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先阅读昨日上篇/点此]

说了就干，雷厉风行

　　耀邦常说：“干部就要干，战士就要战。”他自己正是一个有创见、有战略眼光的实干家和实战家。他的工作很勤奋，很艰苦，无论在家还是下乡，每天早晨六时起床，晚上零点就寝，中午没有午睡，只吃六两粮食，节假日也不休息。跟着他下乡，令人疲于奔命，每到一个站，不是先休息，先吃饭，而是先谈工作。他还有一种抓住真理所向披靡，不达目的决不休止的英雄气概。只要他认定是正确的，当机立断，说了就干；要干就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注意速度，讲求实效。下面追记一些耀邦在提出新的观点、政策以后亲自落实的情况。
　　2月14日，耀邦从安康发出《电话通讯》，2月15日就到了石泉县。在石泉县委，座谈了生产、生活以后就研究案子。对一般案子，上下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立即加以纠正。谈到一件杀人未遂案，主管部门起先不大通。原来，石泉县有一个青年干部被他的未婚妻蹬了。这个青年很痴情，买了一瓶农药，把不再爱他的未婚妻找来，要求两人一起服毒自尽，并没有动手，未婚妻就把她告了，法院要按谋杀未遂判刑。耀邦说：这个青年的做法当然很错误，不过，他只是吓唬吓唬原来的未婚妻，希望重归于好，并没有动手强迫女方服毒，女方没有受到伤害。这个小伙子被女方遗弃了，已经很痛心，再给他判刑，他会更加觉得这个社会没有温情，更加活不下去，社会的同情也会在他这一面。能不能说服那位女青年，给男方以行政处分，让他向女方赔礼道歉，看女方愿不愿意撤诉？后来，这个案子就这样较为圆满地处理了。
　　2月15日晚，耀邦从石泉到了西乡县。西乡，当时是陕西省的三个社教试点县之一，由汉中地委书记张军任工作团长，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各派一位书记蹲点坐镇。陕西省委在西乡蹲点的书记F，是比耀邦资格老的老战友。老朋友见面分外亲切。耀邦问F是否看到他的《电话通讯》，F说：他已看到并给省委发回电报表示同意。F又说：省委通知：2月16日西北局第一书记L君要作关于社教运动的报告，他在第二天早晨就要回西安去了。
　　谈完工作以后，我准备睡了。汉中地委书记张军推门进来，对我说：“伙计，工作不好搞哇！”我问：“出了啥子事？”他说：“意见不一致嘛！”接着他说：“省委F书记刚下来就同汉中地委发生争论。F认为：汉中同关中一样，土改、镇反很不彻底，需要补课。汉中地委认为：汉中十二个县所订的地主、富农已经占到农村总户数的6％以上，符合***主席规定的六、七、八的指标，镇反杀人数字占总人口的比例也高于关中，不存在不彻底的问题。加之，汉中地区的土改是由鄂豫陕边区党委领导的，不应受到彭德怀、习仲勋的牵连。张军讲的第二条原因，现在的中青年听了可能莫名其妙。可是在60年代以至70年代前期，就是有那么一种荒谬的逻辑：凡是在彭德怀、习仲勋领导下所做的工作，所搞的政治运动，都是右倾的、错误的。张军还谈到：对西乡社教也有争论。F认为，西乡县的领导班子烂了，要开展夺权斗争。汉中地委认为，西乡县的领导干部中，只有一位副县长有男女关系问题。一把手张正范本人没有问题，只是因为他的妻子在西乡解放前以中学生的身份逃过解放，家庭又是地主成份，F书记就认为张正范同“有敌对思想”的地主女儿结婚，是丧失阶级立场的“四类干部”，问题属于敌我矛盾。对农村基层的看法也有分歧，F对于农民的阶级成份总是就高不就低。
　　张军讲完以后，我说：“这些问题，你明天汇报的时候都可以讲嘛。”张军说：“不敢讲呀！耀邦和F书记是老战友，我们和他却是萍水相逢啊！”我说：“耀邦是一个公而忘私、实事求是的人，很有民主作风，你敞开讲吧！”
　　第二天上午，张军向耀邦汇报了一般工作情况以后，就提出汉中地委同F书记的几点分岐。对于土改、镇反是否彻底的问题，耀邦认为汉中地委的意见是正确的（耀邦私下对我说镇反杀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对于西乡县领导班子和农村基层的问题，耀邦要求工作团逐人介绍情况，上下共同研究问题的性质。例如：对县委一把手张正范，耀邦认为：不仅他本人没有问题，他的妻子也没有问题。他说：“一个小姑娘，由于不了解党的政策，逃过解放，后来又回来了，这很正常嘛，是什么敌对思想、立场问题？他认为西乡的领导班子是比较好的，不属于夺权单位。对于基层的问题，耀邦也否定了F书记的“左”的看法，例如，F把租来的部分土地让给亲戚耕种的佃农定为“二地主”等等。
　　这次会后，耀邦接见了大部分由于错案被限制自由的县上的干部，这就表示，他们已经解放了。耀邦还向全体县级机关干部讲了话。在西乡讲话中，耀邦提出了解放思想的一条重要原则，即：“不强求统一”……

　　去年4月14日,适逢胡 耀邦逝世18年纪念日前夕,我以一篇《从小民杨伟名到高官胡 耀邦看中国改革实验的先驱》博文发表在此，以示纪念。
　　六十六年前（1898戊戌年)，一场变法，从政治——提倡官民上书言事，改定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从经济——倡办各种实业，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发展，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从文化——普遍邾立学堂，准许创立报馆、学会，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如此全面革新，为旷世未有。
　　六十六年后，现今可查的中国改革第一线曙光初现西部，也许是因了地方之穷，穷则思变。一场被林牧称之为“百日维新”的地方超前改革运动在中国的西北省份陕西发动。它的主旨其一：解放思想；其二解放人；其三放宽政策；其四搞活经济；其五把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颠倒过来。亦为共和国所未曾先例。
　　至1898年9月21日，到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胡 耀邦则自1964年12月30日到任陕西，至1965年6月20日离开陕西，先后在陕200天，其中实际工作时间正好100天，百日尔！
　　历史的巧合令人深思，林牧先生直接辅佐胡 耀邦所进行的这一场超前改革正如林先生所言，是他心目中的“又一次‘百日维新’”。在世人则看，地火之奔突。
　　6月20日，胡 耀邦被迫弃陕而去，登机时，叶剑英元帅说了一句大有深意的话：“耀邦，走吧！这个地方不好搞啊！”
　　至此，林牧先生见证了胡 耀邦在陕西超前改革的全部过程。
　　2008年4月15日，是胡 耀邦逝世19周年纪念日，在此特发布林家后人交我其父林牧先生于生前所述关于胡 耀邦在陕西力主改革之前前后后一文。下面未加删节，全文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