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籁书屋的事情，二十多年来传媒已经有了许多报道，并且有出版物专门介绍。那时我的书店成为国外友人的参观热点，在他们看来“中国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的重要工具向私人开放已经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之后的某个日子里我将以大的篇幅去记述那些。但最近我会以片段的形式将那八年历史中的有趣的记忆残片在此提前披露……

经商做奸难敌运命之舛一例

     北京，西城，毛家湾3号 。
     是一座灰色高墙禁锢起来的神秘大院。在京城里这样的地方不算少，知根底的明白那往往是中国要人的居所。他们可能是现任国家要官，可能是已成中国历史记载的编年史人物，也可能是国际人物如政治避难……3号大院是自伟大的林副统帅出事之后，才被披露它的真实主人的。这让与其毗邻的京民百姓吃惊不小。
     我现在（1989）就站在3号门前。与门卫的交涉颇费周折。直到《红旗》杂志出版社来了人，才得以引进。
     自林彪去世，这里就已被改做它样多种用途，其中就有中国最早的党刊《红旗》编辑部。
     “奇怪，您再说说您是来做什么来着？”编辑部的人听我说明来意，很为惊异。“说实话，今天早上的新闻我们还没有听到，您？您怎么就会来了呢，还是千里迢迢呢。”
     我呷着主编递来的热茶，一边也在奇怪，我怎么就来了呢。而几个小时前，我还在西安的家里喝了牛奶，吃着馒头夹咸菜……

     晨六时，我照旧早起。边盥洗，边听着耳旁收音机里播放新闻。那时我就忽然停止了动作，收音机里正在播放关于中央某人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的文章结集出版的消息……我不禁开始加速手下动作，那馒头夹咸菜也改为去书店的路上吃了。
     6：10时——我来到南关天籁书屋总店。静思片刻，我开始在一张纸上给秘书留言。
     那年，中国的商业机构尚没有计算机办公一说。即使像北京的林业大学那样的学府也只是仅有十数台绿色屏显的机器。我从北京林业大学以总价3000元折旧买回了包含主机、绿显、针式打印机的全套。朋友劝我备些耗材，以防去那西北更加难找。可是那时的北京也几乎没有那样的计算机耗材商店（中关村还是一片田野）。我便是扛着这样一堆死无退路的计算机飞回了西安。   
     那年五笔字型输入法尚座胎娘腹未曾诞生。我是搬着仓颉输入法密码本，在计算机上用“金木水火土”组合出了我的办公室管理系统。其实也就唯一一项值得我自豪的程序就是类似现在“信封群打”功能。半年时间，我已经把西安的目标单位尽数输入，只须简便操作，我便可以分类调用，连续打印出适合信封上张贴的地址条。这在中国商店业几乎是首创。

     小刘：我现在去机场，飞北京，此行去找《红旗》出版社套书。关于此书请你上班后立刻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七点新闻。再根据新闻内容写出一份征订函（12点前务必完成）。切记，要声明我店是《红旗》杂志出版社指定西北唯一代理征订单位。请注意从新闻内容中摘出此书要点，突出其重要性。
    第二步：利用我们的针打信封系统今日之内向所有在案单位发送该书征订函。
    切记：不可延误！晚6时向我汇报。

     9：00时——我坐在毛家湾3号的《红旗》社，对面坐的是杂志主编。我心里有些发毛，我在听主编的“情况说明”——
     “首先非常佩服你的经营意识，信息利用率，这个消息连我们编辑部的同志还没有听到……但情况是这样的……那书的出版也只是中央的决定，往往此先并不与我们联系，也就没有计划通知我们。根据常规，这样的图书会在稍后些通知我们加班编辑出版的……”
     这么说现在根本没有此书？我困惑不解，那么为什么就发布了新闻呢？
     “不过请你相信，待会儿我们就会有安排的。”主编说。
     果然，在我尚未喝完第二杯茶时，主编桌上就接来了一份文字稿件。
     “瞧瞧，这不是么，来了……”主编开始忙碌，叫来了全体相关人员。“您可以旁听。”我被告知。
     10：30时——主编室里剩下我和主编对面而坐。
     “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主编看来的确是在表述真心，“按中央精神，此书在第一时间里只加急出版两万册，以满足中直机关，国家部委的以及各地方新华书店总店的工作用书需要……”
     那时候没有王选的照排技术问世，我知道那排字房里的工人光拣字、码字、排版、灌制铅模、制作纸质版型就要耗费时间不少。而在当时以中国古老的印刷技术也不可能立刻完成数十万册图书的印刷。
     “这么说总量仅有两万册啦？”我抱着侥幸的希冀追问。
     “是的……不过……”主编显然善良，他不忍见我失望的表情，“我可以在我的权限里先为你腾出部分……”
     “那是多少？”我忙问。
     “顶多200册。”
     “不，1000册”我在争取。“至少500。”
     “……好吧，我得把地方新华书店的工作书扣出一些。”
     我立刻冲到西四邮电局，把500册已到手的消息发电报往西安我的书店“立刻向各大专院校发送征订函”。
     回到《红旗》出版社，我得到了又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经技术人员初步核算，那成书大约只是一本30页码，价值两毛钱的小书。主编看出了我的心思，“商业价值是不高，还抵不了您飞过来的机票钱，可是政治意义非同寻常。也显得您的书店很是权威哪……”
     “您说得没有错……”我已经心不在焉。
     离开毛家湾那神秘的深宅。离出版那书尚须两日，我只好回到北京的父母家闲住。那两日里为了挽回此行的的经济损失，我去了北京数家出版社，唯一价值的书是中央党校出版社里尚存300本已经被禁止发行的《世界各国人权宣言》（白皮书），此书收集了世界各国的人权宣言文本。看似很值一读的东西却被尘封书库日久……

     写到此，我便想搁笔了。因为那一次信息的高速运作即使在今天也是令人叹服的，可是我的结果却毁在——
     在我去《红旗》出版社后的第二天，也就是我在北京等待我那500册的两天里。西安，我的秘书打来电话：西安的新华书店里据说已经看到了样本。我说那只是为征订而展出的几本。秘书小刘回说：可是他们的征订活动已经把我们的用户吸引走了啊。
     我杀到毛家湾3号，找到那个善良的主编。
     “我们也着急，想和你联系，又没有电话，打到你家林业部，总机又说此人不详，你说叫我们怎么办？”
     据说是中央有通知，必须在当日于全国展开宣传……
     那时的中国若是有了手机大概不至出这诸多麻烦！不过即使有了手机，《红旗》难道敢于违命中央？我想我那次早晨的灵机一动注定在一开始就是死命的，他的运命也才导致了我走上此行发财之梦的不归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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