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市区，每每乘108路电车，每每就必经王府井北段的丰富胡同。
　　由街里西望，丰富胡同口上已经立起一座不低的新楼，若是没有看错，那楼的西侧紧邻就该是“丹柿小院”了。
　　“丹柿小院”的名称是小院的主人所起，胡絜青为小院进门迎头的影碑上题了一个“福”字。胡絜青是老舍夫人，老舍就是这院儿的主人。2004年11月，我去过“丹柿小院”，回来后，在Blog上留下字——

　　……正房外两侧，有那两棵柿子树，赶上是十一月的深秋，叶儿落了，枝儿净了，只剩着孤冷的黑色枝杆，却又分外红，分外亮地缀着几朵熟透了的柿果。一只喜鹊总也不愿离去，落在那顶上一朵，啄开柿子吃那瓤儿，想来那会很甜…… [《“丹柿小院”里的啄食者》04年文]

　　后来我还去“丹柿小院”，第二年，第三年，直到今年，今年我却没有走进。
　　我后来去过的几次，又总是在院子里看得见那两棵柿树，树上又总是“分外红，分外亮地缀着几朵熟透了的柿果”，喜鹊却不曾再见。我便很怀恋那院里的柿树和柿树上的柿果，以至那啄食甜瓤儿的喜鹊都曾让我纪念。
　　今年我没有再进那屋，因为忙事儿，想想该是再去那里的时候了，我却被那迎面落成的高楼吓唬：那楼总不至于取代了老舍故居吧？若是取代了那院落，那“丹柿小院”，我想我是无法承受那消失的打击的，一切皆有可能！
　　我的担心实在是很有些原由，这就是今天北京的现实。
　　丹柿小院的柿子树是老舍生前所栽。而自1966年8月24日日那天起，亲手栽树的人就一去不再复返。那年我13岁。28年后，当我已是中年，我从千里之外来此祭奠。到北京的第一年，我就去了那里。记得那些年我天天骑车，在北京的胡同里穿行，试着把我自小仰慕的作家、画家、戏剧家的故居一一访问。我那时就想，过去的过去了，人亦是化仙，而后来的，以至现在的，还是否有可仰慕之人？也许这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蒙昧。我就记起一句话来，向比你高的人看齐，与其为伍是你聪明的想法。现在看来，“为伍”的可能小之又小，看齐却是可以的呀。那些年，我住京城东南一隅，上班是在白塔寺附近，每日往返约在两小时之间，我却执意骑车去走。为此叫小儿——方才七岁——每日晚饭成为问题。我其实就为每每变化着路途，寻访着我的梦想。现在想来，感叹多亏我是这么做了，03年开始的所谓大规模拆毁京城正是拆掉着我一直喜欢的北京城区，也是我那些年曾一一走过的胡同。
　　1966年8月24日的前一天，老舍曾问过胡夫人“今天是红卫兵学生们‘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胡絜青说：“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我怎么能不参加呢?”胡絜青无言以对。于是老舍就去了，谁知一到那里，“造反派”和“红卫兵”们不由分说，一边扭过老舍双臂让他做“喷气式”“请罪”，一边对他拳脚相加。老舍分辨说：“我不是反革命，我写的作品都是歌颂新社会和中国共 产党的。”造反派们马上讥笑地反问他：“你歌颂共 产党为什么共 产党不要你入党呀?”老舍去前与夫人的这一场对话，正是为我们提出了深刻的反思：而我的同学的父辈里亦有同样死于那场革命的事实。也许是这样的原因，丹柿小院带给我的思想就似乎像首悲歌，我不能看那院里、树上，以及那天神派来关顾柿果的喜鹊……
　　那年，我见“一只喜鹊总也不愿离去，落在那顶上一朵，啄开柿子吃那瓤儿，想来那会很甜……”
　　今年，我怕见那树业已衰微，抑或连那院落也不能再见。许是我的担忧过于多余，但即使这样去想，我也很难有勇气再去那里，那院，那影碑后面的院子，以及院子里主人栽下的柿树。
　　柿子树共有两株，左边一株，右边一株，象似两株标志，纪念着我们一代人过去的经历，尚不能死，尚不能甘心，直冲苍天，似乎呼唤着一个洗清冤屈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