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家所在的407号楼一夜间成了全球瞩目焦点，倒是住一旁的居民没有感觉出什么不一般来。因此警察走马灯似地来回巡梭就多少有点夸张。以至北京的报纸上登出了“杨家楼道里丢满了烟头，据说是警察丢的”、“杨家门一天紧闭”这样的“绯闻”，很不八卦，很不有趣，很不具有观赏与可读性！
　　杨家的情形有点像我们小区，事情有点大：因为位于鸟巢旁边，因此一动一静都成国际新闻，北京满大街都在刷盛世和谐墙的时候没有人叽歪。可是轮到我们小区刷了一下墙，消息立刻上了欧洲报刊；事情也有点小：这里住的是城市平民，缺乏大人物，因此再嚷嚷也就芝麻大点儿的事儿，成不了气候。好比杨佳的事儿，你不就为了警察误以为你骑的是赃车，关了你几天吗，你不就是嫌警察态度不好吗，怎么也不至于杀人啊，还要杀六个？！再说了，警察也向你认了错儿，答应赔偿你钱款，你就非嫌少，嫌少了也不至于要杀人呀。没准儿警察还算是救了你呢，想想，你跑上海打工又能挣几个？
　　可是苦了杨妈，没了丈夫，现在又没有了儿子，杨妈可有啥错儿呢！
　　我们的小区现在就很有点意思了。
　　接到最新通知：由7月10日起，我们小区将全面封闭四小门——东门、南门、西门、北门，大概是要我们飞出去，韩红说“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耶喂，带我们走近人间天堂，啊……”其实也留了一个门，还不小，和汽车一块挤进挤出。问题就又来了，我去南边北辰买袜子，我得往北去找门，能找得着北吗？就好比上天安门城楼子玩儿，你得按规定绕道景山公园进故宫后门，穿过整个故宫的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子才到天安门。成本不是有点高耶……

　　美全国广播公司（NBC）采访奥运民工，我对他们谈起对采访对象付酬的事情时，对方表示“公司没有此规定，无法破例。”并且解释如果那么做的话有可能演化成“门”事件，并且，这样的“行规”在西方新闻业普遍遵循。我说这样的行动在中国怕有一定难度。对方诠释道：不排除由于采访期间工作需要所产生费用，比如与被采访对象同车出行，比如误工，比如工作餐等。我说如按后一说法在中国就较好理解了，甚至于有了变通交易的可能。
　　NBC未必理解我的意思，但凡生活在中国者，说不知其中潜规就显然弱智。最直接的拿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会来说。自上世纪末，大会堂实施开放经营以来，承办方与发布方联合策划，对邀请参会并会后在自家媒体完成报道的媒体记者一律采取先行付费“制度”。例如普通报刊文字记者一般付费少则300元/人，多则不等，视“商务谈判”水平而定，给少了，媒体不来，来了也不报，或者报道了却轻描淡写；给多的话，又显然不符合以少搏大的商业定律，发布方难以通过。。电视台记者的标准高许多，一般一家媒体出两人，摄像和助手，约定俗成为一人一千，俩人就是二千。这个数字据说后来涨到过更高。我在大会堂操办过六场发布会，最多为电视记者支付过一人两千元的高额。十年里，国家新闻出版署多次重申严厉打击“有偿新闻”，屡说屡不见效，反而越打越大。先是由明里给到后来变成暗里给，亦有上门送请柬时顺带预支“红包”形式，即使不得不在发布会现场支付的也是将钱款秘密封装在文件袋里，与新闻素材文件为伍……政策永远打不过对策……

　　面对国际间记者的采访，老葛和老张有一个听起来令人感动的观点，老王则不大发表意见。
　　葛、张说：“尽管我们日子过得可怜，但是外国记者采访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是很注意分寸的，想看我们国家笑话的记者我们绝不接受采访！”口气很坚定。对如此朴素，又很大众的说法我当然持不同看法。在中国，有一个怪异现象存在，那就是大众了的说法往往不是真理，至少是缺乏认知的，亦往往是人云亦云的政治高压下产物。你只须看那些震灾中面对记者连话都难以组织清楚的人却一律把最终一句“感谢政府感谢中央”喊得熟练，一方面，相信那是他们出自感恩的真实表达，一方面我也认为那是他们没有过过脑子的结果，至少没有把政府与人民之关联搞得清楚，也是没有把毛 主席关于公仆学学说学习好的原故。尽管许多人读红宝书读了十好几年……
　　不过，叫他们这样去想其实苛刻，他们只是劳碌一生的蚁类，没有人为他们做这个启蒙，他们甚至以为自己是这个社会的公共产物，来这个世上就是扮演唯命是从的角色一类，难怪他们从未想通过为什么活得辛苦。
　　百姓选择政府，就好象把未知命运存储在一家叫做“政府”的银行里，关键之时，拿来消费和占卜之用，比如地震时。如此一想，你还会感谢那个银行的ATM机吗？你还会感谢银行里那些华丽的玻璃大门吗？
　　同样，在中国对于境外记者有着非常广大且非常激烈的认识。认为外面的，必然是反华的，是外面的就必然居心叵测。一次陪美国全广采访鸟巢工地的一位钢筋工段长，段长听说采访，一口应允，但当得知来者是美国记者，立马拒绝，“你们拿去把我做了反面教材咋弄？要是中央台的还差不多。”国际间的国国相争，忽冷忽热已经几番来回，中国百姓却还坚守冷战一贯制，这不怪谁，因为他们被舆论有计划地教化，你没有必要自己思想。在中国，从政还是做百姓只是职业的不同，从政的在中央，在诸侯，在县令，好似国有的家长，百姓只须做孩儿挣钱养活这家，休要蹦达[参见相关]。那么百姓的政治又是什么，是只须面对镜头高喊爱国，宣誓紧紧围绕在一个人的周围。因此那句大灾之后的“感谢政府，感谢中央”就很不奇怪，因为那是面对家长的感恩，亦是面对职业政治家的感动。做百姓的若是议论国家的事情，那是越轨，那是滑稽，那是自不量力，那是自取灭亡。连百姓自己都问你“那能打粮？”。如此，钢筋工段长的“不愿做反面教材”也好理解，因为思想还停留在十年以前，这些年里中国没有政治，中国没有历史，只有挣钱……

追问什邡的官员：
　　何明俊，李成金，用你们的有生之年拷问自己，你们对得起什邡的冤魂们吗？
　　在其他任何灾区，有没有出现两山合二为一的情况？两山之间的巴蜀电站，被永远埋在60米的地下，你们还能告诉温总理，我们什邡受灾不严重？？？？难道你们还要求他们自己打60米的隧道自救？？？
　　洛水中学教学楼垮塌，仅仅是一个快班，就是56人全部遇难，难道还不严重？？
　　红白、蓥华、洛水三镇我们不用提，建筑不是全毁就是基本全毁，为什么湔底镇就倒了教学楼？反正家长们已经对教学楼的钢筋取证，你们就等着秋后算帐吧！
　　在蓥峰公司80吨液氨泄露、宏达公司硫磺车间燃烧的时候，是哪些领导在带头逃命？是哪些人用生命扑灭了毒气？
　　温总理都自己打扇，你们在这种时候出巡还要人打伞，你们的官威比总理还大？
　　强烈希望到什邡的记者们独立采访！不要宣传部陪同！
　　部队是好样的，把自己的口粮分给灾民，自己到地里挖土豆吃！
　　温总理到什邡的时候，灾民们哭着给温总理说饿，旁边的父母官们，你们作何感想？？？不要说交通不倡，总理是坐车到的，那是龙居！你们刻意带总理去的并不算严重的龙居！！！
　　胡总昨天到什邡，灾民们齐齐在路边给主席跪下请求支援，你们在旁边作何感想？？
　　还记得你们在雍城中学操场给亲戚搭建偷来的民政救灾帐篷的时候，人们是怎么骂你们的吗？这是救灾帐篷！当时八角的灾区一个生产队都分不到一顶！你们就有那本事给没遭灾的亲戚都搞来！！不管你们的钱从哪里来的，只要是你们自己掏钱买的，就算你们在这里搭个金銮殿，我们都没话说，但是，这救灾帐篷，用钱买的来吗？不要说看不见，上面有刺眼的“民政”两字！！！
　　我可以留下我的真实身份：吴斌，1973年10月12日出生，家住什邡市方亭镇中心大街西段67号，电话因为涉及到我的家人，不好留下，见谅！

    亨利把麦克精心地藏在我的衣服后面，既要考虑最佳音源，又要考虑避免衣领摩擦发出的嗦嗦声，他做这些时看起来非常仔细，直到我很不耐烦，不过我考虑到在洋人面前中国人爱讲的那个因面子而国格的说法，我便装作释然。

    访问后海，准确说是雨儿胡同和猫儿胡同，距离后海东边不远，是一个北京大爷的热情引荐，说那里最能看清楚老北京的拆掉现状……关于“拆掉”这个说法要做个澄清，在大爷眼底是要盖新房子了，新北京，新奥运，拆字当头，唯此为大，事情总是在进步，相信政府相信党。因此拆的那会儿他没有什么觉得不妥，只是感慨说“以后怕是很难再见和发小们一块玩的老地方了！”。而在亨利这个地道的欧洲老外眼底，中国的拆，则是对这个东方名城，对文化，对文物的损毁和玷污……

    我说他们都偏激了不是，北京大爷就算是糊涂了，在北京的土著里这个样儿的还不少，对北京的乡恋近乎于愚顽，却并无是非观念，政府说了的就一律是好，这个很像北京城里的工地上到处可见的一条标语“建某某精品工程，叫政府放心！”原来是做给政府看的，干什么都要为政府着想，完全忘了政府是用来叫人民批评使的，人民时不时地敲打敲打政府，国家就清明，做事就睿智，政府则要时刻倾听人民的心声。现在是反着说的——政府若是什么都听了百姓的，那么一定是一个无能政府，百姓们现在似乎也很信这个说法，不管是真信还是无奈。不过也有例外，近些年政府在北京干了几件蠢事，虽不是大碍，却也足够明证……

[先读上篇]
　　鸟巢现在是记者观察的热点。
　　奥会还未开，何为热？原来记者们纷纷前来为自己所服务的世界各地的媒体打前站。至少有三种需要：一是观察地形，熟悉环境；二是看是否遭遇战前花絮；更有谋划在先者，则是有计划地前来鸟巢捕捉能够为自己现在或者将来提供消息的线人，这些记者则多爱徘徊在现场以及鸟巢周边的居民小区里……
　　记者们可真具想象力！那些在小区里居住了18年的北京土著们也万万不曾想到自己有一天也够举足轻重，也够为上层建筑领域所吸引。
　　这些被吸引的人民要人里有一帮就是上文里我所提到的亚运会年代（1990年）遗留下来的“是非户”们，统计在案的是一百家。他们在过去的近20年里，基本是形成了一个无形的“组织”，这个“组织”叫做“追讨组织”也可以，叫做“秋菊小分队”也罢，其实他们最大众的学名在中国被叫做“维权”。不过不能随便加后缀为“组织”了，否则在中国要被轻柔地和谐一下，尽管在中国有人民可以结社的宪法，但法是法，司是司，两不搭界。
　　话说有一日，从西洋某国来一女记，亦是于鸟巢前徜徉徘徊，接后就邂逅了慧忠里小区的那一百名居民里的一小部分。他们怎么说的我们无从知晓，只是看起来沟通得不错，遂约定某一日集体约见……
　　据北京奥运会新闻宣传部门和媒体服务部门介绍，奥运新闻中心将为境外媒体“提供二十四小时‘一站式’服务。中国政府正式实施《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为境外两万六千多名注册记者及一万余名非注册记者的采访工作提供了便利。”
　　我是前一日见到这位记者的，在她的名片上我看到了并列印有该媒体与北京奥运会的标志。在与记者的谈话中，我亦隐约听得出她对北京奥运会的赞许意思，于话里也多听到的是积极参与报道奥运会进程的愿望。她很年轻，谈吐中透着积极、向上和阳光，不含杂质……
　　当我知道了她的近日活动安排时，我真的为她的工作顺利而感高兴。
　　事情发展是多么的纯洁、自然、和谐啊！
　　昨晚，我接到一个电话（在此不便透露名姓）“是不是那位女记者要和他们会面了？”我听后表示不置可否。他在那边又说：“派出所找上门来了，居委会也找上门来了……”
　　电话里说的事情引起我的警惕“为什么？”
　　“他们告诫那些‘是非’人士不要和记者对话。”
　　我想起了记者对19日奥委会新闻发布会上“关于奥运场馆搬迁有关情况的介绍”那篇发言稿曾有兴趣，我问电话那头为什么？不是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就可以吗？
　　“那是些争议人士，亚运会的遗留问题还没有解决呢，现在嘛……”对方欲言又止。停片刻，说“不多说了，别把我的饭碗砸了啊……”随后挂断了电话。
　　当晚，我从记者那里得知，那还只是她的一些计划，亦无其它任何意思，一切都属正常，我也不知道他们会对我要说些什么。
　　后来，对话泡汤了。

　　2007年1月1日，国务院477号令针对境外记者在奥运筹备期间以及进行期间的采访活动做出了“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就允许的规定。（原文如：第六条 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
　　为此与朋友打赌——此令基本没有可操作性。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大陆生活！可不是么，现在还属477号法令所说 奥运“筹备期间”呢，新闻采访的自由就已经开始发生问题了。
　　事情得由原委说起。
　　1990年在北京的北部举办了第11届亚运会，因此为京北留下了个亚运村。任何一个城市建设工程都面临居住人口搬迁问题，这也是不难理解的事情。那其间究竟发生了多少拆迁纠纷是很难为外界知晓的，而事后这些也只能化做一段不解历史，更无从细里，无从究竟。但是其间不争的事实显然存在过的，而这些事情的处理要做到彻底的公允也不太可能，所以我们也不想去过多问究……这之后在历时18年时间里，就有不断发生的因亚运拆迁遗留纠纷而集体维权的事件，有去市府静坐三天无果的；有上下奔走，四方求诉无果的；写状子、奔法院，开小会，找高层关系，使尽了伎俩，最终无望。总之，事情并未完全化解，问题和矛盾亦越积越深，以至有老死的又有儿女接班，前赴后继，穷追猛打……

　　境外一家新闻机构来奥运工地拍摄民工生活场景，我得近水之便，做友情协作，折腾了半天。最终不能顺遂……
　　自鸟巢开建六年以来，我们小区就成了民工聚集的热区。民工把我们院子边上的小商店、小饭馆、小杂货铺当作了在北京购物的唯一去处，这里的商业结构也因此开始调整。商店的货品整体上下调了价格，商品的内容亦针对了民工，增加了民工们最喜欢的话吧、熟食摊儿和劳保服装鞋帽，一切以民工需求看齐，就连小发廊也挂出了“奥运民工剃头半价”的招牌。相比之下那些“辣婆婆”啦，“八先生火锅”啦，最早还有一家皮货店子都因了或货路不对而搬家离去，或还像“辣婆婆”和“八先生”一样死守着码头，但期待的只是七年后再凑上鸟巢开张后的繁荣。可眼前的情形就冷落得了得，为此所花代价忒大！
　　商店一字排开冲着马路对过的鸟巢，穿过商店走出后门，便是我住的院子，这里现在成了晚间下工后民工的餐饮大排档。
　　美新闻机构要拍民工露天晚餐情形，选择的正是这里……

     我们时常会看到一些文章的帖子里有人如是说——
     你说的事情是你所能管得了的吗？做你的老百姓好了！
     你们这些人就会拿着鸡毛当令箭，小题大做，在你们眼里总看到我们身上的污点，你怎么就看不到我们身边的光明呢？
     ……
     这些言语者看似心底光明，实际很是阴暗。以至比阴暗更甚，因为那更是一种阴暗的高级——宁愿藏污纳垢，以至令人怀疑其有了嗜痂之癖。
     对于这些人我只善意告知，歌颂“光明”的已大有人在，揭示我们缺欠者又有几多？我们的美丽是以揭掉疮疤而美丽的，没有听说疮疤使我们看起来很美，歌颂只能是无济于事。我是新闻个体户，我又有什么必要去用自己的精力、财力、脑力去做粉饰太平呢？
     还有一种说法——
     我们习惯了我们身边的一切，我看很好，你看不惯吗？看不惯你就去美国呀，你去得了吗？
     ……

     早早就想去这个世界的某一部分“周游列国”一番。这个“周游列国”是少时的戏言，话出口时，先自就感触着一种浪漫，那浪漫仅为情怀的一种，因为涉世未深，因为理想的成分还在我很足。那情怀就很难与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相关相连。
     转眼间，我与大家就淹没在了经济改革的大潮之中。当我们折腾折腾再折腾之后，我们忽然发现的是，30年后，一些基本的道德伦理在我们已经非常生疏。寄希望于未来国民文化的提高，寄希望于大学生的比例在国人比例中的大幅度提高来改变一切的愿望却实际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而已。最后我们剩余的就只有借助法的力去管束文明，借助于市民的《文明约定手则》，借助于自上而下的新版道德经《八荣八耻条例》，甚至借助于恶煞之法的吓唬作用以管束本该是春风化雨般的人之天则。文明成为难以复归的浪迹者，文明被用来做利益的交换，成为抛来抛去的绣球……11日排队日、随地吐痰重罚金元……之后，还会出台些什么样的戏作呢？
     我知道我们的周围是发生了点什么，我亦难知我们的身边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这几乎就是我此行千里的唯一理由。我是为问而出，为问而行，正所谓天问！而在此前我荒渡半生，却只是寄希望一系列渺茫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