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家叫做“宋韵网”的论坛里看到一篇文章《说真话的开封人》，其中一段行文极其奇特，摘录在下——

     ……其实大凡明智的*领*导者都是愿意听真话的，因为听到真话，才能了解实情，才能为制定科学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所以今年春节（本博按：指2006年）长假后的第一个星期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分紧张繁忙的日程中专门安排了四次座谈会，邀请社会各界代表到中*南*海座谈，征求对《zheng**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和“十yi五”规划*纲*要草*案的意见。这也是温*zong理为各ji领dao机guan树立了样板。

     显然这里出现的一系列诸如“*”和看似不会汉字的“拼音代字”最显突出。为什么会如此，当然不用解释，凡中国人是人就懂。并且这样的现象在中国的网端俯拾即是，遍地开花。耐人寻味的是，这篇文字原本是论述要说真话的道理的。比如其中提到一句“我们*党*历来提倡说真话，反对说假话。可说真话却历来不是一件容易事情。”（注意其中又出现两个“*”符号代字）问题提得很好，却就在提问者提问之时又已经在犯禁忌了，可见说真话在我们这里确属不易！

     众所周知，近来网端正在集中清查黄色有害信息，可谓力度够大。之所以黄色信息需要如此查处——且不论查处是否有方——大抵是因为其对青少年的危害，对社会的危害。可是但凡坏的品德含盖并非只此，诸如黄、赌、毒、嫖、偷、抢、淫等，尤其是说大话、说假话均为要害。那么什么时候开始一场剿杀说假话的“专项严打”呢？但若有清查的那一天，是不是又该查源头，找祸首，也就是找那叫人不得不说假话的发源之地之人呢？
      当然！
      中国人民实在是憋得发慌，不知道一辈子这样说假话说下去到死还是一个人不是？

      再引一段鲁迅的文字《立论》全文不长，全录在下——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 ——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说谎，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那么……。阿唷！哈哈！Heh e！ he，he he he he！’” 
    一九二五年七月八日。   [自鲁迅《野草》中《立论》一篇/为该集中第17篇]

     不是中国的人民不善于讲真话，或者说不想说真话，实在是不敢啊。正像《立论》里那句“我愿意既不说谎，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所以最好的解释就是不解释，就好象那位老师的词不达意“阿唷！哈哈！Heh e！ he，he he he he！”。我们的宪法固然有诸如“言论、结社、出版、游行”等等自由之说，这也是中国现代史中长达半世纪中几番修宪也始终未变的条款。但是修归修，却不在于修否。但凡为“言论的自由”设置前提如“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前提下的“言论自由”，那么留下的只是给执行宪法者的任意解释空间，那么又什么时候可以界定“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是什么呢？这个概念岂不模糊，岂不又出现了失控？没有人民意志监督下的制定又谈何民主呢？再说“结社”，谁敢？在中国，众所周知的是，但凡多人聚集达数十人者，是要去有关机构登记的，人数越多，登记处级别越高。本人1992年组织过一次安塞腰鼓队的街头演出（为企业营销策划行为），却层层审批，最终到达省级政法委机构。这也是中国人不敢真正实施“游行自由”权利的真正原因所在。据我所知就曾有企业试图以游行的形式做营销，但是早早就被公安警告“做什么不行，找麻烦不是？”，再说“出版自由”一说，更是天方夜谭。最近我拜访胡绩伟时对此深有感触（见昨天文字）。我曾有所疑问：在中国的现实里，人民面对民主愿望又处于何种心态？狄沙阿姨讲述过一次因为印厂老板担忧印刷胡绩伟的书触犯敏感话题，被迫停机并销毁图书时说“我十分理解厂家的处境。胡绩伟是红军时代的老革命，是年近九旬的老人，当权者不敢轻易地碰他，但是对一个小小的民营企业来说，就大不相同了！”
     去胡绩伟寓所，最大收获是拍摄到胡老于2005年10月29日题字“还历史的真面目”[见图]回想现在谈文革，总有最泛滥的说法是“历史是要后人评价的”。那么后人又是谁呢？难道我们不是吗，难道我们只是“今人”？别忘了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五十年！这不是历史吗？我们正是后人，我们不评谁评？难道要等着搞《断年史》吗？“历史是后人评说的。”已经成为貌似深沉的经典格言，中国人把自己的历史有多少年都忘了，还指望哪个后人来评呢？这些无疑是不想说，或者怕说真话的人的托词罢了。
     今逢“五一”前夕，我不禁想起“一切权利归农会”这句极具民主意识的毛语录。相似的言论几乎一直是我们正面的主张，而中国所需要的是不是需要些真实的实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