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一个网上最强词，胡发云狠狠地“雷”了一把中国新闻管制制度！
　　准确点讲，该是胡发云对中国现行新闻管制制度发出的严厉谴责“多年来，我们的新闻并不是需要真的反映那些有价值的新闻事实，而是完成某些部门人物下达的宣传意图。我说，这样一种新闻制度下，我们许许多多满怀对新闻事业崇敬热爱的从业人员，最后都被‘逼良为娼’。数十年来，已经毁坏了很多人。”
　　事情起因为魏巍逝世，《长江日报》派年轻记者采访作家胡发云（代表作长篇小说《如焉@sars.come》），之后发表作家言论综述《<谁是最可爱的人>跨越时空———作家、评论家追悼魏巍》。文章列举诸如肖复兴、韩石山、阿成、胡发云等人感言。其中举胡发云言论曰“魏巍用真挚的情感投入到对党、对祖国的热爱与讴歌之中，他是执著的理想主义者。”正是此无来由言语激怒了胡发云：“五十年代一批文化人的热情，理想，忠诚，献身精神，但这些都成为日后的岁月中一个苦楚荒谬的背景。它不能组接成今天报上的的那一句赞语，况且其中‘讴歌’，‘热爱’…… 一类的词儿早已从我的辞典中删除。”
　　胡发云关于“长报”记者作文而发言论的风波顿作汹涌，相信叫那些躲在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而管制这个，管制那个的官员恨到咬牙切齿。在这里我可以给大家一个预告，在我的一份无意间触及并且后来又认真去做的调查报告里，对《人民日报》以及其它非主流报刊（主要是地方晚报）的年底订阅意愿统计结果里看出——所谓主旋律报纸的读者自然订阅率不过10%，而被“要求订阅”和甚至强制性订阅的数量比例竟达70%以上；正相反，一份最最一般的地方小报（还是以晚报为主）的读者自然订阅率却往往是一座城市的80%以上，并且这样的小报绝无所谓被“要求订阅”的现象存在。究其内里，这个调查说明了什么呢？那无异是说要求的不一定是我们喜欢的，喜欢的则根本不用要求。那么为什么主旋律的东西就不能为人民喜欢呢？这就不得不回到《长报》此次“新闻门”来看究竟了。胡的言语相信是一个有着“过来人”经验的认识结果，我们也愿从他的作品《如焉@sars.come》被一些人无端禁发看出究竟谁是在说真话，又是谁在说假话。归根结底，中国的新闻正是当今环球不做真实的教科书式经典。那么这个世上又有什么假的东西会被人所喜欢呢？同样道理，又有谁愿意活在假的说话里而自欺欺人呢？……

　　曾几何时，中国人在面对记者的镜头时不再那么露怯！中国巴掌—— 一种面对镜头敢于伸出巴掌捂镜头的牛逼举止顿时成了时尚。一时间，不知道叫我们说是好呢，还是要有了隐忧……
　　说这件事情的来由还得从一件旧事提起。36年前，意大利电影艺术家米凯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在中国拍摄的纪实影片《中国》里有多组镜头出现过面对外国记者镜头的中国面孔[见图]，那些镜头里木讷的中国表情就成为后来最令国人恼火的心病，为此在一些中央魔头的煽动之下，竟然掀起了全国上下大范围的批判。也因此，倒霉的安东尼奥尼成了继“蒋光头”（那时候大陆对蒋介石的贬称）之后中国人民的又一个公敌。这个罪名直到32年后才被悄悄平反l……
　　其实真的不为什么，拿我们每一个锁国之内的人来说，能不对那些长黄毛，高个子的“畸形”人种发生兴趣么？只遗憾面对那些怪异人种，我们国人也至多敢于表现就只是些令洋人感觉新鲜的木讷。这个就不多说了，我们再说说后来改革开放以后，看看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中国大约在三十年前要改革开放了，曾经唯集体主义利益至上的国家道德观中忽如一夜春风袭，先是在一些有识之士，先锋思潮青年中，个人之价值的提升，以及有关个人与集体间关系之重新认识，其思潮犹如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从而令集体主义的崇高成为真实意义上的提高，成为富源之水，有根之木。这个时候，出现在媒体镜头里的中国人又见插曲——敢于在镜头前扮相鬼脸，显示自满自足的中国人；敢于在镜头前竖起V形肢体符号的中国人；敢于在镜头前声言正义的中国人；敢于在镜头前公然表达爱憎的中国人……中国人真的成了敢于在镜头前个性张扬的中国人……

　　一说是要对境外媒体采访解禁，我这里可就热闹了起来。在不出半年的百多天里，我接待了不下10家电视台，20家报刊记者。带着这些人我去过前门流民部落、去过大兴流民新生圈儿、去过后海的猫儿胡同、雨儿胡同、鸭儿胡同、烟带斜街，还上去过鼓楼，这还不算，又千里迢迢驱车往毛乌素沙漠去了二楼村两回……这些记者想什么的都有，挑刺儿的、造洋八卦的，有的一看就是“新闻眼”（这个是我造的词儿），他们天生就为新闻而生。有一家干脆直接声明“我们是反 共的”……
　　我管你是干什么的，一律在采访结束时补一句“我是一个老共 产党员的儿子！”心想听了这个，你爱拍不拍（电视），爱记不记（文字），请便。也只有美联社的那位女记反问过“你为这个感到自豪吗？”我说“我的答案已经完整。”女记听后，若有所思，估计也没听懂。回答她的时候，我想起了新华社发父亲逝世讣告时提到过“曾任定边县游击队”某某职务，在定边某某战役中战功卓著……我那些天正在定边的二楼村折腾，甚至还带着资本主义记者去了几回，大有要把地方政府揭个底儿透的意思，我却怎么也没把这事情和父亲多做联想！一个60年前在定边地面打江山，一个60年后在定边地面找茬子，一父一子，前后六十年还整不好一件事儿，我说“我是老共 产党员的儿子”您还不明白吗？
　　还不明白的话，一定是看王小峰的博客中毒太深——不“会”联想……

　　美全国广播公司（NBC）采访奥运民工，我对他们谈起对采访对象付酬的事情时，对方表示“公司没有此规定，无法破例。”并且解释如果那么做的话有可能演化成“门”事件，并且，这样的“行规”在西方新闻业普遍遵循。我说这样的行动在中国怕有一定难度。对方诠释道：不排除由于采访期间工作需要所产生费用，比如与被采访对象同车出行，比如误工，比如工作餐等。我说如按后一说法在中国就较好理解了，甚至于有了变通交易的可能。
　　NBC未必理解我的意思，但凡生活在中国者，说不知其中潜规就显然弱智。最直接的拿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会来说。自上世纪末，大会堂实施开放经营以来，承办方与发布方联合策划，对邀请参会并会后在自家媒体完成报道的媒体记者一律采取先行付费“制度”。例如普通报刊文字记者一般付费少则300元/人，多则不等，视“商务谈判”水平而定，给少了，媒体不来，来了也不报，或者报道了却轻描淡写；给多的话，又显然不符合以少搏大的商业定律，发布方难以通过。。电视台记者的标准高许多，一般一家媒体出两人，摄像和助手，约定俗成为一人一千，俩人就是二千。这个数字据说后来涨到过更高。我在大会堂操办过六场发布会，最多为电视记者支付过一人两千元的高额。十年里，国家新闻出版署多次重申严厉打击“有偿新闻”，屡说屡不见效，反而越打越大。先是由明里给到后来变成暗里给，亦有上门送请柬时顺带预支“红包”形式，即使不得不在发布会现场支付的也是将钱款秘密封装在文件袋里，与新闻素材文件为伍……政策永远打不过对策……

　　面对国际间记者的采访，老葛和老张有一个听起来令人感动的观点，老王则不大发表意见。
　　葛、张说：“尽管我们日子过得可怜，但是外国记者采访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是很注意分寸的，想看我们国家笑话的记者我们绝不接受采访！”口气很坚定。对如此朴素，又很大众的说法我当然持不同看法。在中国，有一个怪异现象存在，那就是大众了的说法往往不是真理，至少是缺乏认知的，亦往往是人云亦云的政治高压下产物。你只须看那些震灾中面对记者连话都难以组织清楚的人却一律把最终一句“感谢政府感谢中央”喊得熟练，一方面，相信那是他们出自感恩的真实表达，一方面我也认为那是他们没有过过脑子的结果，至少没有把政府与人民之关联搞得清楚，也是没有把毛 主席关于公仆学学说学习好的原故。尽管许多人读红宝书读了十好几年……
　　不过，叫他们这样去想其实苛刻，他们只是劳碌一生的蚁类，没有人为他们做这个启蒙，他们甚至以为自己是这个社会的公共产物，来这个世上就是扮演唯命是从的角色一类，难怪他们从未想通过为什么活得辛苦。
　　百姓选择政府，就好象把未知命运存储在一家叫做“政府”的银行里，关键之时，拿来消费和占卜之用，比如地震时。如此一想，你还会感谢那个银行的ATM机吗？你还会感谢银行里那些华丽的玻璃大门吗？
　　同样，在中国对于境外记者有着非常广大且非常激烈的认识。认为外面的，必然是反华的，是外面的就必然居心叵测。一次陪美国全广采访鸟巢工地的一位钢筋工段长，段长听说采访，一口应允，但当得知来者是美国记者，立马拒绝，“你们拿去把我做了反面教材咋弄？要是中央台的还差不多。”国际间的国国相争，忽冷忽热已经几番来回，中国百姓却还坚守冷战一贯制，这不怪谁，因为他们被舆论有计划地教化，你没有必要自己思想。在中国，从政还是做百姓只是职业的不同，从政的在中央，在诸侯，在县令，好似国有的家长，百姓只须做孩儿挣钱养活这家，休要蹦达[参见相关]。那么百姓的政治又是什么，是只须面对镜头高喊爱国，宣誓紧紧围绕在一个人的周围。因此那句大灾之后的“感谢政府，感谢中央”就很不奇怪，因为那是面对家长的感恩，亦是面对职业政治家的感动。做百姓的若是议论国家的事情，那是越轨，那是滑稽，那是自不量力，那是自取灭亡。连百姓自己都问你“那能打粮？”。如此，钢筋工段长的“不愿做反面教材”也好理解，因为思想还停留在十年以前，这些年里中国没有政治，中国没有历史，只有挣钱……

追问什邡的官员：
　　何明俊，李成金，用你们的有生之年拷问自己，你们对得起什邡的冤魂们吗？
　　在其他任何灾区，有没有出现两山合二为一的情况？两山之间的巴蜀电站，被永远埋在60米的地下，你们还能告诉温总理，我们什邡受灾不严重？？？？难道你们还要求他们自己打60米的隧道自救？？？
　　洛水中学教学楼垮塌，仅仅是一个快班，就是56人全部遇难，难道还不严重？？
　　红白、蓥华、洛水三镇我们不用提，建筑不是全毁就是基本全毁，为什么湔底镇就倒了教学楼？反正家长们已经对教学楼的钢筋取证，你们就等着秋后算帐吧！
　　在蓥峰公司80吨液氨泄露、宏达公司硫磺车间燃烧的时候，是哪些领导在带头逃命？是哪些人用生命扑灭了毒气？
　　温总理都自己打扇，你们在这种时候出巡还要人打伞，你们的官威比总理还大？
　　强烈希望到什邡的记者们独立采访！不要宣传部陪同！
　　部队是好样的，把自己的口粮分给灾民，自己到地里挖土豆吃！
　　温总理到什邡的时候，灾民们哭着给温总理说饿，旁边的父母官们，你们作何感想？？？不要说交通不倡，总理是坐车到的，那是龙居！你们刻意带总理去的并不算严重的龙居！！！
　　胡总昨天到什邡，灾民们齐齐在路边给主席跪下请求支援，你们在旁边作何感想？？
　　还记得你们在雍城中学操场给亲戚搭建偷来的民政救灾帐篷的时候，人们是怎么骂你们的吗？这是救灾帐篷！当时八角的灾区一个生产队都分不到一顶！你们就有那本事给没遭灾的亲戚都搞来！！不管你们的钱从哪里来的，只要是你们自己掏钱买的，就算你们在这里搭个金銮殿，我们都没话说，但是，这救灾帐篷，用钱买的来吗？不要说看不见，上面有刺眼的“民政”两字！！！
　　我可以留下我的真实身份：吴斌，1973年10月12日出生，家住什邡市方亭镇中心大街西段67号，电话因为涉及到我的家人，不好留下，见谅！

    亨利把麦克精心地藏在我的衣服后面，既要考虑最佳音源，又要考虑避免衣领摩擦发出的嗦嗦声，他做这些时看起来非常仔细，直到我很不耐烦，不过我考虑到在洋人面前中国人爱讲的那个因面子而国格的说法，我便装作释然。

    访问后海，准确说是雨儿胡同和猫儿胡同，距离后海东边不远，是一个北京大爷的热情引荐，说那里最能看清楚老北京的拆掉现状……关于“拆掉”这个说法要做个澄清，在大爷眼底是要盖新房子了，新北京，新奥运，拆字当头，唯此为大，事情总是在进步，相信政府相信党。因此拆的那会儿他没有什么觉得不妥，只是感慨说“以后怕是很难再见和发小们一块玩的老地方了！”。而在亨利这个地道的欧洲老外眼底，中国的拆，则是对这个东方名城，对文化，对文物的损毁和玷污……

    我说他们都偏激了不是，北京大爷就算是糊涂了，在北京的土著里这个样儿的还不少，对北京的乡恋近乎于愚顽，却并无是非观念，政府说了的就一律是好，这个很像北京城里的工地上到处可见的一条标语“建某某精品工程，叫政府放心！”原来是做给政府看的，干什么都要为政府着想，完全忘了政府是用来叫人民批评使的，人民时不时地敲打敲打政府，国家就清明，做事就睿智，政府则要时刻倾听人民的心声。现在是反着说的——政府若是什么都听了百姓的，那么一定是一个无能政府，百姓们现在似乎也很信这个说法，不管是真信还是无奈。不过也有例外，近些年政府在北京干了几件蠢事，虽不是大碍，却也足够明证……

[先读上篇]
　　鸟巢现在是记者观察的热点。
　　奥会还未开，何为热？原来记者们纷纷前来为自己所服务的世界各地的媒体打前站。至少有三种需要：一是观察地形，熟悉环境；二是看是否遭遇战前花絮；更有谋划在先者，则是有计划地前来鸟巢捕捉能够为自己现在或者将来提供消息的线人，这些记者则多爱徘徊在现场以及鸟巢周边的居民小区里……
　　记者们可真具想象力！那些在小区里居住了18年的北京土著们也万万不曾想到自己有一天也够举足轻重，也够为上层建筑领域所吸引。
　　这些被吸引的人民要人里有一帮就是上文里我所提到的亚运会年代（1990年）遗留下来的“是非户”们，统计在案的是一百家。他们在过去的近20年里，基本是形成了一个无形的“组织”，这个“组织”叫做“追讨组织”也可以，叫做“秋菊小分队”也罢，其实他们最大众的学名在中国被叫做“维权”。不过不能随便加后缀为“组织”了，否则在中国要被轻柔地和谐一下，尽管在中国有人民可以结社的宪法，但法是法，司是司，两不搭界。
　　话说有一日，从西洋某国来一女记，亦是于鸟巢前徜徉徘徊，接后就邂逅了慧忠里小区的那一百名居民里的一小部分。他们怎么说的我们无从知晓，只是看起来沟通得不错，遂约定某一日集体约见……
　　据北京奥运会新闻宣传部门和媒体服务部门介绍，奥运新闻中心将为境外媒体“提供二十四小时‘一站式’服务。中国政府正式实施《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为境外两万六千多名注册记者及一万余名非注册记者的采访工作提供了便利。”
　　我是前一日见到这位记者的，在她的名片上我看到了并列印有该媒体与北京奥运会的标志。在与记者的谈话中，我亦隐约听得出她对北京奥运会的赞许意思，于话里也多听到的是积极参与报道奥运会进程的愿望。她很年轻，谈吐中透着积极、向上和阳光，不含杂质……
　　当我知道了她的近日活动安排时，我真的为她的工作顺利而感高兴。
　　事情发展是多么的纯洁、自然、和谐啊！
　　昨晚，我接到一个电话（在此不便透露名姓）“是不是那位女记者要和他们会面了？”我听后表示不置可否。他在那边又说：“派出所找上门来了，居委会也找上门来了……”
　　电话里说的事情引起我的警惕“为什么？”
　　“他们告诫那些‘是非’人士不要和记者对话。”
　　我想起了记者对19日奥委会新闻发布会上“关于奥运场馆搬迁有关情况的介绍”那篇发言稿曾有兴趣，我问电话那头为什么？不是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就可以吗？
　　“那是些争议人士，亚运会的遗留问题还没有解决呢，现在嘛……”对方欲言又止。停片刻，说“不多说了，别把我的饭碗砸了啊……”随后挂断了电话。
　　当晚，我从记者那里得知，那还只是她的一些计划，亦无其它任何意思，一切都属正常，我也不知道他们会对我要说些什么。
　　后来，对话泡汤了。

　　2007年1月1日，国务院477号令针对境外记者在奥运筹备期间以及进行期间的采访活动做出了“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就允许的规定。（原文如：第六条 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
　　为此与朋友打赌——此令基本没有可操作性。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大陆生活！可不是么，现在还属477号法令所说 奥运“筹备期间”呢，新闻采访的自由就已经开始发生问题了。
　　事情得由原委说起。
　　1990年在北京的北部举办了第11届亚运会，因此为京北留下了个亚运村。任何一个城市建设工程都面临居住人口搬迁问题，这也是不难理解的事情。那其间究竟发生了多少拆迁纠纷是很难为外界知晓的，而事后这些也只能化做一段不解历史，更无从细里，无从究竟。但是其间不争的事实显然存在过的，而这些事情的处理要做到彻底的公允也不太可能，所以我们也不想去过多问究……这之后在历时18年时间里，就有不断发生的因亚运拆迁遗留纠纷而集体维权的事件，有去市府静坐三天无果的；有上下奔走，四方求诉无果的；写状子、奔法院，开小会，找高层关系，使尽了伎俩，最终无望。总之，事情并未完全化解，问题和矛盾亦越积越深，以至有老死的又有儿女接班，前赴后继，穷追猛打……

　　境外一家新闻机构来奥运工地拍摄民工生活场景，我得近水之便，做友情协作，折腾了半天。最终不能顺遂……
　　自鸟巢开建六年以来，我们小区就成了民工聚集的热区。民工把我们院子边上的小商店、小饭馆、小杂货铺当作了在北京购物的唯一去处，这里的商业结构也因此开始调整。商店的货品整体上下调了价格，商品的内容亦针对了民工，增加了民工们最喜欢的话吧、熟食摊儿和劳保服装鞋帽，一切以民工需求看齐，就连小发廊也挂出了“奥运民工剃头半价”的招牌。相比之下那些“辣婆婆”啦，“八先生火锅”啦，最早还有一家皮货店子都因了或货路不对而搬家离去，或还像“辣婆婆”和“八先生”一样死守着码头，但期待的只是七年后再凑上鸟巢开张后的繁荣。可眼前的情形就冷落得了得，为此所花代价忒大！
　　商店一字排开冲着马路对过的鸟巢，穿过商店走出后门，便是我住的院子，这里现在成了晚间下工后民工的餐饮大排档。
　　美新闻机构要拍民工露天晚餐情形，选择的正是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