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行西安，一件大事是与当年三线学兵战友聚会。为此，我借与同是外乡定居的大姐聚会之机，了我多年不能之心愿——我知道大姐收藏有先父在世时给她的去信，其中多处提到我。

    世和在九月八号和十一号前后来了两封信，据信，他是八月卅一号安全的到达了目的地陕西紫阳县芭蕉口5807部队四中队学生连，这是他们的番号，你写（信）时就可以收到。总之，他到时还可以，就是苦一点。比我参加革命时的苦还要好的多。我现在还是写不成，现把他的第一二封信随信给你寄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那时我去陕西南部大巴山深处修路，时年17。在当时的川陕鄂三省，大面积的组织学生去往三线劳动，成为至今中国最大规模的辍学行动。其根源自中央最高决策层，是谁？都知道。滑稽的是，从下面信中可以看到“另外省上说他们是属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一类的等”的词句。

    ……世和昨天也来了一信，说他很好，吃喝在解放军领导下大大改善了。工资每月28元，其中扣伙食费15元。还拟发雨衣、工作服、棉衣等。另外省上说他们是属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一类的等。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中国腹地，就有了这样一支不被后人所传，亦无史料记载的神秘童工队伍加入了国防工程建设，并且因此突破多项铁道兵也未能建树的人间伟业……
      关于那一支活跃在巴山深处，吃不饱穿不暖，却有着即可当作吃又可当作穿的精神食粮和衣装的孩子们的事情，只在川陕鄂三省民间不胫而走。不被国家再提，不被历史传扬。可以理解的是就那样一场反年龄反人性的决策是现在任何人也无法解释，亦不敢承担的。即使是对上山下乡事件都做了官方否定的情况下，也闭而不谈那数万名童工在神秘的深山里熬过的日日月月。
      上世纪末，曾有部分参与三线学生向有关方面提出国家赔偿，事情没有下文，此间情况本人尚不详。而现在给我所留印象仅只剩一场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下乡运动，却下放的是无知识青年，而结果是又制造出了更大规模的无知识青年。关于这一代人对中国社会的后续影响情况，您只看现在存在的国家问题，如子女教育问题，如社会公德沦丧，都多少源自那场畸形社会发展所形成之积重难反。
      一个可笑的认识认为，尽管三线童工问题是个问题，但他带给所参与人员的人生精神财富是不可多得。但我们却只追究的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不能因为父母的道德伦理发生滞障，就归罪于后辈儿小（也归罪不到）；尤其是不能打人一棒子还要叫人喜形于色。更何况这不是什么个人的小小情绪，而是“国家问题”。相信迟早会有一部这样的电影，名称大概就《国家问题》，电影里将全面阐释那段曾经发生过而不被记载的历史。后人的研究在于反思，不在是追赔；在于警示，不在于宣泄。
      1970年前后，大批的未成年中学生悄悄隐没于中国腹地的大巴山中……三年后，他们留下牺牲在山中的同班同学，带着身体的创伤以至后遗症走出大山。而他们的精神创伤以及由此影响了的人生道路颇多坎坷。而其间一个最大的共性又是什么呢——它叫做“文盲”。
      “三线精神永放光芒！”是已经喊出已久的口号。2006年春节，我在北京与郭达谈起此事，说到为三线学兵网站提词一事，郭达斟酌良久，看似难以下笔，最终落下了这样一句再平淡不过的语句。因为郭达也是三线学生。相信他作为公众人物在那一时刻，着实难以表述其隐藏于背面的复杂心思……
      后天是初六，是西安的三线学生聚会的日子。我翻开箱底，叫大姐就为我找出了如上信件，在字里行间我的阅读就有了如上感悟。算是与大家叙旧一番吧。最后把父亲于38年前所写那信中一段影印在下，也许会勾起你的一段往昔记忆。而信中所提的背景是“只有红五类可以去三线建设；而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子女是不允许去三线的。”之后的结果是留城的全都进了国家国防工厂。这似乎有些想一出是一出的可疑，可见当时政府非常尴尬，管理亦乱七八糟……

    关于六九级的学生，除上铁路上外，其他都分配很好，如十二中的大多数都分配到了西安的各个厂中去了。如康健，分到西安西关红庆工厂（保密厂子）工作。还有世和的同学分到石油仪器厂，一些人已经领到了每月十八元工资，领到了工作证上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