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过中学同学聚会、大学同学聚会、部队战友聚会、工厂工友聚会，抑或有老旧同事的聚会，却少有听说小学同学聚会的事情发生。这大概是因为小学者，年岁太小，懵懂当初，人事不谙，谈何聚会的必要？
     我所在小学，七岁入门，十二岁离校，六年岁月里同吃同住，男女无隔，同学间正培育了深情厚意。因此有必要聚会一次。2003年，这个目的实现了，一起聚会了百十来号人在西安的某家宾馆。人则来自天南海北。从12岁离校分手，到这次聚欢，中间竟然相隔38年之久。三十八年，整整历经了10年文革，又25年“改革开放”，耗尽春华，相见时竟然多的已是花发鬓角，脸颊亦添增多许皱褶。
     那次分手，相互的告别语也煞是新鲜——走好，保重，还剩给我们的时间不会很多，因此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那以后不几天，我又去首都机场接已入德籍的一位同学。同是以往同学，得益却绝然不同：我们刚刚50，在国外才刚刚开始人生！他如是说……
     两厢作比，凭地就如天地之别，生死便做了两样认知！五十岁为点，一个说“还剩50年。”一个则说“50年刚刚开始。”
     面对半杯清水，悲观者曰“还剩半杯。”乐观者曰“还有半杯。”如此不同心境，之后去走人生，岂能走得一样？
     古人有个故事：和坟地居邻者天天见得是坟茔，听得是哭泣。有人问其：心情难道能好？答曰：天天见得是坟茔，听得是哭泣。性情又如何不好？
     心境决定对事物的观点，也并非完全主观，也不定是完全的性情中之人。人人有异。
     西人善于拿未来的钱做今天的事，东方人则只用现钱，有多花多，有少少花，绝不造次，视造次如糟践人生。因此，前者西人在有限的人生阶段里将快乐平均分摊在一年年里渡过；后者国人则终生为金钱劳顿，说好是居安思危，说坏了是做了一辈子的“财奴”，快乐不在。前者根本了是乐观使然，后者则无疑是对人生的不自信，不安全感，是真正地悲观人世。
     我这人算做是乐观之辈了吧。
     17岁那年我去大巴山里修铁路。炸山、掏洞、伐木、拉纤，做了无数辛苦。又是与军队为伍，日常文化亦甚枯燥。床头人人数本毛主席的“红宝书”，读到翻烂。闲时蹲路边卖呆，看无尽的大山，望无头的汉水东去，视线里了无女人的影子，更不见年轻人谁说这样十分可乐。
     我从城里托人买回一台上海“飞乐牌”半导体唱机。那是松木的盒子，塑料的摇臂，附一只二寸半小喇叭，使六节大号电池。同机也稍来数张唱片：京剧《红灯记》唱段、电影《青松岭》配音、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全剧音乐。是那种用红色透明塑料压制的片子，有碗口大小。
     我是不曾大方的，自己花了钱的，当自己享受。我就每日黄昏去营地屋后山上，躺在竹林落叶上孤自欣赏……我因此在那沉闷岁月里背过了最爱的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全剧音乐，以至可以吟唱全剧旋律。千万次地唱，毕竟那音乐有腻味的时候。后来我就欲将唱机出售转让，凡看过货品的战友都说看不出前途，一是唱片跟不上，二是那些片子也被我听得过多。几近损亡。我说我只以10元转让，便宜的很，可以回城后继续使用。依然没有人要它。
     日子照旧着。我后来就把那直流唱机电源反接，试图听倒转的唱片音乐。唱片开始倒转，唱头却不倒走，我又倒装唱臂，却又发现唱片音轨只从外圈转向内圈，好象拧瓶盖，反着拧，即便你是拧断大腿，也不拧上。我后来拆下电机，用唱片的塑料片子剪出窝轮状叶片，做成电扇，使那机芯子里的半导体扩大器部分制作一只晶体管的半导体收音机（虽然在山里无法收听）。最后实在想不出什么妖蛾子时，我就把那半导体唱机的盒子改做了加锁的珠宝盒子。虽每月津贴不过六元，却从那盒子的开合间体会着金融事业的内涵……
     三年后，我离开大山，回到城市。不再去想那“飞乐牌”半导体唱机。但凡遇事磨难，想起那唱机为我带给的种种乐趣，我就也想过：若是不乐观了，人生哪有那些精神？我的那些苦难兄弟们，岂不虚渡了那无数个劳顿之后的岁月！
     现在我唱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全剧音乐，依然熟练；后来我做收音机安装爱好，水平做到过“北京海棠牌”四管再生式线路；做到过七只三极管的“上海牌P3机盒”……找乐子，我渡过了那个枯燥世界时我的年轻时光。
     我深感自我反省的重要。反省自己是否神经不再敏感，反省自己遇事不再好奇，反省自己见了年轻人的活力就以为是太过幼稚，反省我自遭遇新鲜却以为危险临头……我就觉得人生的后边还有许多秘境可寻，因为还有许多的事情我尚不知。
     这些话是叨唠给年老的人听的，亦是叨唠给年轻人听的。倘若老年人看到了那杯中水“还有半杯”，那么你就延年益寿；倘若年轻人看到了那杯中水“还剩半杯”，那么你该去检测是否人尚未老，身心则已先衰。
     看出去几丈之外的，是为乐观者准备的早餐；看只看脚下三寸的，是为悲观者打发的夜宴。
     乐观人生就只在掌股之间，以上是为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