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入2007年的门槛不几天，国际国内就发生了数件重要事件：萨达姆被执行绞刑、尼日利亚中国工人被绑架、中国歼10战机揭开神秘面纱……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中国政界高层的人事更替事件，虽是悄悄着，最初也只是在相关部门的英文网站上出现，而该部门的中文网至今尚无更新，但是消息已经不胫而走，且引起一定反响。这就是两年前曾因松花江重大污染事件引咎辞职的前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的悄然复出。
     说起解振华的复出，不免让人想起这样一些记录——
     2003-2004年：原湖南省嘉禾县县委书记周余武因滥用行政权力非法拆迁而引咎辞职
     2003年：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及及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均为副部级）因SARS事件期间瞒报疫情遭到世卫组织批评，最终引咎辞职
     2003年12月23日：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马富才因重庆开县重大井喷事故引咎辞职
     2004年：原浙江省海宁市市长、市委副书记张仁贵因2004年海宁“2715”特大火灾案而引咎辞职
     2004年2月15日：吉林市市长刚占标因吉林中百商厦火灾责任引咎辞职
     2004年：原安徽省阜阳市副市长周毅生因阜阳劣质奶粉毒害婴儿事件引咎辞职
     2004年：原北京密云县县长张文因迎春灯会上发生踩踏事故导致37人死亡而引咎辞职
     2005年11月：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松花江重大污染事件中工作不利引咎辞职
     上溯最早的高层干部辞职事件要属原林业部部长杨中因在1979年大兴安岭着火期间，托病在家，却坚持接见外宾一事。假如说杨中那个年代尚无“官员问责制”，杨的辞职属于被迫免职。那么自2005年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时起，“官员问责”制则似乎着实地做出了些范例。这正如2005年的3月5日，***在向全国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
     但是再让我们看一组下面的记录，你大概会对上述所发生的事情会有个新的认知。
     张文康：被免职后于同年10月又复出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任，并当选为全国政协科文体委员会副主任；
     孟学农：被免职后同年下半年又低调复出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马富才：被免职后又复出任国家能源办公室副主任；
     解振华：为最新复出高层干部，现已公开身份为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并享有他原本的正部级待遇；
     刚占标：被免职后又复出任吉林省重点项目建设办公室负责人。
     其实最早免职而又复出的先例还在原林业部部长杨中，仅仅半年后就复出而任劳动部部长，平走而无升无降，只是换了个地方而已。
     根据2002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第三章第十三条仅对引咎辞职人员规定有不许在原管辖所属范围内从事或参与经济等活动“党政领导干部辞去公职后三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者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却没有对引咎辞职人员的去向做严格规定，仅有在第六章相关事宜中的第二十九条里有如下规定，即“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以及自愿辞去领导职务的干部，根据辞职原因、个人条件、工作需要等情况予以适当安排。”
     如此一个巨大的疏漏——不得不令这样解读，因为这是语文科学，说一不二——即对引咎辞职者的未来留下一个极大的回旋余地。也因此才令网端近日议论的焦点多集中在了引咎辞职的背后是否“人治”当道的问题。
     诚然，引咎辞职官员的再上岗亦属公民自由，但若“迫不及待”了，若“伤痛未平”了就有换地升迁的事情发生，那则不能不让人思想那背后的官场人治。
     曾被民众寄予厚望的“问责制度”一度被视为政治改革的亮点，但回看这些年一个个被问责的官员却又不断东山再起，就真的令人困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