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前，导演黄蜀芹在为电视剧《围城》做片头的时候，很是自然地单切出一组世界各国出版的《围城》版本镜头[见下截图]。最近翻出《围城》光碟重看，忽然对这一组镜头有了感想。查了资料，那些年全球各国家和地区先后出版《围城》图书的情况如下：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于1947年5月出版了《围城》初版
     美国印地安娜大学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了英译本
     前苏联莫斯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5月出版了俄译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10月出版了本书的新版
     法国克里斯蒂安·布热瓦出版社与1987年出版了《围城》法译本
     日本岩波书店于1988年2、3月间先后出版了《围城》日译本上、下册，书名被改题为《结婚狂诗曲》
     德国法兰克福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了该书德译本
     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于1989年9月出版台湾版《围城》
     西班牙巴塞罗那的阿纳格拉玛出版有限公司于1992年出版了西班牙文译本
     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于19 年 月出版了台湾英文本
     韩国实录出版社于1994年5月出版了朝鲜文版上、下册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版的《围城》于1996年出版
     现在在中国，若是听谁说起“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对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这段话时，大概不会有人不知道那是出自《围城》里的人物道白。以至一些并不读书者也多少会把这段话吟咏着去为他人开导点什么……但是，不一定有许多的人读过《围城》，而恰恰记得电视剧《围城》里的演员陈道明、吕丽萍、李媛媛和英达名字的人大抵要比认识原著的作者钱钟书先生的人更多得多。
     难怪，钱钟书曾对一位英国人说过“假如你吃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这看似一句小小不然调侃，您却不能不认为那才是钱老对待自己长达四十余年几乎是被雪藏的历史的一种真实反讽？
     现在我们从大学的中文阅读里可以天马行空、旁征博引地瀛谈一番关于《围城》的大论，您却从文革前的新中国文学史中找不出相关《围城》的巴掌大城池。《围城》的著作者钱钟书先生也确在人生的辉煌老成时段里再也没有做出他只在35岁上就书就的《围城》那样的大书。
     耐人寻味！
     当八十年代初期，我一次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苏联人掀起了读《围城》之热，继而不久又听闻欧美国家也开始关注《围城》，再后来又听说国外文学界开始有人力荐钱先生及他的书，接着就听说了许多的各国语种版本的出现……
     《围城》是何物？在那时的中国却无人知晓！
     人民文学出版社终于于1980年10月在国内出版了《围城》。先是在文学及敏感学界有了读《围》之热，以至于在那时候特有的持不同政见者中均引发了激烈。一时间，正有正说，反有反论，钱钟书先生及他的《围城》迅速成为了社会热点。
     钱钟书先生是写小说的高级材料，这从他的除《围城》外不多的数篇短篇小说及散文里足见，他却是在新中国后“退隐”去做了对中国古籍里的经史子集的考释工作。人各有志，钱先生的“改行”定有其原由，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是还有一大批天才卓越的文学家们却都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放弃了文学，改作了考古，改做了史学，以至改做了完全不一样的其它……文学是为了什么？这个严峻的话题以至使巴金也陷落迷惑，而巴金的迷惑直到晚年，直到在亲身经历了残酷的人治国是之后才翻然醒觉。如果说当年鲁迅是从医学的角度醒悟治人体不若治人脑筋，那么巴老，以至钱先生又如何不是再次遭遇了这个几乎与鲁迅同样的问题的困惑？只是巴老在文学的继续实践中错去迷途，而钱老则是趁早做了另就。
     这样的事情是直到邓小平在1979年全国文化艺术界代表大会上讲到“文艺不应该从属于政治。作家有独立思考的权利。”这话以后，才算是中央的高层有人站出来说了句文艺的真谛。而文革前的17年光阴，文革中的10年光阴，其间无数的，原本可以伟大的作家却都在为所谓“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做着精神的消耗。巴老是这样过去着，钱老则没有。尽管到今天，现实里的谬误依然不能得到纠正。
     黄蜀芹在电视剧《围城》片头的镜头单切，也许在他仅只是简单的电影技巧而已。但在我看，那则不亚于是控诉，它是历史，它又是现实，它是在向国人背部猛击的一掌：为什么我们无视我们身边的伟大？为什么我们就只看得上国外的镀金归来？当然，《围城》的墙外开花墙内红，是真金的伟大不被我们所发现，我们则不一定是因了对伟大的理解，而是外国人在说“他很伟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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