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弟鸣安又犯“新案”，消息传来，感佩不已！
　　一个文化自由学者，不计个人得失，包括金钱，包括时间，包括精力，常年于四处奔波，遍访乡野民间，孤街僻巷，贤人隐士，却只为“把这些（文史资料）东西遗留下来，一方面是现在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研究的资料，给我一个精神上的寄托。再过几十年，也就是给西安人，给我们其他后代人，留下一点信息、资料，让他们去和古人沟通。”
　　如此之士，原谅我寡闻，就所知，当此一人。
　　十月底，我由草原归来，途经西安尚与鸣安一面，遂月底返京，即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编辑rainfall 邀我“鸣安已后脚跟来北京……”
　　当日下午，我们去了琉璃场，见了来北京的鸣安。
　　席间用餐仓促，鸣安后就赶去了拍卖现场。据说是一域外人士百年前所留陕西见闻类文本（或是册页）。还听说是神秘传至京城，如今又上了拍卖场……我为鸣安庆幸！
　　转眼仨月过去，鸣安如愿捧得那书册，回了西安。我亦疏忽了过问“拍卖可得手？”今日鸣安来电，竟然告知我书早到手，亦研读多日。今成一小文，发来“张兄先行一睹。”实乃万幸。
　　下面转出鸣安文字，可供关心人士一睹，也算是为天下学者通风报信，大家可以又有期待啦。
　　鸣安全文如下——

     每每坐在一起，我的这些小学同学，这些父辈曾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的孩子们就要多少说说中国的事情。
     这样的孩子在北京已联系到的大约有近百，而可以常来往的就只是这十多个。都正忙，年龄正在栋梁当年。这不是么，我电话联系了两天，最终只到位六人。一个今早接通知临时出差福州；另一个电话未接，知道他正在南水北调工地前沿做技术高管；还有一个电话回过来说拍电视片正远在英伦；一个女生十分高兴赴约，却一早因差要飞武汉，她硬是强调一定会当晚飞回北京，赶上聚会。却在晚上大家聚会到高潮时，她从武汉打来一电话，道：无奈啊，我现在还被隔在武汉……
     这是我们人员集结最少的一次聚会了——六人！看起来我们如等年龄正在栋梁阶段，担负着国家事情，又把持着重要部位。当然，会有一天这些都将统统逝去，就有新的一代接上，这是规律。
     我常说：我们这一代是以人情为准则的处人处世和做管理的。到做经济时，就过分讲究缘分而迁就人事，因此平易、善良、和同情他人，直到把自己做到失败。新的一代则明白了主仆关系，你我层次，必须区别，剩下的只有人人之间的雇与佣，佣与雇……奇怪，他们却做到了成功。
     我们这些人就在现实里很易受伤。
     我们是12岁时分别于校园，那年是1966。接踵而来的满天下的批判吼声。一夜之间，我忽然知道了我们班62个同学竟然是那个城市里的62个或者更多的（扩展算入母亲）牛鬼蛇神的后代。是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狗崽子，是不可救药也无法改造的坏子女……我们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每日里聚集一气，在一间黑屋子里消沉，相互打探着你爸爸是谁，你妈妈又是谁？不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父辈跟着毛主席打下了天下，却如今一夜就都是了革命的对象！这其间经受不起的选择了自杀，坚强的却是活着，但很苟且，说是要等待历史的清白，天下的清明……

     考据历史地理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但这个考据又非我们常人所能，我的所说考据其实就是他人的考据成果，我只不过拿来享用，而这个享用，就已经知足得可以了。
     再早我拿人家的考据来看是看唐朝李、杜、白在古长安城里的家居位置，并且为此要写一篇博文《大唐长安名人居住考略》后文章夭折，留下残篇，是因为资料不够详实，虽已有如李白住现李家村邮政局附近，白居易住古今长乐坊，贾岛在长安何地做出了“推敲”名推，董仲舒陵墓位置之于长安南城墙漂移之说等等资料，但毕竟嫌少。
     西安的历史地理留于后人的是有趣且深远莫测的厚重学问，我则只在外围里徘徊，无径可入。
     后迁居北京，由西京到了北京，两个帝王之都的差异和共通却连承了中华历史的重要脉络一线，生活在其中，若是还有些考据的兴趣，那是很值得庆幸的。
     1978年前后，我每年进京探望父母。一次因事由和平里北口往中关村去，路上沙石道路，沥青路面已经剥蚀。现在看来那是北三环路了。途经电影学院，过马甸，到得现在的四通桥附近，累极，于路旁路牙子就坐。回头见一商店，窗明几亮，人影憧憧，男女一律身着藏蓝西装，扎领带，却做着我怎么也看不懂的营生。正置午餐，那些人纷纷在店邻食堂进餐，出进门间见人手一听绿色汽水样儿东西，谈笑风生……我便是那一次冒险购得了易拉罐式雪碧，也算是最早的雪碧用户了。中关村沿街多是些小鼻子小脸，自发出现的商铺，卖什么我是始终未能明白！那就是中关村出现初始情景。后来也就是由这些小铺面里的男男女女中走出了中国的IT巨人……
     中关村四围原是一片田野。一次我去位于现在中关村南街的友谊宾馆探望一对德籍外教夫妇。由木樨地出发，北行，经百万庄，至动物园左拐，遂右拐到白石桥，从那里开始再向北通中关村就属一片田野了。友谊宾馆和北京的友谊商店同样都是那些年中国唯一的涉外商业服务机构，因此神秘，而建筑于北京西郊大概也是为了以示隔离之意。而现在看友谊宾馆已经被四周海洋一样的IT业界包围，也已是北京的重要中心……

     秦人土语，多有历史渊源。
     就说对“愚蠢”行为的形容吧。一般我们在书面用词中多见有“愚”、“昧”、“蠢”、“呆”、“钝”等等。几个陕西朋友在一起调侃曰：瓜、迟、呆、昧、愚、笨、钝、蠢、傻……连缀而念为一句，极尽挖苦而淋漓尽致。却于外乡人前说起这些，得不到积极反应，甚或只作会心一笑。我就知道这里头定是出了点问题。大抵是个别词句局限了地方土话，而令外乡人听起来迷惑。细想想，也就是那头一个“瓜”字了。
     “瓜”字，何以与“傻瓜”同义作解呢？为此，我问过陕西邻省籍贯的朋友，发现至少有陕西、甘肃和四川部分地区有将“瓜”作“傻”来解的。一般例句如“瓜得很呢！”，“你是瓜子啊？”，或者干脆用一个“瓜”字。
     说道“瓜”与“傻”，其实不一定不干外省人的事儿，“傻瓜”之说便是一例，也因此足见“傻瓜”一词源自西北地域的“瓜子”。“傻瓜”在通用词典里解释很简单：傻子，糊涂而不明事理的人。
     那么西北流行的“瓜子”又源自何处呢？在我一生也并不知晓，却用了一辈子那词。有叫田心来的做过这样解释——

     读史时往往意外。
     在我自幼接受的红色教育中，逐渐培育起的对于四十年代中共在延安时的那段感情，总也存在着感同身受的亲切，这是无法回避的一种朴素，其原因也与我所接受教育的那所学校是从延安走出的“中央保小”相关。而入校学生亦多是由中共早期干部子女以及国统区地下党员、烈士子女为主组成。也因此至今，我对延安，以及在延安所发生的那一段中国历史是怀有一种极其矛盾和复杂的心理的。随年龄的增长及阅读内容的多元趋势，这种心思就愈发复杂。
     一次与中央党校教授交谈，大大地改变了我原先对于从事党史教育人士的误解。一般认为，似乎时政才是党校一类教学所需紧密配合的任务，也因此往往忽视了党史教育中历史于现实中的延续性分析和评判，但与教授们的交往，方才发现，真正学者的观念多的是以唯物辨证主义思考党，思考史的。所以听党校教授的谈话，多有似乎与现政的相悖，比如针对“八荣八耻”推广的“方法论”就为其中之最……

     “秦砖汉瓦”就是秦代的砖头汉代的瓦吗？至少，我这个自小就生长在西安的城墙圈子里的孩子就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当地人早有“踢一脚陕西的土，保不准就有个瓦渣片片叫你拣上！”的说法，而那瓦渣又都是值钱的万货（秦方言：物什之意）。再到后来就更知道了陕西的瓦渣儿值钱是因为有了历史。1973年前，秦始皇兵马俑坑还没有挖出来的时候，乡亲们由地里拣一半个土陶片片，瓦渣片片还可以到县文化馆换钱花，一块瓦渣二元三元不等。自兵马俑大白天下时起，瓦渣就换不了钱了，不是不值钱，是被专门管制了。再早1968年我在厂区挖防空洞，得一描金吉祥纹样儿瓷罐，送到碑林博物馆，奖得一只铝皮模压纪念章以示表彰，连“哥伦布”的姓名都不给记录一下……
     陕西的秦砖就是这些朴素带给我们的认识。后世的学者也往往撰文提及“秦砖汉瓦”，也多是指秦代的砖头如秦长城用砖，如汉代的瓦当。这几乎已是不言而喻的常识。然而就是这些无须思量的常识却也遭到质疑，而且质疑者非常坚定。
     事情原委如下述……

     昨天说了城里的故事，看起来是得有点历史方面的知识方可读懂，有人就提出疑惑。
     故事里提到的那五个神秘失踪的牛鬼蛇神，坦率说我至今也不知道名姓。倒是今天我可以把那故事发生的地址的大概方位告诉大家，即西安书院门仿古街顶东头一带，虽不是绝对的顺城巷，但或许按流域算也说得过去（离城墙根不过百米）。总是城内发生的事情！

     不知道今天要说的这个小东西大家是否听过，还是历史，只是时间不远，日期就不提了，只说那年春夏之交，人都自会想到……
     南城有和平门一孔，门里又有“下马陵”，为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之墓，相传墓址由汉武帝为董钦定。且汉武帝每每途经此地，必然下马以示尊重。
     大约到明时，朱元璋封其子朱某（此人尚待考据，能者请提示：发邮件给俺）为秦王驻守关中时，该朱则极力反对儒生，并且一再下令把儒学大师董仲舒之墓“下马陵”排除到城墙以外。奇迹就此发生了——任他动用万人修城达十年之久，“下马陵”却总是重新出现城圈以内视野。该朱下令重建城墙，而再修城墙却总是不能将“下马陵”拒之城外。如此反复，不得不步步退却，缩小城环，却终不果。该朱大怒，亲自上阵监督重修，非要把“下马陵”甩出在城外不可。为此还特意修了一条又宽又深的护城河，试图阻隔，结果全是枉然……

     西安人远没有钱老先生的“围在城里的人想出来,围在城外的人想进去!”那样深刻。
     西安的人只知道一个浅浅的道理“离城一丈，就是个沆（乡）里棒（乡下人）”，这个话说了几辈子，也就是说，说啥也别离了城里。那城里就犹如幸福天堂，谁也甭想驳倒这个道理。谁若是没有住在城里的经验也就没有发言权。西安人不但住在城里，而且用的、吃的还都离不开城里。
     六三年拆城墙运动那些年，整个南城拆得片瓦不剩，留下些墙土垛子，有人说是千年的肥料，要慢慢克化，物尽其用，种庄稼的时候才派发用场，也因此保留下那么一堆土疙瘩。多亏了西北王习仲勋据理力保，才开始重新恢复城墙的建设。毛主席都干啥去了呢？毛主席不是说一句顶一万句吗？既然啥事情都要毛主席发话？毛主席咋就不说顶哪怕一句的话呢？毛主席咋就不发话呢？毛主席在很多时候都不说话。这是个有没有人民利益在心中的问题，放在现在就是说带没有带三块表的事情和有没有荣辱观的性质。其实毛主席那时候正忙活着整顿彭高习的事情呢，顾得上吗？
     老百姓见城墙拆了，也只知道是革命的需要，因为无原则地保持和中央的步调一致，这个习惯是中国百姓千百年来的传统。从那以后，百姓盖房用城砖，百姓垒墙用城砖，铺路、搭圈、砌炉灶，甚至年轻人可以把城砖打孔当作了举重杠铃……

     佛家讲“六根清净”，那是说眼、耳、鼻、舌、身、意为六根。出家人是以此表达远离大千尘世烦恼，一心入佛的决心。
   
     在一个夏天的傍晚，李兰拉着李光头的手先去了理发店，给他推了一个正宗的光头…… [余华著《兄弟》第五节开首]

     余华就是借“李光头”这个耐人寻味的名称在笔底展开了小说。当然，李光头不是要出家而“剃度”的了。
     佛教里对剃度有如下讲究。有削发求度者，当念完偈语，头发被留顶髻一小部分，住持会停下戒刀，对求度者说：我已为汝削除头发，唯有顶髻。汝当谛审，决定不能忘身进道、忍苦修行者，少发犹存，仍同俗侣。放汝归家，未为晚也。故我今于大众之前问汝，汝今决志出家后，无悔退否?求度者此时可做最后决断，一但决志出家，住持才会最终以戒刀剃除全部顶髻，
     余华笔下的李光头之所以叫了“光头”，不啻可以认为是一个刻意。刻意于一个恶世里尚存的纯粹魂灵。因此书里就有了一个自然、纯真、人性充分的李光头形象。李光头就天然的可以，李光头就纯粹到对尘世一无所知，以至去用生殖器在电线杆子上上下磨蹭，与男女电线杆子发生关系也被自认为是天伦之乐而毫无淫邪之念；以至将以上述行为公然于人前尚不知羞耻……如此一个推在我们面前的李光头，却在读者心里生发出的是一个可爱到极至的，令上下两代人同样愿意同情的经典形象。这是我看《兄弟》的感触……

     今天公司要搬家，忙里偷闲讲讲轻松故事……

     红卫兵的故事大概听得都不再爱听了吧？那岂止是不爱，想必那个“兵”字在你的心目中已经是世上最最邪恶的一个兵种呢。但是说有这样的一种红卫兵，你也许听起来会饶有兴味。
     电影《啊，摇篮》里描写过的那个学校就是说的我所在那个小学。这个学校自1947年从延安出来，一部分东渡黄河去了北京，一部分南下落脚在西安南郊。去北京的同学爹妈大概是毛主席叫去“赶考”吧，留西安同学的爹妈则多是西北干部和南方长征来的干部……说起这些个我还有些心痛，我的最后一个女友前年分手时说了一句让我惊醒的话：怎么听你说事儿总像是在说一部历史！我俩就此拜拜。
     命不好，这个学校有几个别称，其一：修正主义苗圃；其二：革命的摇篮……还有的已经记不清楚。
     文化大革命，是针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场革命运动，那么又关我们什么事儿呢？不是闲嘛！闲着也是闲着，按现在了说是闲得蛋疼。我们是孩子，刚刚12岁，好动。看大人们纷纷成立战斗队，游行示威，揪斗所有单位的头头。我们就憋不住也要有点作为了……直到有一天发现街头贴的大字报上说某某某是苏联修正主义在某省的最大代言人——那人的儿子就是我的同桌同学；某某某是深藏我党内部17年的台湾特务——那特务的女儿却是我们班的班长……不一而足，数点起来我们班的54名同学竟然父母一一都是省上市上挂了名的牛鬼蛇神。名气可谓不小。按现在的说法我们学校就是明星团，按三十年代的说法可就是“美人窝儿”了…… [去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