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5日我的一篇《我心爱的五四式手枪得而复失经过》[“博客网”专栏版]后面，发现有一人留言如下——招魂呢？怎么文章散发着一股鬼魅腐朽之气？
     这本是一件小不起眼的言语，言语亦自有自在的存在理由。只是让我不吐不快的是这言语里透着令人耽心的一种现实……
     因此我就想到我的责任，我是说日日记博文的深刻意义。一时间里，好象“愤青”，好象“说了又有什么用呢？”，好象“吃饱了撑的！”这样的思潮甚嚣尘上。倒仿佛这些是了浅薄，不这样倒似乎潇洒、勇敢、甚至现代了许多。
     这样的情景已经存在许久，一些过去的老的人等不说话了，因为喉管已经被阉割者阉割，因为流血的血管已经纤化，一些他们的后代则肆无忌惮地把中国导向虚狂的娱乐之尊至上而“娱乐中国”化！历史好象是会记下这么一笔：一个没有思想，不许思想的民族的时代存在于21世纪初叶……
     如果有学者考据，会得出令人吃惊的结论——那时期曾自上而下地被告戒“闭上眼睛，要向前看。”；“安定团结为上。”；更有“历史让后人去说……”
     我就想到，历史的确是后人总结的，那么什么是“后人”呢？后人难道要分一年期，两年期，以至十年期。而恰恰历史是在事件的那夜里，那黎明时分就开始了新的进程。倘若封杀了此段时间，那么再后来的要做何等样的努力方可续写真实，方可认识这一段空白呢？这不能不令人怀疑，怀疑政治利益集团者为了执掌一方在做一个大人哄孩子的游戏。
     有患者病入膏肓，求医。
     医生问曰：我从何处下刀呢？
     患者：我只知这里疼痛，该从何处下刀，你问我，我问谁？抑或不必刀治，以外药敷之，以内药服之？
     医生：病在你身，不在于我，我又怎知晓该从何处下手呢？这责任在你呀！
     医患双方：……
     看似各在情理的诡辩双方，又各自推委卸责。所谓“历史自有评说”一直以来扮演着公允面目，岂不知历史同在现代与未来之中，你正在做着的即为历史；未来者，即书写自我新史，亦肩负承接以往历史的天责。在近三十年的“忘记过去，放眼未来”中，中国的历史已经出现了断续空白，在求得一方宁静的同时，是否一代以至数代没有历史概念的人群正在“机械化”繁衍，一个不要历史的民族是不是正在培养皿中脉动？在谴责日本人无视历史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正在无视历史呢？何况我们不愿直面的历史竟然是自己民族部分曾经的自残杀戮史。
     在这样一个个国家里：人民经营日子，政治家经营历史，好似医生与患者，究竟是谁创造历史的问题必将陷入“医”与“患”之间不可阐释的社会怪圈。

     1942年前后，被苏联派往延安的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有一部《延安日记》，此书因言论客观，故于2004年由东方出版社内部出版供学者研史所用。我抄录其中1942年6月15日的一天日记在下——

    尤任对延安一些党的会议的开法做了这样的总结：
    党的会议是根据上面的指示定下来的，不允许“无计划的”主动召开会议。小组长作必不可少的开场白，说明会议议程的主旨，也就是预先为发言的内容和性质定调子。
    党的纪律建立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极其残酷的方式之上。每次会上，小组长指出谁该受到批判，以及他为什么要受批判。通常。一次会议有一个***员受到“严厉批评”。人人都批评他。大家不得不这样做。
    被批评者只有“承认错误”这一个权利。但如果不认错，认为自己没错，或者“坦白”得不够（据小组长或任何一个党员看来），那么就再批判他。
    会议多，发言长，调子高，内容雷同。这是一种真正的心理战。
    一些小错误，甚至连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往往也成为“严厉批评”的内容。
    我亲眼看到一个小伙子，因为同一个女孩子谈了话而受到严厉的批评，虽然谁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一般他们都没法不准我们参加党小组会。
    还有一次，无耻地谩骂一个女孩子，因为她竟敢在闲暇时穿过去留下来的一件家常衣服。发言者大声斥责她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并不惜用上一些下流的形容词。
    但人们的看法是，这不过是一种心理战而已。 心灵深处，人总归还是人。他们跳将起来，说一通，于是就尽了义务。然后，一个个像石头人似的坐着，或者公然用打瞌睡来消磨时光。[《延安日记》（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东方2004年4月版/28页]

     日记里尤任关于开会定调子，肆意对人的权利践踏，以及权利者定调子、定性质，定命运的事情，于20余年后还在中国延续。巴金在《随想录》合订本之《探索集》部分有过对王西彦文革初期命运幻变的一段记述，同样抄录部分在下——

    ……正如西彦（即王西彦）所说，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刚在机场送走了亚非拉各国作家，“就被当作专政对象，关进了‘牛棚’。”他却是第一个给关进上海作家协会的‘牛棚’的，用当时的习惯用语，就是头一批给“抛出来的”。他自己常说，他在家里一觉醒来，听见广播中有本人的名字，才知道在前一天的大会上上海市点了他的名，头衔是“反党、反革命分子”。他就这样一下子变成了“牛”。这个“牛”字是从当时（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吧）《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来的。“牛鬼蛇神”译成外文就用“妖怪”（Monster）这个字眼。我被称作“妖怪”，起初我也想不通，甚至痛苦，我明明是人，又从未搞过“反党”、“反革命”的活动。但是看到“兴无灭资”的大字报，人家说我是“精神贵族”，是“反动权威”；人们批判我“要求创作自由”人们主张：“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就逐渐认罪服罪了。[《随想录》合订本之《探索集》——写真话/240页]

     传统何以传统着，人民何以无视？就连巴金也一时认了姚文元的“革命的大棒”是“金色的大棒子。”而为其歌颂（见《随想录》）。一个民族的历史若五十年流水，表面上平静得出奇，以至令人疑惑，这不能不让人深省。
     一个为不“愤青”，不要感觉，不有悲喜而鼓噪的舆论口舌在凤凰卫视——假如真是凤凰所说内容一律不在凤凰，而在个人的话——那么凤凰卫视的一些个个人多的是不主张任何激烈情绪。并且用激烈的言辞攻击网络言论的激烈，并且称其为“文革用语”，“动辄似要打倒什么人的意思。”这个话题请大家密切注意，已经像是一只被阉了的种羊一样了，你还要叫它不做夕日欲望的可怜怀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