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难说不为政治服务，不为一方利益而口舌，因此难免偏颇，难说客观。故而民众需要多种报刊，多样言论以互为针对，辨识事理。一旦只有一家之言了，社会要出问题。
病人接受手术，卧于病榻，医生问病者：哪里下刀是妥？显然不合逻辑。手术之先，医师该有医师的民主评议，如问诊为初。后，或遇疑难，或作权衡，须多方会诊、反复研讨，以至专家出马会商，最终出具手术方案。倘若由病人自行规定如何下刀，大概离死不远。
五十年代的大鸣大放，似乎通此理，实则“伪鸣放”不过。鸣放的结果是——杀光医师，只剩一个病人。
新闻人依常做新闻的客观是传播之天理，却历来有被横加指责、严令管制的时弊存在，正似医师须听凭病人说三道四，遵命如何下刀一样。
2004年，《南方日报》与《光明日报》在京合办《新京报》。“合北人的磅礴大气，融南人的精耕细作，《新京报》致力于拓展都市类报纸新的发展空间……将成为中国报人的新坐标，中国报纸的新方向。”[摘自新京报网]。但出师不顺，就只报纸的起名一项也是在即将出报的最后关头才被许可，但已非原本早已定之的《京报》，叫了《新京报》。
《京报》而为《新京报》一字之加，意义却全然不同。至于该报的创始本意若何我不明了。但作为一家具有不寻常历史的《京报》老名儿，读者则是可做各种推想的……
1918年夏，原上海《申报》（非政权报纸）驻京特派记者邵飘萍辞职后在前门外三眼井创办《京报》。其发刊词中有“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如是说。邵飘萍的《京报》可认为是为民请命的典型。终遭北洋段琪瑞政府查封。邵飘萍为此付出出逃海外代价。直至段琪瑞政府倒台，邵氏所办《京报》复出新刊，并且矢志不改前时宗旨。邵飘萍的命最终还是交代给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死于北京天桥刑场，原由只因张氏父子不满于《京报》对其有讥讽言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