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地震后该不该现在就建设一座纪念馆呢？关于这个话题就我的阅读所及：先是有当地地方官员出此言论；后有1510部落民魏英杰先生的一篇文字提出对马上建设纪念馆的言论的批评（遗憾此文不知为甚现已找寻不到，好在魏先生6月4日又有进深论述《别急着用“遗址”抚平心灵震痕》可供参看）；再之后有了***二次赴地震灾区现场发表意见谈及建设地震博物馆之事。
　　就我观点来看，宁愿认为***的意见只可做战略宏观思考，并不能成为马上启动建设行动的命令。但视其客观效果，无疑***的一言，已经成为了地方官员的一根信任危机拐杖，也因此爆发了如下消息——

　　四川省文物局2日召开汶川大地震遗址博物（纪念）馆、纪念地前期准备及地震文物征集会，并组织专家赴震区进行考察和选址。报道还提到，专家建议当地要着眼于建成世界一流的灾难性遗址博物馆，为下一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奠定基础。

　　但，本人提出另外一种认识大家不妨评判一二：若是要建的话，立马该建设的是一座“死难人民纪念碑”。对此，我的认识论据是：其一、人的死亡已是确凿（仅有数字等待最终确认），灾难之死的人员身份是不该存在任何质疑的（除非象文革中对死人尚须鉴定阶级成分，革命态度乃至确认是否重于泰山甚或轻于鸿毛，更甚者则有死有余辜），一切当以人道为先。其二、建立死难人民纪念碑的意义只有一种，即激励活着的人的重新振作，奋发图强，再建家园。这也不失为人为本的一种仁义；其三、马上就建立遗址纪念馆在当今至少有如下存疑——首要必须鉴定因建筑质量而引发的系列事故其真实情况、鉴定责任人、鉴定其直接管理官员其责任程度等；其次，正值重建可行性调查、分析及论证阶段，城镇整体其远近期战略性规划尚待全方位认知，又怎能容许所谓“遗址纪念馆”一马独先，兀自凸立？
　　如上一看，建立地震遗址纪念馆岂不昭然一个“别有用心吗”？无疑，立刻建立遗址纪念馆可以立马达到转移灾民注意焦点的作用，却完全无视了排遣灾民身心悲苦的首要；有效借用难中人民所共同凝聚而起的向心之力，团结之力，仁爱之力，大肆彰显地方官员其政绩之赫，迅速弥补因为地震意外而暴露凸显的地方官员其种种临阵恶演，从而掩人耳目，化危机为绵薄。此举恰也是近些年政府热衷引借社会危机公关的重要表现之一。至于“消息”中称“要着眼于建成世界一流的灾难性遗址博物馆，为下一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奠定基础。”则更是令发指的暴徒行经，其实质上的利令智昏，是公然无视人道的法西斯罪行，不是昏庸是甚？须得共株才是！
　　无独有偶，据6月4日俄塔社莫斯科电，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认为，俄罗斯应该克服健忘的毛病，并提议为在1937年至1938年“大恐怖时期”斯大林镇压的受害者建立纪念馆。他认为“建立纪念馆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并且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参考消息》2008·6·6版三《戈尔巴乔夫又提‘迁葬列宁’》]
　　几乎不容辩驳的是，戈尔巴乔夫言谈所及一类政治“受害者”在惯长认为中，是指与自然灾害如地震、水灾、风灾、火灾等相提并论的“人类非正常死亡”同类，它既包括了因意外自然灾害的死亡，也包括了因人为政治关系的死亡。那么我们不妨推演来看，1949年后在中国所集中发生的几次重大“非正常死亡”事件——
一、三年自然灾害死亡（归属属性：人为加自然）
　　1959一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1959年全国干旱范围广，旱情严重；1960年干旱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早情重，春季又出现倒春寒；1961年旱情较重，冬小麦遭受“卡脖旱”，北方冬麦区还遭受较重的于热风危害。所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连续二年没有完成国民经济计划，市场供应十分紧张，人民生活相当困难，加上长期劳动紧张和疾病流行，人口非正常死亡增加，仅1960年统计，全国总人口净减少1000万人。经济困难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自然灾害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其次则有国际间矛盾引发及决策失误使然。
二、地震死亡（归属属性：自然加人为）
　　1966年3月8日，邢台地震。死亡8182人，受伤51395人，倒塌房屋508万间。
　　1970年1月5日，通海地震。死亡15621人，受伤26783人，倒塌房屋338456间。
　　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死亡24．2万人，重伤16.4万人，倒塌房屋530万间，直接经济损失100亿元以上。
　　上数三件，均有人为晚报、迟报、少报、不报现象出现，以至真相到多年后才被部分解秘。
三、文革死亡（归属属性：人为）
　　广东著名散文作家秦牧曾对文革有过评述：“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那么“含恨以终”者何其之多呢？这在现在已成难解之谜。究竟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也无从确定。正如一九八○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而在《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R．J．Rummel著]中谈到古一个数字：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七百七十三万人（供参考）。
　　的确，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数字出处多头，很难确定，我们也只可借用一些地方上尚可轻易统计的结果来做管窥。
　　□ 陕西省在文革中自杀的党、政干部有两千多名，该省的勉县武斗中“死亡八十五人，其中被打致死四十七人，武器走火死亡十二人，武斗汽车肇事死亡十三人，武斗中触电死亡一人，打死无辜群众三人。”蒲城县武斗双方及无辜老百姓死三十四人。城区十余条街道的两万多所民房被烧。而该省的武斗热点地区安康县，在历时一年中，毁房屋三千三百余间，死亡一千三百人。
　　□ 山西武斗，以长治地区最烈，因为当地是中国的军火工业的基地之一。军分区和当地空军驻军分别支持两派。打到交通全部断绝，空军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市。军分区集中各县民兵组成“剿匪兵团”，打开军火库，武装数万民兵，由军分区首长指挥攻城战。在攻克一座煤矿的激战中，仅守方即阵亡二百多人，数百人负伤。而守方曾在一次交战中将参战的现役官兵十二个整连外带四个班全部缴械、俘虏。“双方打死打伤参战人员不计其数。”
　　□ 全国在单次武斗中伤亡最大的，是四川泸州。一仗打死两千余人，另有八千多人成残废。
　　□ 北京市因冤狱而死的有九千八百多人。上海被“立案审查”的有二十四万余人，被折磨致死、自杀的超过一万人，被逼疯、打残的更多。至于县以下单位，全国两千余县，平均每个县死亡当在五百至一千人。
　　□ 陕西安康县在“一打三反”中拘捕254人，枪决17人，判刑12人，戴“反革命”帽子25人，20人自杀身亡。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标准像被执行枪决；一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多说了一句“哪里能活一万岁”，成“现行反革命”，被县军管会判处死刑，于1970年6月枪决。副县长雷云祺、县政协常委张开印、属一九四九年国民党起义投诚后留用人员。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将他们枪决。此为突出个例。
[以上数据部分自《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九）期·部分有本博校正删改/文责本人自负]
　　我说得太多太多了，却不能说尽其间以丝毫！非正常之死亡无疑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最为残暴的违法行为，是罪恶之中之顶级罪恶！它的一切罪恶根源就在于以己之（政）见，无端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利。今天，当戈尔巴乔夫提出“俄罗斯应该克服健忘的毛病，并提议为在1937年至1938年“大恐怖时期”斯大林镇压的受害者建立纪念馆”的时候，我们庆幸人类仍有良知之人。让我们暂且不论苏联或是其它国家因了政治的是是非非，我们是不是该翻然猛醒，为去建立真正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并且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反思以往，借鉴以往，纠正以往，改错以往的有益纪念性建筑，而非建立所谓可以用于“申报世遗”的和“世界一流”的纪念馆，让仍然试图在无辜死难者的骸骨上谋取利益的罪恶成为被谴责呢！
　　呼吁缓建四川地震博物馆！
　　呼吁于四川局地建立死难人民纪念碑！
　　呼吁将来的某一天在北京建立人道主义死难人员纪念碑（园），并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的“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碑文上书——
　　五十八年以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时期，凡遭遇自然灾难，人道主义灾难而不幸死亡的人们千古！   
　　六十一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八十八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抗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