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下定边之第三“下”，注定是以游击战为方略了。这种出发之前的“书生”之见，几乎是在进入二楼村的“刹那”间得以证实。
　　“这下子你干的事情把乡上惹上咧，”村长对我说，“乡上说是县上说的，县上说是报社说的，报社说是……”石大伯的儿子占国一气儿报出一连串的“株连词”。
　　原来，榆林县（邻近一大县）上有家报社，社里有人在网上看到了消息，就去了趟事发现场的二楼村，回社后把情况透给了定边，定边县上就责问到盐场堡乡，乡上急了，这才召集起下自最基层干部参与的会议……这就是四队队长（习惯称村长）带回来的口信。
　　农民们面临如此惊天消息，略显些茫然，尽管早几年起就一直嚷嚷要告这个告那个，一旦县上来“关注”了，却叫农民们隐约有了恐惧。拿石大伯话说：“县长我一辈子没有见过，近些日子却一下见了好几个外国人，还有这么多中国记者……”面对县长如今尚不明内里的关注，是凶是吉，压力比兴奋更大，后事难卜！
　　我却想得不同，除了和农民们一样的心事外，我还多了一层顾虑。
　　二进二楼那天是1月28日，今天正好又是28日，已是三月。那次，我冒大雪一行六人驾车去的二楼，去前，我做了十几张黑板（图片），上面依次写好“我去了神秘的地方，第一天……”、“我去了神秘的地方，第二天……”，等等。为的是障眼，以防当地政府出面阻挠。好在那次没有遭遇不测，与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合作除自己在雪地里撞了车外，其它一帆风顺。所采资料，悉数带回北京……也直到第四天回到北京，我才在博客里陆续公布了此行去向，那几张黑板图片的幕后也便昭然。
　　这次却不同了。
　　春天，雪融，陕北下了一场透雨，毒水湖就忽然泛滥了。迎面展开约千米宽阔的毒水峰头，只在几夜里就迅速逼近二楼村四队的民居。石大伯的儿子占国给北京打来电话报警：水不停地淌，最深的地方有两米，村上人都回来堵水了……
　　我是接到占国的电话立刻筹备，并邀请芬兰国家电视台一同前往定边的。之前也有自第一次报道水患之事后就一直关注此事的《南方都市报》也迅速派员前往……
　　同样和二下定边一样，为了行动不被无谓阻拦，我通过做啥网不定期在博客首页发布着“误导信息”，先是往延安参观枣园，后又“前往铜川”……事实是我已于28日飞抵延安后，又由延安雇车长途奔袭，马不停蹄地直奔定边二楼，以至只在定边擦了个边儿，就又换乘一车去了二楼。果然，我们在前往二楼的路上听到了司机师傅的讲述，值得注意的是司机在并不知道我们前往二楼要干什么的情况下主动告诉我们——那里被城里排出的污水糟蹋了……夏天生出的蠓子都飞到县里来啦。这和当天我在二楼村四队听66岁的董秀兰的讲述不谋而合——蠓子一旦飞来是有声音的，嗡嗡嗡地，跟汽车开过来一样一样地。咬得人一夜不能睡！
　　当天下午二时左右，我们驱车抵达二楼村，与以往不同的是，村民们蜂拥前来。而过去我来这里，村民总是站老远的看，好象我是石大伯家请来的客。一次石大伯叫村长也来，为的是他也同样是村里的毒水受害者，但是村长犹豫再三也没有照面，那原因显而易见，一旦我们离开，乡上来人找谁？还不是他遭殃！可是这次就不同了，村长亲自前来石大伯家，对我们说：人都要逼死了，管逑它的，谁也不怕咧。并且亲自组织村民几个小伙子开来四辆摩托车，载着我们去了毒水源头（关于这个请观看下面视频节目）。
　　下午，我们和村民再次去了正进逼村庄的毒水峰头。
　　和1月28日来时不同，现在我们已经不能站在冰面凿冰取样。而是只能小心翼翼地靠近湖边，稍不留神就会陷落臭气熏天的湖边沼泽，在我们取回的固体样品里，我们分明看到的是令人作呕的人类生活排泄物……董秀兰对我说，原来湖对面还有我们的地，现在被水一挡也过不去了。从村民写的文字材料来看，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农民已为此损失耕田千余亩，牲畜羊只也因此大批死亡……这期间也有村民叫来了附近地区县的报社记者实地参观，却不想事后，县上和乡上来人，开着车进了村，找到当事村民，严厉警告，任何记者想采访就必须经过县里批准，把报信的村民恨很克了一顿，后扬长而去。
　　此行我们成功地采集到了县城排污水口的水样、包围了四队村庄的毒水湖水样以及村民自家饮用井的水样。临行前，我又不得不对村民们撒了谎，说是要抓紧时间保护水样质量，我们将在离开二楼村后直奔宁夏自治区的银川，后转乘飞机返京。事实上，那时天已很晚，我们只能悄悄地住进县城某宾馆。在那家房间里网络通畅的条件下，迅速处理照片、文字及视频。并与29日告别定边县城，经银川返京，如今从二楼村取回的毒水样水正静静躺在京城某个角落里的实验台上，我们都在安静地期待那一时刻报出的结果。

　　预告：下篇博文里，我将介绍新结识的村民董秀兰















[视频] 血写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