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34】

　　朋友，尤其是找老朋友，找那些旧日老友，隔年久远之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现在不同了，去互联网上试试。我因此在不长的三五年里，重新联系到了分手少则十年，多则三十八年的老友，这很了不起不是吗？
　　陈克雄，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文革中父母遭遇迫害。文革后，我和陈在一家工厂做工，我轧钢，他铸造。大家很平常地过生活。
　　……………………………………
　　这里加了一大段省略标点，是在我写这些的时候，忽然意识到我已经说克雄说得够多，以我对他的了解，已构成大忌。这些经历了文革的人们，在之后的年月里大多低调，他们分别又潜心各自心灵世界的后院，只做自己愿意做的，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社会对于人性杀戮的结果。克雄参与了我在西安创办的那家地下刊物《视野》，一个兰州的女孩子给我建议在《视野》的封面上拓上一只木刻标记——在一只洞开的窗户里，探出着代表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的人头。后来我是用自行车内胎剪出了那画，又粘结在木块上，做成了那只“雕版木刻”。
　　克雄有诗登那刊上，朦胧诗，一种自我心灵感受的意识之流……我那时做小说，写伤痕，这样实了些，不过在我，秉性如此。后来我们就分出了思想的境界不同，行艺的风格差异。直到1981年，由克雄等人发起并参与在西安基督教青年会举办首届“现代艺术展”始，克雄便走上了自由艺术家的道路，直到今天。
　　今天我和克雄在网端重新接头，回首往昔二十余年未面，感慨十分！
　　《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举办于1981年2月。展出18天，看展人数达6万余人次。美国一位女艺术评论家看过展览后，撰文称此展：是当前中国最前卫；最具抽象意味的一次成功展示。另在中国内部刊物《大参考》（1981年5月25日第18628期），转载了一篇美报文章《在中国的抽象艺术……》[作者：琼·莱博尔德·科恩/艺术史学家/摄影师]。文中重点提到“西安第一届现代艺术展，上月在西安开幕。西安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中国的传统首都。这个由二十位年轻人——其中有八名是在西安的陕西美术学院学习美术的学生——组成的小组，展出了在中国所展出过的最具抽象的美术作品……”。重温那段历史，发起自中国西部城市的那一场美术革新运动，与后来云起全国的八九现代美术大潮不能不说是密切关联的一件事情，谁先谁后，有待考证。只遗憾的是：当时那种趋之若骛的观赏艺术的景象，在如今已是罕见！
　　我主动要求克雄把他在2007年撰写的《关于1981年<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的回忆文字交由我发，克雄欣然应允。[看全文]

　　隔着餐桌，对面是李晶，她正侃侃而谈，是关于悲悲的事情……
　　这是一些住在北京并且一直关心着悲悲的人。其中有白医生，有玉姑娘，还有随玉赶来的热爱动物之人。只可惜的是，我们只能通过李晶的转述来在各自心中猜度着各自幻象里的悲悲，好象听报告，又在各想各的心事。
　　西安的动物爱心人士之作为可了不得。在我们印象中，北京这样的巨型城市里已经把动物爱心活动借助于商业模式，形成一个个科学组织，从而各行其事。而在西安，却运动着人于狗与猫以及其它生灵命运的互动和扶助机制，把各种相关活动搞到家喻户晓，生动十分！
　　李晶打开笔记本，我们看到了下面的图片：2006年，为配合总部设在香港的亚洲动物基金在广州举行伴侣动物研讨会，蒋宏在西安街头参与宣传活动的现场。我是第一次看到蒋宏的照片，此前我竟误以为她是位男士。照片上的蒋宏正“以身许国”，一位白领，却把自己“装”在了狗笼子里，身着宣传衣物，扮演了令人震撼的一幕……

【史海钩沉—33】、

　　年前，得杨×赠书《往事》一册，杨×系杨虎城之孙。
　　2006年，杨×抱着些物件找我，我见那是些镜框里镶的，影册里夹的，大到8K，小又仅2寸不过的数百帧历史旧照。我知道她正在加速整理父亲杨拯民（杨虎城之子）的回忆录，因此允诺愿做犬马之劳，即一一整理，并扫描为电子文件。半宿下来，二百余幅，我是边做着边看着，就把我知的与不知的历史情境统统读过。其它的我帮不上忙了，就静等《往事》的出版那天……
　　当日，我在博客里记下一笔，记叙下些微感触。那天该是2006年2月1日，距离今天恰恰两年。那篇博文是以《未曾公开过的杨虎城照片》篇名刊出。但时隔一天，甚或只是半天（已难记清），我就撤下了那篇文字，搞得网上引擎有其篇名，却无其内容。有人亦问“是有问题吗？”那时候“河蟹”的事情尚未嚣张，便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其实文字就隐藏在Blogbus的草稿箱里，未作“显示”，我是想我该在《往事》出版之时再公布这些照片才是。
　　现在，2006年2月1日的那一篇《未曾公开过的杨虎城照片》可以公开了。可以点此去看
　　《往事》则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字数25万，印数5000。书是印得少了些，杨说：还都多是送出。
　　《往事》篇幅浩瀚，亦为杨虎城直系亲属所著，足以想见其对历史的考据价值非常。粗略一查，网上竟然鲜有介绍。可见杨家后人十分低调。
　　我读《往事》，先就读了与“西安事变”相关篇章，大获收益。这里仅此举凡事变里不曾公开之事，其中数点精要值得关注……

      出发前所拍（5：57时）。
      今天我将借助一段未修成的草原高速公路，直接越过下面一段人烟稀少区，目标超长：85公里。这是尝试，按理论至今我所创自己最高记录是165华里/日，而途经多是起伏不定的丘陵坡路。指望高速的坡度会小，因此期望比往常超行20公里。这也是因为天气越来越冷的原因，我必须尽早进入宁夏，后而转入陕北……
      图片里有星，愿它喻我吉星高照！



↘ 下面是我这两天旅居之地“框框井”隔窗就见公路上的车辆。

      昨天一天网络不畅，今天出行预告有雨，只得仓促赶路，遇同学和网友们纷纷电话、短信询问为何杳无音信。趁雨将下来赶进一小饭庄艰难地爬上网来给大家回话。
      刚才刚打了几个字，又上了一幅图，遇猫上来捣乱，四爪齐动，竟然打出一个“56”（标题）又触动了Enter键而且由猫“提交成功”。这个珍贵场面不知道有没有人偶然看到。现在我已纠正。
      昨天下午路过高头窑，碰到了猪瘟疫“蓝耳疫病发病区”重点地带，多日来在北京所闻猪瘟疫事件被我亲历证实，详细情况后叙。
      昨天邂逅一北京老乡，网名“过马路”属骑摩族。相处半天，又一夜。感佩其出来俩月，遍游东北国境线，如今又来了内蒙古，据说还要去甘肃、青海，最后去四川，再回北京。我与“过马路”同游“秦驰道”（秦直道）。今日晨分手，相约北京再见。
      我现在在吃烩菜（非北京所见的一种好菜），饭罢即上路往杭锦旗，晚上见……

【史海钩沉——26】

     宗鸣安，是个西安学者，给我讲过一个故事——笑话啦，是他在书里写的，想起数月前刚分手与北京珠市口，受他碑拓一幅，感激不尽。如今秉烛夜读其著《西安旧事》，恍惚人在眼前，于千里之外，我便要洗耳聆听了……
     ……在（西安）东关正街东北，过去有不少私人花园和别墅。如刘楚材的“洋川别墅”、宋菊坞的“宋氏花园”、景龙池的“安家花园”等等。此外还有不少庙宇，以及外国教会设立的教堂。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在这里发生了一件轰动西安的“金沙案”。那是端午节前后的事，有两个工人在“救世堂”后边挖土。忽然，他们挖出一铁箱子，打开一看，里面装的全是金沙。因为分配不均，二人扭打起来。有位卖豆芽菜的老乡路过此地，便劝解他们，还帮他们将金沙分成两个口袋，但两人还嫌不均。结果，打闹声把警察引来了。警察把金沙箱子抬回警局说要缴公。这箱金沙被没收后，不久当局就用它在东大街盖了一座“中正堂”。解放（按：1949）后，《陕西日报》社就设在里面。据事后考察，挖出金子的地方是唐太宗时礼部尚书的府邸故址，可能是因逃避“安史之乱”而埋在地下的。这件事过了很久，还有人在这一带寻找金子，骗子们也大行骗术，把城隍庙道院炼铜的铜渣子拿来，先行下埋。然后故意爬在地上寻找，忽而大声喊叫：“我找到了几块！”真还有人因此而上当的。



     宗氏此言，我熟悉十分。关于西安的地下，历来有传说纷纭。俗话说“随便踢一脚瓦渣，说不定就是个秦砖汉瓦。”……

     丁亥年清明，写祭祀相关事情是合适的，就选公墓杂事说说吧。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公墓所在，我这里所说公墓是排除现在众多的商业公墓而言。
     我居住时间最久的两座城市分别是西安和北京。后来就知道北京有墓叫“八宝山”，亦有“万安”两墓最是知名。五十年代，市长吴晗受命选墓就选定了八宝山。那么八宝山有宝吗？正是，此地因了盛产红土、耐火土、青灰、黄桨、白土、马牙石、沙石和板石等八种矿物质，故名“八宝”。吴晗是受周恩来之命来此选地的。为此还大举迁走了这里旧有的“太监庙”，计房屋百十来间。据史料记载，这里的祠庙原是明朝永乐初年，由皇帝亲赐而建。名叫“褒忠护国祠”，是奉养太监所用。
     就在褒忠护国祠在北京建立之时的明朝同期，由北京西去千里以外有叫长安之城，城外东南亦有该城的墓地名叫“三兆”。三兆的形成时间却远久于北京的八宝山（秦武公11年即公元686年始成）。而八宝山是在又过四百年后的1949年才被定为城市公墓。两城同为中国帝王之都，一前一后，长安的的三兆墓葬公共事业却悠久了许多。西安人活着住的是皇城遗址，死后葬得依然是千年古墓区，这在中国的城市里算是稀罕。
     八宝山建设之初就含有政治色彩，如冠以“革命公墓”。凡建国后政治、军事、文化界要人多葬于此。也有例外，如颇具争议的中共异己高岗就被周恩来亲点葬于万安公墓，而高岗一生战功显赫，为开国元勋。到死葬于万安却连石碑上名姓都不得铭刻，成为真正的“无字之碑”。足见权力者肚量狭小……

     一个人，可以在三个以上的城市生活过，但是最根本的认识只会留在两个城市里。
     算起来现行的人生寿命基本平均到70寿终，去一个城市居住10到20年，加起来就是40年上下。人生若是排除了20岁前的幼稚时期，再排除掉60岁以后的衰老期——那个时候是一般不再会有进取、有吸收，更不谈有成长的时候。人生这40年就很是金贵，是吸收着的年龄，是进取着的年龄，也是大悲大喜，大起大落，大退大上，大破大立的年龄。人所能做的一切成就之事，大凡是在这个时候完成。
     我先是住长安，一住40余年，是父母之命，由不得我。学问的启蒙，人事的见长，好坏的知晓，爱憎的滋生亦都在这个时候生发，生成，长大。到那后半生时，我以自己的认识决定了自己的趋向，我去北京发展，接着就是我走过的后十多年历程。没有完，还在走。不是还有十年才到六十么？
     记得十四年前来北京的时候，我在西直门外国家医药管理局西侧的巷子里找了家打印社，我告诉他们我要做份简历。事实是他们宰我一刀，我打印了两张文本，又以此为母本，接续复印十套，即20张纸，他们收我五十元。我认了，我知道这里物价高，我亦知道这些是小商贩的做事技巧……

     有人说“西安吃食忒糙”，这个人就一定是不会美食了。
     大凡人间美食多是有自民间，自下层，甚至于自苦力。比如北京的卤煮，比如兰州的拉面，陕西的羊肉泡亦是。因为不在南方，不好多想，那里大概亦然，这该是规律。
     民间的吃食往往著名在味气和制作过程的独特，那后面又总会隐藏着一个故事，一只传说，甚至是一段神话，也有因其它著名的。
     长安市上有叫“镜糕”的，是我见到的民间吃食里最为袖珍的了，而这袖珍，就大概是那另外一种著名了。
     最初有外乡人去西安，见街头游走小贩操作一套酷似玩具的家什，做出着用牙签儿就可以操起来进食的饼糕，就说十分惊奇。我说那是“镜糕”绝无怀疑了。西安食具，大如盆，可容海量，像泡馍之碗，哪里能会是玩具样儿呢？而小如杯口的东西也只有“镜糕”。
     卖镜糕者像哑巴，没有声唤，至少我没有听见过。不像卖甑糕，卖先卖出声音来，一个拖到极长的“甑”字，最后做干净收尾——“糕！”，极富音律效果。其实长安人念“甑”为“镜”音，因此“镜糕”与“甑糕”听起来没有区分。但若卖甑糕时才有巨大声张。卖镜糕者则只沉默，好似深沉。
     卖镜糕者操作的是一套像女人粉饼样大小的笼具，高若一指。笼里有屉，过去的屉是竹制，现在则用铁片儿。一套数十只小笼叠起成为一套。镜糕的用料是糯米，先是研磨成细粉，填充小笼，用板子压实在，一摞套起后上锅气蒸。小笼最顶一只有盖儿，盖似钟钮，是唯一穆斯林风格所在。蒸镜糕时间极短，真是了眨眼工夫，那钟钮就做哨音而响，孩子们大抵是寻着那哨音来的，卖镜糕的推车前就人声闹起。大人则不去，大概是为了害羞。袖珍的，小气的吃食总也不能和男人联系。镜糕就像凉皮子为女人所喜一样成为孩子们的专宠，大人对镜糕是极少光顾的……

     东汉建安七子王粲诗曰“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七哀诗》]；唐李白亦有《灞陵行送别》赋曰：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我向秦人问路岐/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古道连绵走西京/紫阙落日浮云生/正当今夕断肠处/骊歌愁绝不忍听。
     诗书里凡说及灞桥、灞水、灞柳多要与友人别离相关。出长安东去往灞桥，沿路柳色青新，唐人惯以折柳相送为伤别离愁的标志，大概是这个原因才酿成了“灞”字的“离意”。
     位于长安东南三十多里西汉王朝孝文皇帝刘恒陵寝的“灞陵”，亦被渲染上离别之情的浓重一笔。王粲诗说之“南登灞陵岸”即指此地。说明白点，这里就是陈忠实书里所说“白鹿原”。
     如今这里被现代人用作了公墓，成为与亲友永世别离的阴阳之界，伤，与离，与别的概念就更成这里的永恒。这里的农民也多做墓葬事业。
     与秦陵、乾陵、昭陵相比，孝文帝刘恒的陵寝灞陵确是有点寒酸，农民亦不能依赖帝王做后世生计。灞陵老区（公墓）的接待人员——当地的村民业务员——多少带些自豪地对我说“孝文帝死后，尸首就停在那山坡上的亭亭里，后夜里尸首不翼而飞。传说是‘天葬’了……”，他遥指西面公墓依山处，“那就是灞陵，”言辞间闪烁些遗憾。但当地的农民毕竟还是找到了不似秦始皇陵旅游事业一样的谋生道路——开办商业公墓……