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那些日子里，京城某画报社驻陕记者晓辉说带我去看收藏音乐，令我狐疑！见过收藏世间百物万象，十锦物件的，也听过怪异收藏若“口述历史”之收藏，味道之收藏，却难想象音乐又作如何收藏。是收藏音乐碟片吧？是收藏音乐史籍、卷宗、乐谱，甚或野史稗记？这样要好理解许多。我一气儿列出许多疑问，但都不是……因此决定随晓辉前往一睹。
　　巧的是，这个收藏音乐的地方恰是我此行原计划要去的地方，我的城市探险目标之一：52厂遗址。
　　52厂，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灭于改革开放至如火如荼时。三千余工人后只留数百，尽数遣散于市井社会。28年前，我“申请开除”于该厂成自由身，至社会、至今……听当年工友说及旧事、旧厂、旧人，难免唏嘘，我就说迟早有一天要去看看，工友说厂区卖给了冶金建筑大学，现实里物换星移，面目皆非，不去也罢。工友又哪里知道我是要“看就看废墟”，去了就只为吊遗风，释怀想，为只为“我的小鸟青春一样不回来”的悲情……
　　后来我就认识了田丰——音乐收藏的主人，一个生就热情，酷爱音乐的男人。
　　田丰驾车远迎到52厂大门，用车拉我进入“厂区”参观，一路上所见皆是满目历史辛酸，依次看到的是我轧钢八年之所在，又远眺锻钢二年之所处，问了许多的问题，田丰一一说解，竟然真如工友所说“物换星移，面目皆非”！比如当年我轧钢八年的厂房现在竟然成了冶金建筑大学的图书馆大楼呢。
　　开始说田丰收藏音乐吧。
　　田氏收藏音乐始于三十年前。有意思的是“艺术始自游戏”一说在田丰则似乎就始自劳动和遭遇。我一直认为收藏并非艺术的外围或者说艺术的管理，其本身即是艺术的直接，却“旁支”之说被一直沿袭。想想，若不是有收藏者自我的（艺术）意识，能否完善其收藏？我怀疑！诚然，艺术的属性之一要在于创造，那么收藏何妨不在创造呢？看田丰音乐收藏其最大发现在于“不做定论”。这一点和官方收藏的贵气、霸气、因之而来的迂气截然不同。因此“我快乐，我满足，全世界喜欢音乐，爱好收藏的朋友们，我愿与你们共同分享！”成为田丰的收藏宗旨……

     北京编辑rainfall 深知我的故土情结，利用她工作之便，但凡遇有西安相关物事人等在京发生，必然通知我去参与一二。
     我认识宗鸣安亦是rainfall的引荐。闻听宗鸣安到京，欣然往rainfall处一会。
     宗鸣安，正是地道西安人也。去年就听rainfall说起有西安藏人私藏西安史志、旧照、碑书金石海量，却藏而不露，深居简出……后去网上搜索，见有宗鸣安言曰：把这些东西遗留下来，一方面是现在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研究的资料，给我一个精神上的寄托。再过几十年，也就是给西安人，给我们其他后代人，留下一点信息、资料，让他们去和古人沟通。
     据说宗鸣安有工作室，恰设于西安碑林一侧，于文物交易市场毗邻。既是交易，必有来有往，往复而成交。宗鸣安却是做了只进不出的专心，全然不受市尘蛊惑……宗鸣安在我认识里就很是神秘了。
     今晚我收到宗鸣安亲寄《西安旧事》[2002年版]一册（见图），想起距通州那夜相会不过十日，就见书传千里之外而至，就尤其感到着宗的实诚为人、为事。
     那夜，宗与我由rainfall私宅步出，行走过京杭运河堤堰去往地铁双桥站。远近的就只见星星灯火，因为是城市新区，一切尚在建设，灯光亦不完善，于是，在那暗里运河的浅水粼粼里，我就像是忽然被澄清了污浊的大脑，也就似乎有了强烈的追怀以往的情绪。听宗叙说着西安旧事，那就不只是一时一地他的感受，于三言两语间所见的是一道人生曲线，而那曲线的弦动之中，我又分明感触着我的以往。
     宗与我年龄差约十岁，不远不近，我们所处时代就有相近之处。我十多年前离西安赴京定居，大约后半生不再有挪的意思。曾有京地朋友见我说西安旧事便要缠绵悱恻，遂质问：你现在无论行为举止，亦无论言语形态，该属京人，为甚那般不好解脱？我说四十年西京，又十四年北京，你道是孰重孰轻？从中深感人之根脉的要紧。我在京城这十数年，就只以西地文人书籍、展览、影象聊以宽慰。
     这些年在北京，我看了以文学见长的《说西安》[鹤坪著]，如今又收到宗鸣安著作的，以文史考据而理性见长的《西安旧事》，遂连夜粗读……
     《西安旧事》字八万，图260帧，其中图部竟有200余帧为宗氏原版收藏。这其间有数帧叫我震撼，粗略转来在下……

     老同学从日本回来，我去看她，得赠一份小礼——便携式袖珍烟缸。那是一只合金质地的金属圆盒，粉饼般大，内外盒相套，旋转半圈即可开阖，用以收取烟灰，密封良好，可以放心带在兜内。
     在我把玩了那烟缸之后，忽然想：把烟灰用了这样专门的工具收藏在身，岂不夸张？我顿感索然无味儿。人家送礼，或是珍玩，或是希贵，总是对己的值当物件，这样似乎才显合理。老同学送我如此稀罕，稀罕之后却想到那礼似乎对朋友并无大益，而多的是为公众。为他人而为，这是我顿感索然无味儿的原因。
     为了公众本无差错，可是我想到朋友送我袖珍烟缸时，想到这礼也是对我的谴责呢。送礼往往针对了朋友的“本无”，或者是“缺欠”，那送礼就如雪中送碳，拉近了感情，巩固了友谊。有说是送你件其它，若扫帚，若抹布，尤其是若我这可随身携带的袖珍烟缸，叫你去为了公众服务吗？
     不是不可，少！罕见！因此在当今不合情理……

     这一生也有过收藏的念头。
     再早是开始收藏徽章，其间有***纪念章，数量且壮观。在一只展开来的红卫兵袖章上将纪念章一一别上，分别出铝质、铜质、塑料的不同，其它则是说不清楚什么材质，聚沙成塔，后便成稀罕。当伟人徽章的收藏成为社会行动，民间的收藏家便有众多，就在市区的中心有了交换场所。在***的神圣不容侵犯的时日里，市场上却宽容了对其类如商品一样的交换。这些年，从电视里又往往看到走私者被抓获后，镜头里时常有人民币、海洛因、手枪、炸弹同聚一起的邪恶镜头——人民币上赫赫然突显着伟人毛的头像，毛就往往与资本，与罪恶，与罪犯如影随形，这个是不是就算“黑色幽默”呢？我尚不能想得清楚……
     后来收藏石头，这并非说我有过奇石的收藏本钱。奇石的收藏可算到艺术范畴，归属高雅。我的石头却是随地拣拾，偶而遭遇。那或是一粒乌沙，因为黑得纯粹，就有动人之处；那或是一粒花斑石，因为纹路异样，就有了可把玩的价值……久而久之，收藏渐多，成为规模，偶而约朋友来看，竟有了赞叹：如此璀璨哦！朋友是说得夸张了些，我却真的那么以为。然而，就此石头的收藏也经不住日月荏苒，终归一天，它们也只得去了我的杂物箱里，成为渣滓。
     我又收藏邮票，印象深处是“开国大典”系列，后来又有了由猴票开始的生肖票的迷恋。那些年，离开国的年头不算太远，因此开国的邮票随处可寻，先是不知怎么就有了的，后来就有人把整本的邮集相互赠予，其中往往就有《开国大典》……至文革后，那些邮票忽然减少，成为珍奇。忽一日想找那票子看看，却发现那票已多年不曾谋面。仔细回想最后一次见到那票，是一好友结婚，作为礼物，我的邮票全数做了赠予，其中就有那《开国大典》……

     在学校的时候，读过几本书的同学为俺起绰号“反动文人”，据我所知那该是鲁迅对梁实秋的“称谓”，因为梁实秋说鲁迅是“拿‘卢布’的苏俄走狗”。若是如此，我该荣幸，好赖此称谓有过来由，且为思想的产物。但我这个名义所得却自于父辈抛头颅，打江山，到后来倒要血染共和国，成为共和国的渣滓、牛鬼蛇神……我们也就自然是了牛鬼蛇神的狗崽子。即如此，岂不反动？
     1983年开书店，名义为“文学青年的书屋”，且为中央各大报作为新闻发布，只因早年中国没有私人书店，因为无产阶级的舆论工具（指书店）岂能掌握在资本主义私有经济之手？但凡有了中国第一家私人书店，当然惹传媒追捧……后来就有反派人物污蔑是“文化贩子”，言外之意是“岂能算做文化人？”
     先是“反动”，后是“贩子”，如今回头看看，与书与文化拧巴着竟然过去半生！而由书读出的智慧，读出的睿敏又使人过得更那么像似“反动”，像似“贩子”，像似与氛围“拧巴”，我就深感：书者于人，实为大益！
     凡读书而成就者，胸怀波澜，心往大千，却必然虚怀若谷，所谓“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又往往只做小人，并不称大，或许也只在把酒推盏时分，做出些纵论天下的惊人，更多时却只当一介书生，甚至不过一只蠹虫。
     本篇就只说“蠹虫”，是我八年贩卖文化其间所经所历之人，一律小人……

     去一座城市，重要的事情大约脱离不了三件事情：一吃、二看、三读。
     关于吃，自不必多说，那几乎是每个人的天然，不教自会。关于看，那又多指旅游，有游则必定有看，早年则又包括了剧场，往往一个小剧场透视着这个城市的民情、民性、民德。现在我要最多说的却是“读”字。
     读，在我每到一座城市是从古旧书店开始的。
     ……到达北京最早我去的就是“中国书店”。十二年后，北京城已经在经济大潮的涌动下少了许多书市的热闹。我的读物除了从网络上寻找——那往往远多于去书店搜寻传统纸媒书籍——再就是只去中国书店的古旧部了。住东城的时候我去东单那家，入南口不远路西，现在已经拆掉，地皮被东方广场占用，书店是否搬迁，是否存在？不得而知。后住西城，见新街口丁字路口去西路南有一家，是中国书店分部所在，又往往乘车浮掠而过，难得有光顾的机会。
     今天周六，寒流刚过，天有些暖了，就想出门，想了许多才决定去哪里看看。我是专程去了新街口的中国书店的。
     书店不大，呈前后两间店堂。碑帖书画似多，再去了里间则差不多全是旧书了。最先看到的是早年版本的《红楼梦》与《全唐诗注解》，前者竖版，六册，可见收藏者为书所做封面，还在面上用墨做了图画。版权页则已荡然不存。该书标价400元整。我没有敢问《全唐诗注解》价格，一定更贵，就只顾翻看内容。
     见到一些“新古书”，这是我对那些不早却也不近，仅只是二十年左右时间的书的认识。如《高老头》、《邦斯舅舅》、《西方美术史》等域外书籍，以及《大堰河我的母亲——艾青诗选》、《三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敌后武工队》等，这些让我依稀记起1978年前后全国人民排队买书的“国家大行动”的以往印象。
     我试图找到的往往是1949年以后到1960年之间的图书，那时期的书籍……

     平生不喜刻意收藏，像那些邮品爱好，那些徽章爱好，以至对待筷子、戏单、老爷车的独特兴趣，甚至为此有了爱好者之间的交换、协会和拍卖活动，达到极至。
     我却有了些不经意间的“收藏”——假如把他们放在自己的居所里就叫做了收藏的话。但我的收藏总也有另外的意思怕是不好对外人去言说，因为说不清楚，因为说起来费劲，因为即使说清楚了，人家也不定愿意理解，我就不太去多做解释了。
     记得平凹说到自己收藏石头“……当我们住进一所房子后，这房子也会说：我们有缘收藏了这一个人啊！”我的那些个收藏里最为重要的一项也正似乎是为了这样的收藏，因为它“住进”了我的房子，我就收藏了……
     八年前，我住北京东南城，距古玩城不过一街遥远。因了古玩城，附近的街区就时常见得各路收藏爱好者的行迹。这些人往往不修边幅，三五一群聚拢了窃窃私语，甚或有独行于街边，步履匆匆的，那一切容易让我想起书中邦斯舅舅那样不与世事相争，破帽遮颜于街市走过，却闪烁了狡黠的眼光去扫视街边橱窗里的珍宝。我就想那些人是家财万贯呢。我就想我会不会也有一天有了收藏。
     应了那句话：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因为我住在古玩城近旁，就有一天它走进我的房子——三台中国最古的电视机。
     收破烂的河南人说那是五十元一台从国家机关找来的。我说反正不能当电视去看。他说总有爱好者兴许当作收藏。我说那你要等，谁会为了不能用的东西花了钱买。反正你是为了换钱，周转得快不是对你更益，现在就卖了立刻得钱……我的说服获效，我便以二十元一台……

     早年开过书店，是因为对书有了强烈的兴趣，而生活中并不能见到书。这样说起来似乎令人很难相信。那么事实呢？
     在山里一百来号人，就有一百来本《毛主席语录》，一百来本毛选四卷，一百来本……总是那些。后来连里有人丢了东西，展开全连搜捕。每人都打开自己的衣箱，站立箱旁，接受连里的侦缉队的搜查。所丢东西是否搜到，那是一回事，倒要关注的是忽然就在一人箱底搜出了《唐宋传奇选》，还是残本。却就此引发了一场全连范围的“路线斗争再教育”……后来就更是没有了书。整整三年，年龄尚十七左右，却实在地没有读过一本书呢！
     后来回城以后，我便发狂地寻找可读的东西，就此学会了偷书。因为没有书店里可卖的书籍，因为好的书却要凭13级高干证明才可以去内部书店买到。《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戴高乐传》这些书籍就是我冒父亲之名而去骗取。
     还是没有书可看，年龄已到22岁上。后来就去买圣经。圣经那时是不可以买的，要“请”。国内仅只有南京金陵学院出版社有出版。圣经没有定价，是通过宗教社团组织统一派发。唯一对外销售的也只有因为大学里中文系学习外国文学的需要。因此我又开始制造假的大学中文系“介绍信”，因此又顺利地从教堂里购得了八元钱一本的《新旧约》。
     后来开书店，也当然是因为爱书。为了书店的形象，为了显得书店底儿厚，我便把我多年来收集的孤本、善本一应奉出。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初版的《且介亭杂文末编》便是其一。后来我就又找到了《狂人日记》的重庆光明版，版本虽嫌晚些，但却是1941年的出……

1、
      西安往南六十余里有山名终南，山中有庄子名刘庄，刘庄有一老汉叫刘化贤，刘化贤和儿子刘虎相依为命，家中唯一金贵的是一头老黄牛。
      刘化贤的儿子刘虎有个毛病：爱吹！就是吹牛。这让终南山地面上民风淳朴的村民们不喜欢。吹就吹吧，一个山中农户却要吹自己祖上有过文化，甚至有过人在西安俯上做官！究其真相，无人能解，就任其四处散播。其实就刘虎自己也是很难说得清楚。不过要看刘虎他爹刘化贤那名姓“化贤”二字倒也透着些文化，那是绝非当地村民所能想到的。不过刘化贤对此从来闭口不言……
      刘老汉和儿同住一间厦房，那黄牛独处一所也是厦房。这让村民们议论纷纷：一头牛也住上了厦房，烧得（意：炫耀）！关于厦房要多说两句。人说陕西八大怪，其中就有一条“房子半边盖”，正是说这种“厦房”。用文字在此描述“厦房”的样式倒也简单——把中式老房一劈两半就是厦房了。刘老汉黄牛的厦房靠山墙而立。房后坡地原是一片杉树林子，这些年村民纷纷改建老房，用杉树条子多了，刘老汉就把多年养生的树条子砍了出卖，眼见得那林子日日衰减，杉树条子也所剩无几。
      刘化贤和儿刘虎相依为命，倒也活得平静。
   
2、

      由终南山往回里说，西安城里有叫老铁的……

      图示：某某电影明星的少时照片……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哥哥姐姐每每嚷嚷着要妈妈周末买电影票去影院，那执着，那狂热至今令我不能忘记，也让我不能理解。
      那时全国的电影院前厅里都挂着中国十大明星的照片，已经成为电影院的一种标志。依稀记得有：白杨、王心刚、于洋、白杨、秦怡、赵丹、孙道临、王丹凤……其它一时真的想不起来。
      哥哥姐姐的书包里总是能找到几张背后印着电影歌曲简谱的明星照片。由此延伸的文化产品有歌本《革命歌曲大家唱》、《电影歌曲一百首》等，但却找不到某某明星的个人歌本。
      我还没有长到见星落泪的那年龄，却看足了哥哥姐姐对待明星的痴迷！
      到我长到应该对明星该有兴趣的年龄，进入了文革时期……当然已经没有了电影可看，又何谈电影明星呢？如果硬是要挤兑卅俩个来说事的话，那该算上《小兵张嘎》里的胖翻译？《地道战》里的高老忠？不过要说绝对没有明星也不真实，单从知名度来看，样板戏里那一个个“站在高山头，振臂高呼”的“三突出”革命人物即使在世界范围计算也要顶得上是关注率最高的了，就从13亿人民齐看样板戏这一点看，谁还能说他们不是世界级明星呢？可是我们不爱看，也就谈不上“追”。
      我的年轻时光是从没有心中真正明星的时代走过的。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人的年龄是在哪个时期就该把那个时期过得充分一些，过足一些。哥哥姐姐该算是满足过追星的心思了……[点击下面链接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