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长安城著称于城池街道的规矩方圆，这就为现代人考古工作提供了方便。
     唐朝长安的区划是以“坊”为分配的，就有一坊称“新昌坊”。新昌坊位于城内东南的乐游原上。现在去看，虽然有了现代的无数建筑掩盖，但“原”是依然可见的。
     唐诗人杜牧有诗曰——

    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

     有些年，我就频繁地去了乐游原。因为生意不舛，加之我一幅少年心肠，万事若不顺水，稍遇坎坷就干脆一走了之。乐游原因之位于市区，离我的生意场不远，选择去那里是很自然了。
     去往乐游原似乎须得闭目直视，只做一个心眼——向前去，直抵高头的原头。脚下是西安的最大垃圾场，但那确凿无疑的就是唐时的乐游原呢。这就令我长期怀有不解……乐游原的东侧则紧邻监狱，人称“劳改窑”，大概因了那犯人终日烧砖劳作，烟尘于空里漫漫飞扬。烧砖离不了砖窑，大概就那样叫了。踩着于烈日下爆晒而发出恶臭的垃圾去蹬原，又怎么能有杜牧的心境呢？
     诚然，杜牧的“乐游”之游是以忧郁寡欢，以至有了些无聊的心情，在即将离开朝廷挥旗东去江海之时，于乐游原上西望昭陵表述自己对旧时唐初“贞观之治”的怀恋，心绪是低调的。但从诗的前部去读却也表达着对于生平闲适，向望僧侣雅静的淡泊的欲求。我却在那一时无论如何不能有杜牧一样的自我调理。我的脚下就只有垃圾！
     我去乐游原的习惯延续约有三年。后来不再想去……去年由京城回乡乘出租车途经那得反复观察才能认准的“乐游原”时，看到了“劳改窑”，没有见垃圾场。孤独的高处兀立着那原上青龙寺的大顶。我就想有必要补充点关于那“青龙寺”的事情……
     当年杜牧乐于去乐游原并非因为那是山隐之处，有登高望远，鸟瞰长安街景的便利。乐游原正是唐朝的皇家游园。关于这点是我在清代《长安县志》里看到记叙——假如愿意被我理解无误的话。我去乐游原，还有一个终极，那就是以到达原头的“青龙寺”为止。又往往在那里徘徊须臾，最后由原南侧的绝壁上走下。那里就只有一尊残旧石碑。每每登顶，我会把那碑文诵读一遍，那时就仿佛我的心理期待的结束，甚至有了一种痛快淋漓的奖赏的愉悦。
     碑上记叙的文字是官样说辞，大抵是说此地曾经何如，大抵是说所牵物事于历史有巨大影响以至贡献，结尾就总有国务院或者地方政府编发的文物编号的记载云云。这个地方就又不寻常了。
     青龙寺的前身原本是“灵感寺”，建于隋文帝（杨坚）开皇二年(582年)。据史书，隋文帝当年降生于佛寺,且由仁慈的尼姑抚到少年。后来的隋文帝就笃信佛教。隋文帝称帝后曾大举改建大兴城,命城内亡灵墓葬一律迁至郊野乐游原一带（到唐代这里则已划为城圈以内）。“灵感寺”正是为了超度这些亡灵特意而建。这“灵感寺”之后于千年里又有多次变化，由毁弃到重建，亦为唐高宗城阳公主等依次改名“观音寺”、“青龙寺”。寺院的最终毁灭是在北宋哲宗元元年(1086年)。从此，地面建筑荡然无存。
     我几乎只见得那孤立的碑石了。
     话分两说：现今日本有佛教“真言宗”流派，信徒众多。而“真言宗”的创始人空海和尚当年正是数次西渡，往来长安治学的。后来空海和尚是在长安圆寂。青龙寺便有了纪念空海的意义，而日本的“真言宗”其祖庭便是今天西安的“青龙寺”呢……
     我眼中的乐游原依次是垃圾场、劳改窑，我于那年代好似一个另类不轨狂徒，恰恰热衷的是于那垃圾场上的跋涉，每每为了瞻仰先圣，为了立高端，临风鸟瞰，寻觅那想象中的长安古野之风。虽生意多有不顺，却在那乐游一刻得以排遣。就记得一次邀请同去的秘书小刘表示困惑不解，我原本试图也做解释，但最终不想多说——有人从酒鳟里寻得赚钱灵感，我是从那郊野狂乱之地得以延续勇气的甘霖。
     前述又为什么说到“我去乐游原的习惯延续约有三年。后来不再想去”？后来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把他们意念中的唐朝长安建筑在那中国的乐游原上做了复原，可以想见那是什么？从画报上我见到奈良的已经改变了的对于古长安的克隆。如今的青龙寺不过如此。日本人在其中建设了“空海和尚纪念碑”，建设了“惠果空海纪念堂”。
     空海和尚当年所在的长安建筑的风格是这样的么？我怀疑。至少我再去那里所见只是一个异类的东西，我感到了不亲切，所以后来我不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