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生活着的国度的一生岁月里，是大概要忌讳说一些字眼的，“人性”即是一词，说起战争中的人性那就更是犯忌中的极至。四十岁以后这种境况稍有好转，通过影视，或者小说的文艺形式开始有了尖冰突破式的探索，继而因为发现打动人心之处往往不外乎对于人性地尊崇，那仿佛如透入人心的犀利之剑，无往而不胜，以至文盲，以至野蛮，以至敌人之间，以至敌我相互都将被柔化了界线……我就想到了超然于社会的那一种神秘。
     二战中，当钢琴家皮斯曼（《钢琴家》主角）被迫逃亡，并依靠朋友的帮助四处躲避的时候，是热爱音乐的德国军官卫姆-豪森菲德上尉被超越阶级的音乐的人性力量所感召，从而做出了缪斯战胜死神的超然之举。继而由钢琴家皮斯曼欣然接受了来自对方的互动行为可以认为并非为了饥饿和恐惧，他的被施舍没有显示出任何孱弱的角色角度，而恰恰是人性的伟大借助了音乐的沟通；战争结束以后，钢琴家皮斯曼去集中营寻找德国军官卫姆-豪森菲德上尉，最终未果，却获知了二战后冷战事实造成的结果，战胜国政府的消极报复思想致使在战俘集中营里对当年的敌人普遍实施了相同于当年被施暴的迫害手段，卫姆-豪森菲德上尉死在了苏联……我从故事里提取上述片段正是贯通着“人性”的关键主线，而这些个表现恰恰又着力于界线两端，如若我们不解决人性的一统性，是不好理解上述的表述的。
     因为我们一直遵循着阶级的不可调和，而无视人性的一致性。
     作家鹤坪的小说里多是写旧西安的娼妓生活（《大窑门》、《老艺门》），而娼妓的身份是不为我们1949年以来的“无产阶级”所容易划清界线的。她们究其竟是贫苦而被逼良为娼？还是灯红酒绿下瑟歌艳舞的资产阶级妖女？甚至不如建国初期对于娼妓的改造工作更为人性。鹤坪则以小说的天然准则——“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为我们难能可贵地展示了这些人性话题的社会载体。
     鹤坪一次和我说起过近代史上西安社会里的一种营生“碑大头”，“碑”为谐音，取意当讲“背”意，可做“碑”、“背”双解。这个营生是专为人背死人棺材、碑石去郊区的营生。按说是贫寒卑贱的下人所为，却是出入无阻于富豪大宅，且被富人们敬重的人等，仿佛敬仙而好酒好肉上宾以待。此又属一种“阶级调和”，您可以认为那是利益所趋，但换言之，富人难道就不怕这些贱人的玷污么？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当被视为上天为逝者的代理人、经纪人，说是神仙也未尝不可。原来阶级的相互也是有着各种不可漠视的依存。此话又犯了17年间正宗“无产阶级”之大忌。
     有一年我在巴山紫阳一带修铁路隧道，参与的有铁道兵、农民工和我们城里来的学兵知识青年（等同上山下乡知青）。按照惯例，在入隧道之前集体朗诵“最高指示”，那毛主席的指示如下“三线建设要抓紧……没有钱把我的工资垫上，没有路，骑毛驴也要进去……”那当然是一种唯意志的伟力在做鼓动。事实上在那样的精神力量鼓舞下我们也始终坚信“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毛语录），于是就是天底下最最战无不胜的一群了。然而在一次遇隧道塌方，直到塌出了穿天洞的时候，我看到了铁道兵与农民工拼命逃窜而惧怕进洞抢险的一幕，使我大感困惑！也正是从那一刻，我以我的朴素的，无师自通的认知方法看懂了人性中必然存在的恐惧，和不被任何思想蛊惑的顽强性。顺便提示，我们这些17岁的少年知青却在那一刻没有畏缩，那不是因为什么先进思想的武装，也并非有高薪和奖金在身后督阵。我说了大家别笑，那竟只是一股子“义气”，犹如现在的江湖精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听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
     也就是在那铁道兵和农民工拒绝进洞的时候，营长持枪照天连发数枪，前两者仍然畏缩不前的瞬间，我这少年身子就从此成熟了一次“实践出真知”。
     我现在也常想，阶级仇，民族恨所引暴的力量究竟有多么大？在人类面对自然法则的极端之时，人性怯懦的一面又会怎样修正你的作为？那修正又是多大程度上的修正呢？
     人类于虚妄地抒发激情而忽略人性规律之时，是滑稽的。因而也是最为容易被人利用的时候。

【人性论】 通常是指撇开人的社会性和人的历史发展，抽象地考察人的共同本性的理论。中国古代即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等，西方亦有自然说、约定论、感觉论等人性理论。欧洲文艺复兴后，人性论成为盛行于欧洲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其中心是提倡个性自由、个性解放，反对封建束缚。
     本文本人以此文即反社会性，追寻的是正是无处不在的“人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