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则流传在前苏联的政治笑话——
     其一：地狱有个规矩，谁在人间害了人，被害人的血将淹此人。一次上帝去地狱视察，发现血只浸到贝利亚的腿。上帝就很奇怪，问到：“你杀了这么多人，怎么血只及腿呢？”贝利亚答道：“因为我站在伟大领袖斯大林的肩上！”
     其二：一个莫斯科市民的鹦鹉丢了。这是只会骂人的鹦鹉，要是落到克格勃的手里可糟了。这人便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声明：“本人遗失鹦鹉一只，另外，本人不同意它的政治观点。”
     看起来前后两则笑话都是表现社会民主开明与否的主题，虽都使用了一定的寓意修辞手法，但区别的是前者更为直接比喻，后者则于暗中寄寓讽喻之意，若不稍事思索，或者对苏联时政不有理解就难有会意。
     这其实就是当代俄裔思想家伊赛亚·柏林关于存在“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不同的经典论断。概言之，言论的自由存在着两种实际表现形态，即“说不”和“不说”的选择。就中国来看，“不说”大概最是普遍。
     苏联的社会政治与中国1949年后的一段历史几乎是殊途同归，这也和曾经存在的国际共产运动大家庭所属其他成员国一样，专制独裁导致的言论阙如使得这些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积极自由的言论被剥夺，而人民共同表现的就只是消极自由的“不说”为是。但不说不证明不想说，而是不敢说而已。社会主义的苏联的疯人院就是“说不”的积极自由愿望者的曾经归途。而疯人院这样的发明几乎成为各个社会主义家庭成员国们效仿的榜样。流传于苏联和各个社会主义家庭成员国的政治笑话又是这种“不说”的消极自由思想者们的特有产物。
     1989年年底，北京大学校园里一夜间张贴出无数张“寻狗启事”。若在今天，一个爱狗的主儿为了找寻丢失的爱也不算希奇。而那年，这个城市里几乎没有人养狗。若要养狗，则定当是恶少……

   《寻狗启事》——紧急寻找一狗。狗名：齐奥塞斯库；产地：罗马尼亚……据考证该狗正在中国隐藏……

     齐奥塞斯库，何许人士，要被人称做为“狗”？他是总统，是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是当年与中国亲蜜无间的友人。是革命同志加兄弟的……这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的“永远利益”。齐奥塞斯库还是暴君，是个人崇拜的产物。在揭竿而起的觉醒的罗马尼亚人民举起复仇的猎枪时，他失踪了。中国人民，曾经与罗马尼亚人民同志加兄弟的人民也同样站在了罗马尼亚人民一边。正是这张闻名全国的“寻狗启事”极其智慧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不说”消极自由思想。它成为中国式的政治笑话。
     “不说”是言论遭到控制时的特有国家现象。
     “不说”在中国还有独特表现，比如指桑骂槐，比如含沙射影，这又表现出另类的反抗特点。
     不过值得警惕的是现如今在中国对“说不”的积极自由却出现了危险的攻击，如“愤青”之说就是典型，现在甚至还有了将愤青归结于文革遗风的观点，表现出当代人群中存在的极其懦弱情况，是政治软骨病的典型。由于对一代人的历史教育的人为屏蔽，使得一代本已缺欠社会责任感的年轻者迷惘于政治的风云莫测，又由于这样的迷惘导致沉溺于个人王国而丧失匹夫之责的的道义意识。从这个角度讲，似乎又适合于卢梭所说：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点主要是“人的自由主动者的资格”（《论人类不平等起源和基础》电子书下载）。恰相反：智者不言，言者不智倒成为中国人现今的言行规范，处世良知。
     “说不”与“不说”，“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共存表现了社会民主的水平，反之，危险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