全员,这个又不累,我老,我又有经验,每月还拿2000元钱。”
我知道安全员意味着什么,那是看起来很轻松的工作,但凡出事,责任则大。二十年前我打隧道,亦有安全员一职,别人干活用腿用手,安全员则用眼——观察、用嘴——招呼、用手里的长竹杆子——捅捅山崖上的浮石以防坠落。G说这个就知足了,我们那是低瓦斯矿,我就是个摆设。其实私人煤窑也不是不注意安全,舍不得投资也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一想到钱就安全的也安全了,不安全的也安全了。都是钱的害呀。G就讲了矿里拉矿的柴油机车的事情。我问是不是那种矿上随处可见的低架柴油机车,刷着铁锈红颜色的。G说那车子最要命的就是不能防爆,按说规定排气口要带一只大水桶的,烟气过一道水就防止了明火带出,像水烟袋的道理,可是那水桶太大,占用地方太多,拉煤就少,所以开车子的都不用。这个就是绝对的不安全因素,但是谁管呢?
G告诉了我他所在私人煤窑的工人工资标准:
打眼、放煤的工人:4000——5000/每月 不等,按技术水平、出煤量区分;
铲煤工人:3000元/每月;
瓦斯工(安全员):2000——2500元/每月 到头了,是最低的。
G又说到当头的:
矿长:300000——400000元/每年 另加完成指标奖励80000——90000元/每年。
我问矿长是什么人,不是自己的矿吗?G说全山西的私矿差不多都被浙江人垄断了,成了浙江人的天下。G说起自己知道的浙江大老板最大的花过一亿五千万来山西买矿,买的就不是一家了,到处都有,当然挑富的矿买啦。他们买的矿多了,顾不上看护,就雇本地的人看,也就是管理,而且浙江人不一定都懂,雇本地人管矿就对了。这些人的工资就是刚才说的矿长工资。
“那现在私人煤窑事故率很高是不是?”我问。
“哪有开矿不发生事故的?关键要把事做好,要有良心,这就要看老板了。现在的老板聪明了, 不再在死亡补偿的钱上做文章了。按规定一人补偿20万到30万,死了就给。和公家矿一样。也有事情麻烦的,如果死亡人家属不同意,僵持不过,最高给过80万的。那只是个别,一般给二(三)十万就走人。”
“那就是封口钱了。”我问。
“什么封口钱?双方都同意嘛!”G的介绍滔滔不绝,“现在只有不懂事的老板才被新闻披露。不过这些老板也有招儿,记者来了花一万元就打发了,一万元和给工人的补偿相比实在是区区小数。”
“那说不准,这些个老板还算是不懂事吗?”我道。
“不过那样风险可就大多了。”G说罢,深叹了一口气。我们一桌的人都举杯相碰。
再次开谈,我立刻问起国务院不是三令五申要求关闭小煤窑吗?并且要求一年关闭三千座呢?
“老弟呀,你把矿当了你家的那点小事情了吧,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煤窑,你能数得过来吗?国家就算是下了文,也是一阵儿一阵儿地,风声过了,就没气儿了。底下该干啥的继续干。要知道那毕竟是钱呀。”
我问:“关闭小煤窑,那什么是小煤窑的标准呢?”
G道:“15万吨,国家规定的,一年内开采能力要超过这个数,要不,关闭。”
“那不是就简单了吗?不够的关。”我道。
“你想简单了,中国人能着哩,涉及到钱的事情人就能成了精,人精,要么咋敢来开矿呢!”G说起话来变得诡秘十分,压低嗓子,只叫我听见。“哪个矿开不出个15万吨呢?只多不少,多的也只报15万,报多了多缴税呵。”
酒喝到一个时辰,老G的谈锋依然尖利。“你现在明白我说的‘风声大,雨点小’的意思了吧,上头虽然抓得紧,下头自有自己的法。这从文革开始,人就都学会了应付国法的土法子了。”
酒会上就我和G一句一句地对,其它几个一言不发。旅社老板说“我离矿20多年了,情况也不熟了。问G就对了。”那俩哥俩,好象依仗和我已熟悉,就只是埋头了吃,小伙子饭量也大,只说是“你看还想看那家,我们带你去就是了。”那个不明身份的小伙子还是始终一言不发……
老G和我交换了电话,约定日后山西地面上但凡发生什么大事情就和我通电话,上报“军情”,也免了我车马劳顿。
[追记于内蒙古清水河县城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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