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有叫甘薯，也有叫番薯的，在有些地方又被叫做山芋、地瓜、红苕。在我的老家陕西更有简称做“苕”（sháo）的，就一个字。不敢小看此一字之称，说不准就是中国最古的“薯”称呼！也有称呼作“白薯”的，北京就是一地，与通常所说“红薯”截然对抗而“白”，一红一白，红口白牙，唇齿相讥，真乃不可思议。
     本文暂作红薯行文。红薯传入中国是在16世纪末叶，明代的《闽书》、《农政全书》里都有记载。就我所见红薯品种有分数种，直观了看，白皮金黄瓤儿的，口感稀软，到口即化的是一种，比如北京、河南一带所产；西安出城东去六十里有叫油坊街的地方盛产栗子面儿似的红薯（当地叫红苕）紫红皮儿，金白瓤子，用手掰，仿佛利核桃肉，烤制者，到口若山栗，低糖，吃油坊街红苕只玩到舌下的干面滋味，远比甜味来得受活。前者尝其甜属化学效应，后者尝其干面则属物理效应。只可惜后者仅方圆五里河滩沙地有产，离了油坊街，味儿就不是个味儿了。
     同样，红薯与许多食品一样该属“女性食品”，当然不是说男性不喜。只是爱吃零食的女性更显得情有独钟罢了。
     红薯通常做烤制食之。早先，烤红薯不登大雅。因了家中无条件，就由街边游走小贩去做。成为垄断行业。最近在京城有了“来自台湾”的“地瓜坊”，专事坐店烤制红薯，而且成连锁规模。未考据前不能确定是否自台湾，倒是叫了地瓜，好象是台湾的习惯。不论怎么说，这个用湖南紫沙缸包裹了金属烤具的地瓜烤法倒的确让烤红薯的新吃法在京城热劲不减。
     不过还是要怀恋一下那些满街游走的烤红薯小贩的。在此前不也只有这些为了人民馋嘴而风里来雨里去，沿街叫卖的小贩子吗？并且今后一个阶段里，他们也大概不会有被淘汰的危险。毕竟地瓜坊的价格高了他们几倍，且不能做到小贩子一样百万雄师的规模啊。
     烤红薯的游商却被牵扯进了“政治”斗争的范畴。由于烤红薯的属性，就注定他们该游走街巷，这成了热衷城市浮华的管理者心病。相信久居京城的人大多见过代表政府的城管队员当街没收烤红薯炉子的情形。先是一脚，后是一倒，叫碳火泼洒一地，再后来把炉子挂到城管车辆后屁股挂勾上，喷着一遛儿的烟圈儿屁，扬长而去，后来就只剩那坐在马路牙子上卖呆的烤薯人了……
     老百姓多为烤薯者鸣不平，不平又做何？
     我偶而路过一家废品站，见被城管没收的烤红薯炉子堆起不少。收废品的则不屑，曰：光是掏里面的过火泥巴就下大发了力气，最后只落得个铁皮汽油桶罢，不合算！
     看的街上那斗争多了，人们不免同情烤红薯者。那一般是外乡人，做了这般营生的又大抵是吃得了苦，受得了罪的贫下人等。
     我与朋友偶有当街买烤红薯的经验，兴许是那美味儿的感染，也兴许是心底还有那么一点怜弱之心，往往与卖薯者不作计较，多一分少一分也不搞价，遇了慢等，亦不厌烦，看那烤薯者多是脏手黑脸，奇怪也从不嫌弃，一切顺其自然。我注意到大家均是如此，显示了少见的尊敬……我问过朋友为什么，朋友说：那能为什么，不这样黑着烤（指煤炭），又怎样？大概这样的食品就是这样的吃了。
     我却时常产生怪想，记起早年一场电影《七品芝麻官》[这里有视频]里面有几句著名戏词如是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官要为民做主，就在京城卖红薯。”“也得赚俩钱儿好回去呀。”“快来看呀，当官的卖红薯啦！”……后来我见那当街卖烤红薯的就一律叫“县长”，朋友听了蹊跷问为甚，我总说“不知道”，其实心底下就总有那么一股子酸辣苦滋味涌动。我甚至直呼过卖红薯的“县长呀，我买一只。”弄到烤薯者莫名其妙。我则想：该叫城管来卖薯，若问为甚？正如那戏词儿，道是——“当官要为民做主，就在京城卖红薯”呀！
     朋友听了说我乱弹。

【延伸阅读】
  □ 卖红薯的老头，城管，你怎忍心如此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