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市区,每每乘108路电车,每每就必经王府井北段的丰富胡同。
  由街里西望,丰富胡同口上已经立起一座不低的新楼,若是没有看错,那楼的西侧紧邻就该是“丹柿小院”了。
  “丹柿小院”的名称是小院的主人所起,胡絜青为小院进门迎头的影碑上题了一个“福”字。胡絜青是老舍夫人,老舍就是这院儿的主人。2004年11月,我去过“丹柿小院”,回来后,在Blog上留下字——

  ……正房外两侧,有那两棵柿子树,赶上是十一月的深秋,叶儿落了,枝儿净了,只剩着孤冷的黑色枝杆,却又分外红,分外亮地缀着几朵熟透了的柿果。一只喜鹊总也不愿离去,落在那顶上一朵,啄开柿子吃那瓤儿,想来那会很甜……[《“丹柿小院”里的啄食者》04年文]

  后来我还去“丹柿小院”,第二年,第三年,直到今年,今年我却没有走进。
  我后来去过的几次,又总是在院子里看得见那两棵柿树,树上又总是“分外红,分外亮地缀着几朵熟透了的柿果”,喜鹊却不曾再见。我便很怀恋那院里的柿树和柿树上的柿果,以至那啄食甜瓤儿的喜鹊都曾让我纪念……

     “同性爱”与“同性恋”显然是有不同的内在因素的。但较长的时期以来,在我国一直对这些或有表征,或有倾向的人类现象存在着一概而论的结论,即“性变态”、“性倒错”,甚至被叫做了流氓……
     这个话题注定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会被中国人一直视为洪水猛兽一般的话题。这当然是与社会的思想开放程度有关,也与民主意识的普及有关,倘若放开闸门,不论是“同性爱”还是“同性恋”都会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形成他们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基础,亦会赢得人们像对待人一样的理解。但现在就只能是压抑着这样的部分人性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讲,就也是一种民主在中国尚不形成的例证。
     其实在中国一些先锋的艺术家,有的甚至是老一辈的艺术家,早早就探讨过这个问题,至少是表现过这样的人性存在,且以老艺术家第一人称的口吻,对这些人等表示过同情。老舍的短篇小说《
》就是这样的经典代表……
     有一个人舍身投入北京的太平湖,把《二马》、《老张的哲学》、《骆驼祥子》、《离婚》、《四世同堂》、《正红旗下》、《我这一辈子》、《月牙儿》、《龙须沟》、《茶馆》这些作品留在身后,他把他厮守一生的桌面上那只台历掀开到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后去了湖里……
     这个老人是老舍,中国派头的作家,再过些天的八月二十三日是他祭日,祭奠之日,八宝山公墓有为他的公开祭奠,您是青年,您就请抽出时间去参加。
     一定有许多的人是会去的,无须“村上死了人,开个追悼会以寄托活着的人的哀思”的说教,毛只是说出了现象,一个这样的国度里的人的善良的习性之一罢了。总是会为死者是死去了的而不做究竟的。人们三拜九叩,哭天喊地,著文章,发社论,写诗作画,送钱赠物,如何去做都不会有人说你过分。人们却很容易忘却这个死亡的为什么。
     湖边上聚拢了人群,交头结耳,为那湖里头一处将将发生的惨烈,有人就描摹那死的细节,并且那细节很快传到中国四处,那时候是大字报上说的,后来是人嘴里传的,再后来也有了史书的记载——因为我看这样的史说就看了一辈子,却始终不能看出究竟来,因为死亡的事情是要政治家研究决定,因此死者又是不安宁的了。于是杀他者改口说了纪念他的话,加害于他的人却又在表示着悲痛,现在把他的最后遭受生命迫害的地方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还做成了纪念馆,那也是后人所为,却又把那里只做旅游的去处,人们携了小吃食去观看,看得是他最后离开时给世人留的惊讶,看得是大名人,大文豪是怎样起居,留下一片为亲眼看名人所发出的惊叹,然后走到院落的果皮箱处,把吃残剩余的皮核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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