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35

  在钢铁厂里,“大干快上”是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我轧钢,自谑是“轧钢驴”,克雄干铸造,连驴都算不上。其它还有“炼钢马”和“锻钢骡子”。一年前我在博里写过这个,有个80后的小逼孩儿留言“对工人阶级怎么那么不尊重,你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多么的伟大!”我想回骂“你知道工人是甚?我们就是,我们骂自己还不行吗?”后来那家工厂破产了,中国轰七轰八战机的弹仓弹簧钢从此断顿儿。工友有到街上表演耍蛇养活老婆孩子的,被蛇咬了N多次,死里逃生才养活娃,那娃就是80后……
  中国的历史不知道哪年为哪般就忽然光明灿烂起来,民族内讧也忽然烟消云散。唯一的过结儿在网上——80后的笑50,70后的笑80,50后的又指责70后,中国的是非变得很滑稽。是非曲直就这么简单。爱国不爱国也在你一句是否喊了“万岁”。那天看央视“法制节目”,一个老太太坐在警察对面,经不住威严,亲口说了句“警察叔叔我错……”不由自主,脱口而出……这算什么事儿啊。
  我和克雄一边轧钢,一边铸造,一边又躲到钢厂废墟的破工棚里交换原创文学作品。他写诗,朦胧的,我也写,给他看的少,自己觉得写朦胧不行,老实在,因此只写小说,自己觉着前20年过得复杂,干这个将来有戏。工棚旁边有个化验室,服务于炼钢车间,那也有个朋友,现在在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当教授。后来我第一个辞职,为了自由,克雄第二个辞职,为了自由,那个化验室的同学没有辞职,后来当了教授,不知道有没有自由,现在见了我总叨唠“总想写东西,但是公家人的事情太多,身不由己呀……”还有个同学是班上的坏孩子,后来打着工农兵的牌子上了水利学院,现在是南水北调工程一总工……

史海钩沉——31

  因为有过以书为命的时候,所以回忆里书就总是个话题。
  前些时,和建华喝酒,席间提及往事,尤其说书时,建华就说起那年苦于无书——并非无钱——相互了做起“治学读书互助会”的事情。
  ……那年头的读书是真正看不到前途的一件事情。一没有继续上学的可能,世上也没有大学;二是盛行“读书无用论”,以至出了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历史故事……

  这篇文章构思得蹊跷,以至写了上边这些文字,我的思路却倏忽间拐了道弯儿,不再想说建华他们那当年“治学读书互助会”的事了。建华他们为了那“看不出什么前途”的读书而几位朋友相商:一是因为焚书的年代能残留的书少,而是为了年轻时赶出点时间多看多学,大家就一人读一门学科,比如语文,比如算学。待各自读毕自己担负的科目后再坐于一起给大家传授自己的所学。因此每一个人就是一门科目的老师,每人又都是另一科目的学生,而那时他们不过是厂里的瓦工,我把这个方法起名叫“治学读书互助会”……
  我写不下去了,我因为忽然想起了那年(1973年)国内出了个张铁生,文革又被叫做了“白卷英雄”的故事……

     那年***逝世,在全国范围里完成了空前规模的对于一个人的后事料理,之后,给世人留下的是一个一时难以化解的问题——《东方红》还可以唱吗?
     那时候在工厂里为还能不能唱《东方红》引起一些混乱。一种意见是“既然人已经死了,就不可以再唱。”;一种意见则认为:可以继续唱,因为那是歌颂的意思,与死生无妨;还有的认为现在再唱那就无异于反动,就好象以后不可以再喊“毛主席万岁”一样,否则那无异于反讽。更有上纲上线的说是毛主席虽已逝世,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因此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依然有效,因此《东方红》要世世代代地唱下去,子子孙孙地唱下去。
     后来,关于毛主席万岁的喊法能否继续下去的争论慢慢失去了热度,因为那实在是一个太过现实的现实啦。中国人总算是实在了那么一小回。
     但是这个认识不很坚定。不久华国锋拿出一道御旨:你办事,我放心。
     那几年人们已经看惯了毛在老年时候偶而也写的几个字——或是新诗,或是指示——那样歪歪扭扭着,世上开始有了传说:毛主席已经老年,电影里看得见他老人家接见外宾时颤巍着身子,哆嗦着嘴唇,人们开始明白了……人们首先对毛主席那歪歪扭扭的字表示了极大的理解。再后来,那段御旨“你办事,我放心”的影印本被刊登在所有党报党刊的头版上。人民捧读那字,人民纷纷传诵那字,又开了大的会和小的会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有学者亦从那字里行间研读出了马列主义的新篇章,据说含义深刻,够学一万年,以至有了连篇累牍相关那字的宏论……
     政治家一旦浪漫实在是比浪漫还要浪漫呀。
     记载一地的历史、风俗、物产及人,是以县志、府志等完成的。也有叫地方志的。村里又有村志,最小的志大概要算是家谱了,记录的只是一个家庭,一个姓氏以内的繁衍发展历史,然家谱又是最大的志,以至要大于县志。只因一姓的发展是不受一个村子限制的,深掘开去,就突破村围,跨县跨省,以至跨出国门,走向世界。那家谱就非常之大,所谓“三百年前是一家”就是指此。只是很难有留存于世的完整。但是它是存在的……
     大范围的是说不清楚的,只说说小范围与志的相关。
     陕西关中有蓝田县,县里有国道穿越而过,国道边上又有一村,村名叫惠(音:细/xì)家斜,是属油坊街管辖。惠家斜有无修志,惠姓人自己都不知晓,我却偶见一眼……
     据说最早惠姓家规严整,每到年关召集家族大会,于祠堂祭拜祖宗。其中关键环节就是“请家谱”,有点像似佛教偶像落成后的开光仪式。由家族内在世最年长者请家谱、洗尘、上香、上供果……最后由族内识文断字的文人宣示家谱。宣示家谱是很耗时光的,少则一顿饭食过程,多则半个晌午,读一天的也有,完全看家族的历史悠久与否,还要视记录得是否负责,有无中断。中国的历史贯穿了饥荒战乱,家族的演变亦是艰难多舛。在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很难有人去想修撰家谱之事,因此就时有断续。后来就有了盛世修家谱的传统。吃穿不愁时所做之事,倒好象因了闲极。
     惠家斜的家谱是写在一个小学生的方格生字本儿上的,因此最初叫我看来似乎有些玩笑。我也仅把他当作了闲字。下面凭印象写录几段,算是有个意思——

史海钩沉——26

     宗鸣安,是个西安学者,给我讲过一个故事——笑话啦,是他在书里写的,想起数月前刚分手与北京珠市口,受他碑拓一幅,感激不尽。如今秉烛夜读其著《西安旧事》,恍惚人在眼前,于千里之外,我便要洗耳聆听了……
     ……在(西安)东关正街东北,过去有不少私人花园和别墅。如刘楚材的“洋川别墅”、宋菊坞的“宋氏花园”、景龙池的“安家花园”等等。此外还有不少庙宇,以及外国教会设立的教堂。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在这里发生了一件轰动西安的“金沙案”。那是端午节前后的事,有两个工人在“救世堂”后边挖土。忽然,他们挖出一铁箱子,打开一看,里面装的全是金沙。因为分配不均,二人扭打起来。有位卖豆芽菜的老乡路过此地,便劝解他们,还帮他们将金沙分成两个口袋,但两人还嫌不均。结果,打闹声把警察引来了。警察把金沙箱子抬回警局说要缴公。这箱金沙被没收后,不久当局就用它在东大街盖了一座“中正堂”。解放(按:1949)后,《陕西日报》社就设在里面。据事后考察,挖出金子的地方是唐太宗时礼部尚书的府邸故址,可能是因逃避“安史之乱”而埋在地下的。这件事过了很久,还有人在这一带寻找金子,骗子们也大行骗术,把城隍庙道院炼铜的铜渣子拿来,先行下埋。然后故意爬在地上寻找,忽而大声喊叫:“我找到了几块!”真还有人因此而上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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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氏此言,我熟悉十分。关于西安的地下,历来有传说纷纭。俗话说“随便踢一脚瓦渣,说不定就是个秦砖汉瓦。”……

史海钩沉——25

     在52钢厂干轧钢工的那会儿,正是我求书欲(不敢说求知)极强的一个时期,那许是因了世上没有书可看(1972-1976)的原故。文革已进行到第六个年头上,经历了破四旧、抄家、焚书等等一系列革命大洗涤后的中国,已经很难在社会上找到一本两本文革前出版的小说了。电工段有个穆斯林小伙叫小林,是和我一同从大巴山襄渝线上返城的同学。小林喜欢看书,更让人惊讶的是他总可以从我始终不知道来路的地方搞来一些我只是听说过书名的书。我就是从他那里借到了《九三年》、《三剑客》、《漂亮朋友》……
     一天小林告诉我他搞到了《红与黑》,不过又说明天早上就要归还书主。我见那本前边缺了三十多页,后边缺了不知道多少页的书,残存的书页上也尽是油渍,纸张被灰尘已染成黑色。小林就坐在一只马达上,一边端着饭盒吃饭,一边用一把榔头做镇纸压书,正看得津津有味儿。
     下班后,小林把书交给我,叮嘱明天上班前务必交回他手。
     那晚,我骑车回到家里,饭不吃,就开始阅读。尽管事先我暗给自己规定必须学快手那样一目十行,能简则简,一般的铺陈只作浏览便罢。但一进入书中境界后,我才发现我是失算了。以我读书一生不改的习惯那是要逐字逐句认真“抠读”的——这是我对自己读书习惯的总结。大概是受了小学老师传授的关注美妙描写的影响。词是记下了,书却读得很慢,习惯直到今天未变。
     我读了一个通宵,那感觉可以用磕磕绊绊、囫囵吞枣去形容。第二天眼看离上班还有半个小时,还有小十多页未看,我看过表,不得不骑车匆忙往钢厂赶,那一刻的感觉真的是头晕目眩。车子蹬得也非常吃力。眼看到了厂大门前,只见红绿灯一亮,我下意识刹了车,立刻人仰马翻,翻倒在街上……

     本月6日他在北京去世,死于肝癌。他的死对于我来说,无异于是一个历史的逝去。尽管在这个世界里,对那样一段历史有过亲历的人不在少数,但对我来说他却是唯一的,这在我是十分清楚的。因为种种的原因,这其间包括个人的遭际,包括现政的限制,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做那个历史的回忆了。
     还只在上月,我去驻京陕办小礼堂观看陕西安塞歌舞团的表演。幕间遇同是保小的62届师哥杨星星,问及董胜利,说是正住解放军301医院,患肝腹水,不能下地,未及与我们同聚同欢。我对杨哥说:我要去医院看他,因为他说过有大量的历史话题要对我说……
     我说的“大量的历史话题”是指1967年前后出现在西安的“红色恐怖队”(简‘红恐队’)以及北京的“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简‘联动’)的历史事件之前因后果。那日席间,我说起对那段历史的兴趣。董说:“你算是问对了……”又说“大概没有谁会比我更了解那段历史了。”我听了大喜,感慨真乃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立刻与他约定,合适的时候,我与他联系。董则一口允诺。回家后,接连数天,我心情难以平定。我甚至准备好了录音机,买回15盘在现在已经很难买到的采访机微型录音带。我时刻准备着应召而去。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就时不时地在肚腹里为此行采访打腹稿,拟提纲。
     与西安的“红恐队”相关的实物资料已经很难收集了。其组织创办之初的宗旨、行动纲领尚无入册,所有的是北京联动的文件。其中一篇“中发秘字003”号文件《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知》里有这么一段,实际上就是西安红恐的直接翻版。因为我们知道文革中逢历次运动到风口浪尖关键时刻,遥相呼应的全国三座城市正是北京、西安、武汉。

《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知》(内容摘要)
    中发秘字003

     中国共 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国务院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史海钩沉——22

http://24hour.blogbus.com/files/1178836629.jpg    中国的历史是要外国人去写的,这个说法我非常赞同。尽管泱泱之大之古之中国自来就有记史、传史、修史的悠悠传统,但是一部文革的正史却千呼万唤不可出台,倒是盗版而来的在外华人所写,尤其是洋人所写之传于街头巷尾,乡野荒村里不胫而走……这样的怪像已有三十年之久,现在竟然也有了民间的奇谈——历史是要后人来写的。好一个城府之谈,倒好像我们就不是后人,好象三十年,以至四十年已去的史实就不算了历史。
     一个消息传来,令人吃惊,有人去海外一些国家级图书馆,竟然发现了中国文革时期的街头传单原本,发现了红卫兵小报,发现了……而在国内,一个耄耋老人巴金穷极后半生时间专事著文,呼吁速速建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历史博物馆,且有数四十位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上提案呼吁建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历史博物馆,却消息一律泥牛入海!中国式的冷漠和面对自身的灾难历史,表现出与日本人在面对自己侵略他国的历史时的不愿承认态度其实完全一样。
     有一个洋人,一个律师叫本杰明·哈里斯(Benjamin Harris)的,现在于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开始研究和披露一些文革史实,这似乎不可思议。但是他在他的Blog里是确确实实这么做了。
     在最近的一些文章里他连续做了这样一些文字披露:“沉默的中国长城”。标题既十分鲜明地揭示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忍辱到近乎逆来顺受,大度到近乎麻木不仁的国家里曾经发生过的惊人史实——宋彬彬、刘婷婷这些如今已定居美国的当年高官子女,却到人生暮年也仍然不愿自检其罪责,以至要千方百计地推脱和躲避其历史罪责。这让人不得不联想一系列国际间发生的相似事件如:德国总理向世人下跪以谢罪纳粹当年的法西斯行经;日本老兵于耄耋之年奔走中国芦沟桥、南京、北京、沈阳各地,演说、祭奠、追思,以表真诚忏悔之意;日本右翼则在靖国神社演出闹剧,数届首相一再变换花样与其沆瀣一气。而在中国,亦一再不许影视、文艺、出版涉及文革,实行历史屏蔽,意识过滤的鸵鸟策略,以至终于演出了令今人对三十年内历史已愚昧无知到几近于零,以至有了赞美文革,歌颂“红太阳”、样板戏旧魂为娱乐所再现,认为文革“就是倡廉、反腐败的革命运动”这样悲哀的认知……

     军犬阿贝似乎乐于现状。我则不然,也许这就是我这条“转世”变异狗与原生态狗们的不同。阿贝作为一条军犬,即使她是才华四溢——这是我在第一次接触她的时候就已经深刻断定——的狗界才女。她也终将不能摆脱狗的操守。
     我是以人类所特有的情商(emotional quotient)赋予阿贝以关爱的,尽管我已经不是人,尽管现在看起来做这种付出也不合时宜。我是谁,我只不过是沦落为次生狗的一只狗魂而已呀。而眼前这只叫做阿贝的狗,却依然遵循着一条亘古亘今的犬类基因遗传规则:忠实于豢养她的主子。其实我对此该早有认识,还是在支左部队的营地里时,阿贝就因为不堪于被营长打折腿子的耻辱,又感恩于连长对她的呵护而顺从于连长。若不是后来军营里发生了两派争斗,若不是连长后来也只热衷于把阿贝当作了群众斗群众的开路先锋,那么,她是不会被黄头发和丑胖子的那几块水晶夹心水果糖所轻易利诱的。
   
     ……我就是阿贝。那晚上我见证了营长和连长的一场激烈辩论,全体解放军战士都分为两派站在他们的各自一边。那夜里的情景实在可怕!毛主席的战士一律手握钢枪,挺胸昂首而对峙。据说枪里一律实弹,这在以前绝不可能。
     营长大声宣布:“三支两军的任务是来自我们的最高统帅,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军令,是我们伟大光荣的解放军支持文化大革命左派群众的重要战略步骤。支左、支农、支工和军训、军管任务就是要旗帜鲜明地站在左派人民群众一边……
     阿贝,一只少年母狗,站在赤血造反战斗队的队部里时,蓬筚生辉,她似乎是以女兵的姿态向眼前的陌生人等展示着她的准军事风范。
     那一刻,你别提我的心思是什么滋味了。我以魂灵特有的飘渺形态飘浮在距阿贝一米开外的空中,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前忽后地仔细欣赏这只与我同族的现役军狗。
     很显然,阿贝是一只训练有素之狗,她站姿卓荦,挺胸昂首,目光前视且极富穿透之力。走动时她款款而步,轻扫丰满尾须,四脚踏地虽是有些蹑着的胆怯,那显然是因为对新环境的生疏,但她那沉稳的踏步又让人相信绝不是一般柴门之狗的所为。那时候,我竟然像是被一种无形之力所色拒。只到她开始谨慎地在队部里巡视时,我才有机会飘近她身。
     我们狗的见面礼通常从形态上表现对于性器的兴趣,这在人间往往被歪曲理解。人类据他们自称已经是进化到了一个世间较高级阶段,所以他们的会面已经完全地超凡脱俗。人甲与人乙相会,人甲发话:“最高指示——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你吃了没有?”人乙必回应道:“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刚刚吃罢呀。”而对于我们狗们的礼仪人们则是不屑一顾,不但如此,还要百般调笑我们狗。“添×呢。”“狗连蛋呢。”“下一步就要骑了。”把我们想象成人的虚伪和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