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喜鹊叫”会“好事到”,那个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符号在我已是麻木。我非但不能从喜鹊的到来感觉到些微打动,不能从喜鹊的雀跃里就看出哪怕点滴乐观的必要,我甚至就从喜鹊的声唤里时时地感触着一丝哀愁。我就和他人不完全一样了,这个在我,自知之明。我并不为我的这个怪异而担忧,担忧我是心理患疾,担忧我是思维反常……因为我的关于喜鹊的经历实在有些个特别之处,虽然那只是些小事儿,比如……
我在京城居所的楼下,有一小饭馆,女老板这些年看来是挣了钱,这从她把两只小煤气罐搬进后厨开始,到现在换成了大似导弹,须得汽车运送的煤气罐就看得出来。可是搁置煤气罐的小黑屋子就在我的楼下,直线距离不出三米。我去做交涉,曰:此事危险,长此以往,说不准会有个闪失,对她对我以至对于全楼都不是件好事儿……老板倒是客气,“只是您让我搬哪呀?总不至于搬到四环以外,再铺设管道通往这里。”她倒幽默。我便是坐在炸弹上过着我的不宁日月……记得最清楚的是,我时常就是坐在我的窗前,看着那炸弹运进运出,饭菜的香气从楼下蒸腾而起……
关于城市建设的话题现在成了热门。这不仅与其城市建设的规模和速度相关,更重要的是与城市规划的理念相关。这其间尤其引发人们关注的是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政府的漠然态度。
从京西老虎庙迁至奥运村一带是我今年初始安排的一项最大家政。却不曾想到的是,所迁至位置仍然是一个叫作老虎庙的地方。
先是来了一些民工,在破楼的外围立起栏杆,栏杆上挂了临时的条形塑布,民工们边干这些边调笑着,轻松着,没有繁重劳动伴随的沉闷,因为是拆,没有规矩的拘谨,所以欣然。无论那楼原本怎样,现在就只是一个拆字,打烂它,散了它,把高高的一点点降下来,让它在视线里消失,因为它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留下的破楼……它就在我的窗旁一天天缩小去,终会不见……那天睡醒,被隆隆的机器声骚扰,探头去观望,真的有巨大的机器,为了把人工无法拆毁的水泥残柱撞倒。机器声和许多的人的痛快吆喝声就更大声起来。即使不去看它,也会在耳朵里充斥着那大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